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quoting nevent1q…auuq传统的革命，是通过流血推翻旧政权和磕磕绊绊建立新秩序完成的。
半吊子式的革命，例如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城市对农村的“吸血”，农村人口空洞化，“村子的消亡”，和农民因进城打工收入大增生活水准改善来完成的。
现代的革命呢？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却“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应在全球战略规划的框架下，在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下，在源源不断的来自产业链阵营的资金支持下，以内外合力，政治投资+经济投资的方式完成。
政治是一种服务，政治家是服务人员，秩序是一种商品，政府是生产秩序的“工厂”。政治人物在国家治理、参政议政方面的表现，应当象医生为病人服务、律师为客户服务一样保持专业水准。同理，政府在向社会供应秩序时，也应保持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准的品质，且接受全球同行的监督和评估。
这才是文明演化至今，民主体制日渐成熟，繁荣模式终于觉醒时，这个世界应当确立的规则。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里的每个链环，投身财富创造事业的每位打工人，每位企业家在纳税之后理应有权享受的待遇。
我们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要政治从业者们提供出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配套的，也对得起纳税人们缴交的费用的高品质服务。
你要收五星级酒店的价钱，就得给我们提供五星级的装修、五星级的服务。
你想让你宣传推广的地区成为旅游胜地，你就得让来玩的游客看到足够美丽的风景，获得足够稳妥的安全保障。
这道理难道不是显而易见，难道说不通吗？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背后的逻辑。
是作为一个准备用自己的成功创造新的服务模式，设立新的行业标准的潜在供应商，新欧洲创业团队，准备遵循的逻辑。
也许会有人问，你设想得似乎挺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会给你下订单？
但产业链阵营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全球产业链诸国的投资人因无法承受伤害链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必须进行的重整，必须设立的阵营屏障，已为我们提供了市场，提供了待满足的需求。
欧美列国显然必须保护本土生产者，保护本土消费者，必须设立阵营屏障，不能任伤害链国家的产品、人员长驱直入。
自由迁徙，商品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只应发生在可信任的伙伴国家之间。
但谁才是可信任的伙伴？
用什么标准来确认谁是可信任的伙伴，哪些国家是可以获得准入，并因此享有阵营红利的国家？
社科界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象国家信用评级一样，社科界必须有客观中立、信誉卓著的机构，在首次评估后，据现实状况持续跟进并调整数值，以满足各国政界商界的需求。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可以通过包括人均寿命、医疗保障在内的信息判定。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于“法人”居住，难道不能通过言论自由的受保障程度、法治的独立性、企业平均寿命、政治制度约束“人祸风险”的效率来判定？
既有的商业机构，早已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利益相关方，它们显然难以承担这方面的重任。
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共国的子公司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是否能象在欧美环境中一样坚持原则？恒大清算人已经在起诉普华永道，答案想必会在法庭上揭晓。
但不论案子的结果如何，指望既有的商业机构把对政治风险的客观评估当成新业务来发展，并成功建立和长期保持公信力，并不实际。
现实的做法是成立新的机构，要靠建立公信力吃饭，必须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机构。
而这样的机构要招募的人才，则是各国因政党轮替、任期短暂大量“下岗再就业”的退休政要、坚持新闻理想并拥有查核事实能力的记者、有意研究敏感课题却频繁遭受干扰的社科专家。
政治风险的评估，和与之相应的分析、管控和规划，这将是一个新兴行业，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会拥有许多现成的资源。
因为人们需要它。
市场需要它，潜在的从业人员也需要它。
对个人身体的科学治疗，依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经催生出产值以万亿计的医疗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社会的治疗，对国家的治疗呢？
我们难道能一代又一代的忍受“医国”这件事被交给各路赤脚医生、蒙古大夫？
民主制度能让国家的命运由选民决定。
但它能否保证政客们向选民提供的选项足够靠谱？能否减少选民们被迫在劣质选项中不断试错的概率？
从产业链逻辑的思路出发，政治家，从事的是服务业。在现代不断涌现的服务业分支中，它算得上是新兴产业，它有待发展，它有待成熟，它的行业标准有待建立，它的从业人员保障有待完善。
但它已经有了渴求它的市场，它已经有了无限希望，有了广阔的未来。
人类社会，我们的文明，是时候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
是时候让激发了物质领域的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那些行为模式，那些成功经验，被应用到精神领域了。
地球村不能也不该永远是幼儿园。
美国模式，繁荣模式，需要通过产业链逻辑最擅长的方式成熟起来，传承开去。 nevent1q…ccj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