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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瑞德里希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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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08 17:11:13

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历史规律。 ...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历史规律。
现在,又到了“合久必分”的时候了。
从中国社会的合作能力上限,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些国家治理团队的能力上限看,每一次的“合久必分”,都卡在社会人口规模超出能力上限的时间点上,都有其必然性。
每一次的“分久必合”,则都有地方政权壮大起来, 政权的治理能力重新与社会规模匹配的原因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仍然保持一体。
但从能力与规模的匹配度看,从中共国社会大众当前的合作能力、有可能接手沦陷区社会治理的各派势力的治理能力,和人们想要保持的社会规模看,这并不现实。
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有安定和平的发展环境,你最好尊重“能力与规模需要匹配”的现实规律。
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分久必合”,能再次以“大国”的形式存在,你最好把希望放在“合久必分”这个历史阶段之后,而不是把精力投放到阻止“合久必分”的发生上。
如果中华沦陷区未来要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同时又保持民主化,保持政治现代化程度,你该期待的并不是由某个最大限度继承了中共残存政治资源的势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制住台湾、西藏、维吾尔人的独立心愿,使大家都“不敢动”的局面。
你该期待的是每个地区都能高度自治,内政都象美国的各州一样不受中央政权过多的侵扰,然后,在保有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合,实现政治上的“分久必合”。
这需要什么?
需要沦陷区各部的合作能力都增强到足以支撑更大规模合作的程度。
你想要多大的国家,你就需要有多强的合作能力。
如果你是一名“统派”,如果你心心念念就是“祖国的统一”,你真正应该投注精力去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不是去反对独派,不是去帮中共说话,维护中共现在搞的那种“大一统”。
而是致力于提高你期望看到的大国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或者更直接,致力于提高你自己的合作能力,提高你团结他人,与诉求各异、利益各异的诸派诸党达成合作的能力。
你想要建设多大规模的现代国家,就需要发展出多强的合作能力,锻炼出多高的治理能力。
不论你想象中的未来中国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你都需要理解,能力与规模的匹配是多么关键。
而当你真正明白能力与规模的匹配是多么关键时,你才会理解,为什么在能力不足时“合久必分”是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
而且是未来数十年间,任何关心中华沦陷区发展前景的人都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都需要投注精力于其中的历史阶段。
因为如果你希望未来的中国仍是个“大国”,你希望在“合久必分”之后,能再次出现“分久必合”,你就需要竭力促成社会大众合作能力的提升——指向最终与超大国家人口规模匹配的提升。
而且,你需要在“合久必分”后,在“分久必合”前,尽你的全部努力,让分治的各地区之间不要结下过深的仇怨,让分治的各地区之间能和平相处。
如果你是个“统派”,这就是你该做的。
不是对独派“留岛不留人”,不是指责独派“搞分裂”,而是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通过自己合作能力的提升和鼓励别人在合作能力上的提升,让能力追上规模,让“统”成为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实政治里,我们知道有一种国家,叫“英联邦国家”。
这个概念之所以能涉过时间长河,在大英帝国成为历史后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的存在并未对名义上尊英国国王为元首的各国内政构成干扰。
我们都知道,英国,并不会,也不能象中共中央对待地方政府一样对待任何一个英联邦国家。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远不象中共中央那样“无远弗届”,联邦与各州,各州政府与各市镇政府,各有权责,边界分明。
如果你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象美国一样运转,你需要做的,就是追赶美国和英国的脚步。
你需要构建的,统派们与独派们的关系,就是至少要如同英国与英联邦诸国,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那样,有边界感,彼此尊重的关系。
是一种和今天中共的“大一统”宣传叙事截然不同的关系,一种不再把对方的“不听话”当成犯上作乱,不再随时要把对方当场打死的关系。
我是一名独派,我支持上海独立,支持香港独立,我致力于推广“新欧洲方案”,希望未来的沦陷区,在“合久必分”之后能不陷入战乱纷争。
但我从来不把期盼未来中国民主化的“统派”们视为敌人。
因为在我看来,现实会让他们为了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只能尊重独派的追求,甚至为了追求他们想要的既民主又统一,只能走上帮助独派,让各地独派尽快提高合作能力的道路。
他们改变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改变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规模必须匹配的客观规律,所以他们只能从“提高能力”这个于个人于政党于社会都极具建设性的方向着手,去追求他们想要的规模。
以及,也只能用维护各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来为他们理想中的民主统一未来图景准备条件。
当中国人还无法想象在夫妻父子之间能真的无话不谈,不再彼此伤害,不再用道德绑架、经济胁迫、情感勒索等手段连结彼此时,你是无法想象他们能在公共议题上实现长期的、大规模的高质量合作的。
现实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是道理一知半解技法半生不熟的人群难以掌握的艺术。
能力不足,你就得牺牲规模。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你从国家的维持是一种另类的社会合作这个角度出发去看现实,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合作的质量和规模,是受到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限制的。
当人口持续增长,社会规模超出君臣上下合作能力极限,合作者们就只能在牺牲合作质量和放弃过大的合作规模中二选一。
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选择的是牺牲质量。
于是政治黑暗,官员贪腐,民不聊生。
牺牲质量能拖延时间,但最终国家仍然必须缩减自身的规模。要么通过天灾人祸大量丧失人口,要么通过分裂割据,让各局部的人口规模与社会合作能力重新匹配。
但不要仅站在统治者立场。
从民众的利益立场出发,在规模和质量之间,如果社会合作能力确实难以在短期内提升,你愿意牺牲什么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牺牲规模,如果我们尝试走上一条不惜缩小合作规模也要提升合作质量的道路,如果我们只建立足够小的国家,只和志同道合者进行政治层面的社会合作,而不去勉强维持一个“大国”的表象,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会建设出怎样的国家,选择这种国家的公民,会得到怎样的生活呢?
我参加过香港“反送中”。我亲眼看到过拥有相当成熟政治理念也拥有相当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当强的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面对中央政权霸凌,无法保持高度自治时,是多么无奈。我知道英勇的抗争者们是多么擅长合作,但战斗是那么的艰难。
我支持香港独立。
这并不是一个纯粹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
这是个感性的选择。是我在看到香港人被强迫接受中共中央政权对其内政的无理干涉后,看到不该被强暴被霸凌的人们在竭力抗争后仍被压制时,自然而然的反应。
青春为祭。
黄之锋锒铛入狱,罗冠聪、周庭远渡重洋。
倾城而战。
一百万人上街,两百万零一人上街。
可是只要中国还是个大国,只要中央政权仍认定香港人的自治、台湾人的自主、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人渴望的民族自决是“悖逆”,想要亲手建设出本族本地高质量生活的人们,想要不受中央政权干扰,“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们,就不会有自行其是的自由。
在合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既保持合作规模,也保证合作质量。
这是个“不可能三角”。
而不牺牲规模,就只能牺牲质量。
就只能满足于低质量的社会合作,低质量的国家建构,低质量的国家治理和个人发展条件。
即使作为个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地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城市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打造质量更高的合作关系,凭双手挣出品质更高的生活水准,你也只能为了“他们”想要的规模,牺牲你明明触手可及的质量。
这有意义么?
永生永世纠缠在一起,象一篓螃蟹那样互扯后腿,让谁都无法逃生,有意思么?
为什么不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呢?
为什么不能你别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呢?
我支持香港独立。
并不是因为我恨那个曾经也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大一统中国”,而是因为在以现实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合作议题上,我宁愿选择质量,不惜牺牲规模。
因为我最终意识到,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尽早进入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他们才能尽快在合作中学会合作,才能较快速的提高合作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既保持质量又保持规模的社会合作的人口基础。
在最开始支持香港独立时,我是感性的。
但到支持上海独立时,到支持维吾尔人、藏族人、蒙古族人和其他所有地区独派的时候,我已经是理性的。
理性告诉我,这条道路,选择放弃规模,优先追求合作质量的道路,才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能通过提高合作者们的合作能力,最终让所有人都获得高质量生活,在政治层面达成高质量社会合作的路。
这也是一条希望看到沦陷区亿万民众能过上质量可以接受的生活的人,都该理解和尊重的路。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追求社会合作的规模。我相当清楚社会合作的规模越大,包含的元素越多,可调动的资源越充足,能激发出的创造性就会越强。
但为了规模而牺牲质量,这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习惯了低质量合作的人口,会在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低质量合作中迎来合作能力的持续滑坡。
他们会丧失维持既有合作规模的能力。
当家族繁衍人口增长,当能力与规模不再匹配,他们会感受到进一步降低合作质量的压力。
直到合作质量低无可低,直到无法维持最小规模的友好合作,直到在仅有两个人的合作团队里,在恋爱中的男女之间,也难以顺畅沟通,难以达成互信。
直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最糟糕的合作者。
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 nevent1q…hh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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