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
quoting nevent1q…9p8g当一个国家张开双臂接纳移民的时候，她拥抱的并不只是移民的肉体。
她接纳的还有移民们的行为模式。
所以如果移民们的行为模式和这个国家原本的行为模式并不相同，如果移民们没有入乡随俗而是坚持了原本的行为模式，如果移民们的行为模式在这个国家逐渐取代了原住民的传统，这个国家就会被改变。
如果每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正在发生，如果令人类发展出今日之文明的行为模式被悄然改变且无法重建，人类就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文明的危机。
而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坐以待毙。
在我看来，传承文明的责任是必须落实于家庭内部的。因为只有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初和最直接的影响，家庭，是传承特定行为模式的关键。
当我把文明视为人类在促成自愿合作、构建自愿合作关系上的巅峰之作时，我就发现，家庭，只有被文明之光彻底照透的家庭，只有能在孩子面前持续展示自愿合作关系，能持续演示保持自愿合作关系所需的沟通技巧，能训导孩子学习构建和维持自愿合作关系所需的一切方法的家庭，才能在社会层面支撑起文明的大厦。
文明是一种家学渊源。
在社会成员自愿合作的能力方面普遍更强的国家里，你其实能轻易发现，他们有更和睦的家庭，在他们的家庭观念里，人们会更重视与配偶的沟通，成年人也会更倾向与孩子“有商有量”，而不是一味要求孩子“听话”。
在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你会发现家庭的不同。
既是家庭结构的不同，也是家庭构建方式的不同，和家庭维持方式的不同。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从何而来？
从家庭中来，在家庭中养成。
因为国家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普通人都是从普通的家庭里走出来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的家庭，回想一下你是从怎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回想一下你在家庭里学会的是哪些行为模式，怎样的合作模式。
你更应该探究一下那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典型小粉红和典型反贼，分别成长于怎样的家庭氛围。
你其实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你最佩服的“成功人士”和你最鄙视的loser分别出自怎样的家庭。
然后我想你该懂了。
你该懂了一个国家是怎样把国民中的大部分都培养成“失败者”的。
你该懂了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在怎样的家庭氛围里，国家、社会、民族会收获一代又一代的“合作低能儿”。
如果文明之光不能照透家庭，如果家庭仍是一座座强迫合作的黑暗堡垒，如果在家庭内部，睁大眼睛看着父母如何相处的孩子，要从父母的相处模式中学会未来自己该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孩子，学到的都是胁迫、欺骗的手段，是肢体暴力和言语暴力，他会成长为怎样的合作者呢？
他还能和谁合作愉快呢？
文明，我们今天看得到的文明成就，是结果。
是曾经有一群人，有一些人，选择了在自愿合作方面不断自我强化，选择了在世间各种艺术中成为“合作的艺术”的钻研者的结果。
而文明人，是他们的孩子。
是在家庭中更擅长与孩子合作的母亲们的孩子，是在家庭中更擅长与母亲们合作的男人们的孩子。
是在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社会生产活动对合作能力的要求上升，被一代代淘洗筛选出来的“更强合作者”的孩子，是在合作能力上家学渊源出类拔萃的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家庭。
一种家庭，是自愿合作的结果，它因男女双方都选择了与对方合作生儿育女而构建起来，并因生育繁衍而逐渐扩大。
另一种家庭，是强迫合作的结果。在这样的家庭里，妻子的奉献，是丈夫输出伤害获得的奖赏，儿女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儿女对父亲的唯命是从、任劳任怨，是直接暴力和文化观念凝聚成的社会压力的结果。
前者遵循的是产业链逻辑，后者遵循的是伤害链逻辑。
而只有前者，能向这个世界源源不断提供文明人的新生代。
在我看来，只有前者，才是文明国家应张开双臂接纳的移民。
我们都知道，欧美列国有许多鼓励生育、扶助妇孺的福利政策。
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这些福利往往以家庭为单位支付，这些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政府并未试图干涉。
所以，如果一个来自伤害链国家的家庭，在抵达欧美国家之后，仍然保持着伤害链式的家庭权力结构，仍然坚持强迫合作行为模式，家庭内部的伤害者就会因输出伤害得到比在自己本国生活时更多的奖赏。
除了通过强迫女性成为自己的妻子获得女性对家庭的奉献之外，通过大量强迫生育，伤害者还能获得以家庭为单位按孩子数量发放的福利，生得越多，领得越多。
只要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在家庭内部输出伤害，占有家庭资源的分配权，以家庭的名义索取妻子和孩子的服从和奉献，伤害者可以过上不劳而获的舒适生活。
在欧美列国所有的移民政策中，最危险的就是这一种。
这种鼓励伤害链式家庭在移民群体中继续存在，持续壮大的做法，这种让强迫合作的行为模式通过家庭传承下去，并通过伤害链逻辑传承者在人口比例中的持续上升，冲淡产业链逻辑传承的做法，这种没有意识到家庭文明程度对社会文明程度巨大影响力的做法，对文明传承的威胁是致命的。
因为文明，是一种家学渊源。
是一步步趋向自愿而非强迫的家庭构建模式和维持模式的结果。 nevent1q…3h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