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当中国人还无法想象在夫妻父子之间能真的无话不谈，不再彼此伤害，不再用道德绑架、经济胁迫、情感勒索等手段连结彼此时，你是无法想象他们能在公共议题上实现长期的、大规模的高质量合作的。
现实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是道理一知半解技法半生不熟的人群难以掌握的艺术。
能力不足，你就得牺牲规模。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你从国家的维持是一种另类的社会合作这个角度出发去看现实，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合作的质量和规模，是受到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限制的。
当人口持续增长，社会规模超出君臣上下合作能力极限，合作者们就只能在牺牲合作质量和放弃过大的合作规模中二选一。
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选择的是牺牲质量。
于是政治黑暗，官员贪腐，民不聊生。
牺牲质量能拖延时间，但最终国家仍然必须缩减自身的规模。要么通过天灾人祸大量丧失人口，要么通过分裂割据，让各局部的人口规模与社会合作能力重新匹配。
但不要仅站在统治者立场。
从民众的利益立场出发，在规模和质量之间，如果社会合作能力确实难以在短期内提升，你愿意牺牲什么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牺牲规模，如果我们尝试走上一条不惜缩小合作规模也要提升合作质量的道路，如果我们只建立足够小的国家，只和志同道合者进行政治层面的社会合作，而不去勉强维持一个“大国”的表象，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会建设出怎样的国家，选择这种国家的公民，会得到怎样的生活呢？
我参加过香港“反送中”。我亲眼看到过拥有相当成熟政治理念也拥有相当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当强的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面对中央政权霸凌，无法保持高度自治时，是多么无奈。我知道英勇的抗争者们是多么擅长合作，但战斗是那么的艰难。
我支持香港独立。
这并不是一个纯粹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
这是个感性的选择。是我在看到香港人被强迫接受中共中央政权对其内政的无理干涉后，看到不该被强暴被霸凌的人们在竭力抗争后仍被压制时，自然而然的反应。
青春为祭。
黄之锋锒铛入狱，罗冠聪、周庭远渡重洋。
倾城而战。
一百万人上街，两百万零一人上街。
可是只要中国还是个大国，只要中央政权仍认定香港人的自治、台湾人的自主、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人渴望的民族自决是“悖逆”，想要亲手建设出本族本地高质量生活的人们，想要不受中央政权干扰，“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们，就不会有自行其是的自由。
在合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既保持合作规模，也保证合作质量。
这是个“不可能三角”。
而不牺牲规模，就只能牺牲质量。
就只能满足于低质量的社会合作，低质量的国家建构，低质量的国家治理和个人发展条件。
即使作为个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地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城市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打造质量更高的合作关系，凭双手挣出品质更高的生活水准，你也只能为了“他们”想要的规模，牺牲你明明触手可及的质量。
这有意义么？
永生永世纠缠在一起，象一篓螃蟹那样互扯后腿，让谁都无法逃生，有意思么？
为什么不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呢？
为什么不能你别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呢？
我支持香港独立。
并不是因为我恨那个曾经也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大一统中国”，而是因为在以现实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合作议题上，我宁愿选择质量，不惜牺牲规模。
因为我最终意识到，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尽早进入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他们才能尽快在合作中学会合作，才能较快速的提高合作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既保持质量又保持规模的社会合作的人口基础。
在最开始支持香港独立时，我是感性的。
但到支持上海独立时，到支持维吾尔人、藏族人、蒙古族人和其他所有地区独派的时候，我已经是理性的。
理性告诉我，这条道路，选择放弃规模，优先追求合作质量的道路，才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能通过提高合作者们的合作能力，最终让所有人都获得高质量生活，在政治层面达成高质量社会合作的路。
这也是一条希望看到沦陷区亿万民众能过上质量可以接受的生活的人，都该理解和尊重的路。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追求社会合作的规模。我相当清楚社会合作的规模越大，包含的元素越多，可调动的资源越充足，能激发出的创造性就会越强。
但为了规模而牺牲质量，这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习惯了低质量合作的人口，会在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低质量合作中迎来合作能力的持续滑坡。
他们会丧失维持既有合作规模的能力。
当家族繁衍人口增长，当能力与规模不再匹配，他们会感受到进一步降低合作质量的压力。
直到合作质量低无可低，直到无法维持最小规模的友好合作，直到在仅有两个人的合作团队里，在恋爱中的男女之间，也难以顺畅沟通，难以达成互信。
直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最糟糕的合作者。
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
现实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是道理一知半解技法半生不熟的人群难以掌握的艺术。
能力不足，你就得牺牲规模。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你从国家的维持是一种另类的社会合作这个角度出发去看现实，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合作的质量和规模，是受到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限制的。
当人口持续增长，社会规模超出君臣上下合作能力极限，合作者们就只能在牺牲合作质量和放弃过大的合作规模中二选一。
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选择的是牺牲质量。
于是政治黑暗，官员贪腐，民不聊生。
牺牲质量能拖延时间，但最终国家仍然必须缩减自身的规模。要么通过天灾人祸大量丧失人口，要么通过分裂割据，让各局部的人口规模与社会合作能力重新匹配。
但不要仅站在统治者立场。
从民众的利益立场出发，在规模和质量之间，如果社会合作能力确实难以在短期内提升，你愿意牺牲什么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牺牲规模，如果我们尝试走上一条不惜缩小合作规模也要提升合作质量的道路，如果我们只建立足够小的国家，只和志同道合者进行政治层面的社会合作，而不去勉强维持一个“大国”的表象，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会建设出怎样的国家，选择这种国家的公民，会得到怎样的生活呢？
我参加过香港“反送中”。我亲眼看到过拥有相当成熟政治理念也拥有相当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当强的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面对中央政权霸凌，无法保持高度自治时，是多么无奈。我知道英勇的抗争者们是多么擅长合作，但战斗是那么的艰难。
我支持香港独立。
这并不是一个纯粹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
这是个感性的选择。是我在看到香港人被强迫接受中共中央政权对其内政的无理干涉后，看到不该被强暴被霸凌的人们在竭力抗争后仍被压制时，自然而然的反应。
青春为祭。
黄之锋锒铛入狱，罗冠聪、周庭远渡重洋。
倾城而战。
一百万人上街，两百万零一人上街。
可是只要中国还是个大国，只要中央政权仍认定香港人的自治、台湾人的自主、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人渴望的民族自决是“悖逆”，想要亲手建设出本族本地高质量生活的人们，想要不受中央政权干扰，“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们，就不会有自行其是的自由。
在合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既保持合作规模，也保证合作质量。
这是个“不可能三角”。
而不牺牲规模，就只能牺牲质量。
就只能满足于低质量的社会合作，低质量的国家建构，低质量的国家治理和个人发展条件。
即使作为个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地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城市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打造质量更高的合作关系，凭双手挣出品质更高的生活水准，你也只能为了“他们”想要的规模，牺牲你明明触手可及的质量。
这有意义么？
永生永世纠缠在一起，象一篓螃蟹那样互扯后腿，让谁都无法逃生，有意思么？
为什么不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呢？
为什么不能你别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呢？
我支持香港独立。
并不是因为我恨那个曾经也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大一统中国”，而是因为在以现实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合作议题上，我宁愿选择质量，不惜牺牲规模。
因为我最终意识到，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尽早进入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他们才能尽快在合作中学会合作，才能较快速的提高合作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既保持质量又保持规模的社会合作的人口基础。
在最开始支持香港独立时，我是感性的。
但到支持上海独立时，到支持维吾尔人、藏族人、蒙古族人和其他所有地区独派的时候，我已经是理性的。
理性告诉我，这条道路，选择放弃规模，优先追求合作质量的道路，才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能通过提高合作者们的合作能力，最终让所有人都获得高质量生活，在政治层面达成高质量社会合作的路。
这也是一条希望看到沦陷区亿万民众能过上质量可以接受的生活的人，都该理解和尊重的路。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追求社会合作的规模。我相当清楚社会合作的规模越大，包含的元素越多，可调动的资源越充足，能激发出的创造性就会越强。
但为了规模而牺牲质量，这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习惯了低质量合作的人口，会在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低质量合作中迎来合作能力的持续滑坡。
他们会丧失维持既有合作规模的能力。
当家族繁衍人口增长，当能力与规模不再匹配，他们会感受到进一步降低合作质量的压力。
直到合作质量低无可低，直到无法维持最小规模的友好合作，直到在仅有两个人的合作团队里，在恋爱中的男女之间，也难以顺畅沟通，难以达成互信。
直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最糟糕的合作者。
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
quoting nevent1q…hh7k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 nevent1q…9p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