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如果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家都专注于“破”，把资源都用在“破”上，结果就会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打破了旧模式，新模式却没能建立，于是新人再次循旧模式行事，所谓换汤不换药是也。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quoting nevent1q…35qj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nevent1q…au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