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很多人在看到“合久必分”时只会想到空间上、地理上的分裂。 ...
很多人在看到“合久必分”时只会想到空间上、地理上的分裂。
但在中共国，在当今时代，另一种分裂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社会走向政治分裂的基础。
那就是社会圈层的“分裂”。
社会的构成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本就是大相径庭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圈层”，都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多。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分工细化，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因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增多、职业增多而变得多元，即使在社科学者眼中，许多人仍能被粗略地统一归类为“中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仍会因收入差距和生活稳定性差距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层，并凭借成型的社交圈层，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机遇。
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并扩大因家族社交圈层的差异带来的个人差距。
今天看起来都是中产的中共国家庭，往往会因为上一代的职业差距，例如祖父是身在官场，是体制内还是普通工人或农民，而影响到下一代，即孙子孙女辈的家庭观念和对未来的规划。
改开四十年，影响了无数中共国家庭，促成了几代人谋生方式的改变。
也促成了他们的分化，一种长年停留在中共国社科学者视线之外的，与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相同的分化。
一种由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从政还是从商，生于城市还是乡村，内陆还是沿海，是出外打工还是固守乡里等个人生活差异造成的分化。
在中共国，尤其当下的中共国，能找到稳定工作的人，和集全家之力都不能帮孩子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习惯了在城市里漂泊，对回到故乡心存畏惧的人，和知道只要肯“回家”就有一份好工作一份安稳生活的人，是不同的。
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同并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只会引来不那么认真的抱怨。
毕竟，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之间，并不是绝然没有交集。
在经济增长时期，在各个圈层虽然持续发展着、分化着，但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时期，圈层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浮上水面的沟通障碍、理解困难，看起来也无伤大雅。
但在经济下行期，在属于不同圈层的个体同样面对资源减少的大势，却会落入完全不同的处境，能找到的应对方法完全不同时，在他们必须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才有可能共度难关时，圈层之间的“分裂”意义重大。
因为共同的处境，能促使人们形成松散的组织。
圈层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确定组织形式但其促成合作的功能真实存在的松散组织。在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生长的中共国，“朋友圈”或者说人们的社交圈，就是一个人“遇到事情”时最有可能找到援助的社会支持体系。
人们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既分享和生活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新闻、观点，也分享和生活需求直接相关的实用资讯。
人们通过社交圈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寻找同类，并与同类抱团取暖。
中共可以禁绝一切民间组织，不允许它们注册，不允许它们发展、壮大。
但中共无法禁绝个人构建自己的社交圈，也不可能让处境相近、社会圈层相同的人们在没有遇到突发事件时就断绝和彼此的来往。
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
但如果同一个圈层的人会同时进入同样的困境，问题就会出现。
如果同属打工人的圈层，同时进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果同属建筑行业的圈层同时进入萧条，同属外贸行业的圈层成员同时面对订单锐减……问题就会出现。
而这些圈层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圈层偏偏又是隔绝的。
体制内和体制外面对的问题，出外打工者和固守家乡者面对的问题，是隔绝的。
在中共宣传“只有一个中国”的同时，不同圈层的国人其实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中国”里。
而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凭他们被反复阉割后极其薄弱的沟通能力，这些“不同的中国”之间，又基本不可能彼此理解，寻得共识。
2025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因一名学生坠楼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件，大量民众聚集在事发学校附近，抗议规模迅速攀升到数千乃至传闻的过万人。
这还只是开始。
同类的事件，在2025年只会更多。
因为在每个县城，心怀不满，处境相近，闲着没有工作，又通过朋友圈社交网络彼此互相连结着的同圈层打工族们都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团结”。
他们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为在人均沟通能力低下的中共国，在中共刻意保持的等级制度下，身属某一圈层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机会突破到其他圈层去。
所以在困境中，在急需争取朋友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加强与本圈层同类们的联系，为打造出自己在本圈层内部的良好社交形象，每个人都会在本圈层其他人“遇到事情”时伸出自己能力限度内的援手。
而当一个圈层陷入共同的处境，并因为共同的处境，因为本能的互助加强了内部联系，走上“形成共同体”道路时，其他圈层也在做同样的事。
但当圈层与圈层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当由体制内圈层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与体制外、打工族们在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下正趋于紧密的联合体“交战”，社会就会出现纵向的分裂。
这种分裂不可调和。
这些“不同的中国”，属于贫民的中国，属于官僚的中国，属于精英的中国，属于草根的中国，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中国”。
未来，它们也不会是“同一个中国”。
但在中共国，在当今时代，另一种分裂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社会走向政治分裂的基础。
那就是社会圈层的“分裂”。
社会的构成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本就是大相径庭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圈层”，都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多。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分工细化，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因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增多、职业增多而变得多元，即使在社科学者眼中，许多人仍能被粗略地统一归类为“中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仍会因收入差距和生活稳定性差距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层，并凭借成型的社交圈层，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机遇。
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并扩大因家族社交圈层的差异带来的个人差距。
今天看起来都是中产的中共国家庭，往往会因为上一代的职业差距，例如祖父是身在官场，是体制内还是普通工人或农民，而影响到下一代，即孙子孙女辈的家庭观念和对未来的规划。
改开四十年，影响了无数中共国家庭，促成了几代人谋生方式的改变。
也促成了他们的分化，一种长年停留在中共国社科学者视线之外的，与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相同的分化。
一种由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从政还是从商，生于城市还是乡村，内陆还是沿海，是出外打工还是固守乡里等个人生活差异造成的分化。
在中共国，尤其当下的中共国，能找到稳定工作的人，和集全家之力都不能帮孩子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习惯了在城市里漂泊，对回到故乡心存畏惧的人，和知道只要肯“回家”就有一份好工作一份安稳生活的人，是不同的。
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同并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只会引来不那么认真的抱怨。
毕竟，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之间，并不是绝然没有交集。
在经济增长时期，在各个圈层虽然持续发展着、分化着，但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时期，圈层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浮上水面的沟通障碍、理解困难，看起来也无伤大雅。
但在经济下行期，在属于不同圈层的个体同样面对资源减少的大势，却会落入完全不同的处境，能找到的应对方法完全不同时，在他们必须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才有可能共度难关时，圈层之间的“分裂”意义重大。
因为共同的处境，能促使人们形成松散的组织。
圈层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确定组织形式但其促成合作的功能真实存在的松散组织。在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生长的中共国，“朋友圈”或者说人们的社交圈，就是一个人“遇到事情”时最有可能找到援助的社会支持体系。
人们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既分享和生活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新闻、观点，也分享和生活需求直接相关的实用资讯。
人们通过社交圈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寻找同类，并与同类抱团取暖。
中共可以禁绝一切民间组织，不允许它们注册，不允许它们发展、壮大。
但中共无法禁绝个人构建自己的社交圈，也不可能让处境相近、社会圈层相同的人们在没有遇到突发事件时就断绝和彼此的来往。
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
但如果同一个圈层的人会同时进入同样的困境，问题就会出现。
如果同属打工人的圈层，同时进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果同属建筑行业的圈层同时进入萧条，同属外贸行业的圈层成员同时面对订单锐减……问题就会出现。
而这些圈层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圈层偏偏又是隔绝的。
体制内和体制外面对的问题，出外打工者和固守家乡者面对的问题，是隔绝的。
在中共宣传“只有一个中国”的同时，不同圈层的国人其实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中国”里。
而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凭他们被反复阉割后极其薄弱的沟通能力，这些“不同的中国”之间，又基本不可能彼此理解，寻得共识。
2025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因一名学生坠楼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件，大量民众聚集在事发学校附近，抗议规模迅速攀升到数千乃至传闻的过万人。
这还只是开始。
同类的事件，在2025年只会更多。
因为在每个县城，心怀不满，处境相近，闲着没有工作，又通过朋友圈社交网络彼此互相连结着的同圈层打工族们都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团结”。
他们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为在人均沟通能力低下的中共国，在中共刻意保持的等级制度下，身属某一圈层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机会突破到其他圈层去。
所以在困境中，在急需争取朋友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加强与本圈层同类们的联系，为打造出自己在本圈层内部的良好社交形象，每个人都会在本圈层其他人“遇到事情”时伸出自己能力限度内的援手。
而当一个圈层陷入共同的处境，并因为共同的处境，因为本能的互助加强了内部联系，走上“形成共同体”道路时，其他圈层也在做同样的事。
但当圈层与圈层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当由体制内圈层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与体制外、打工族们在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下正趋于紧密的联合体“交战”，社会就会出现纵向的分裂。
这种分裂不可调和。
这些“不同的中国”，属于贫民的中国，属于官僚的中国，属于精英的中国，属于草根的中国，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中国”。
未来，它们也不会是“同一个中国”。
quoting nevent1q…ejg4“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历史规律。
现在，又到了“合久必分”的时候了。
从中国社会的合作能力上限，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些国家治理团队的能力上限看，每一次的“合久必分”，都卡在社会人口规模超出能力上限的时间点上，都有其必然性。
每一次的“分久必合”，则都有地方政权壮大起来， 政权的治理能力重新与社会规模匹配的原因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仍然保持一体。
但从能力与规模的匹配度看，从中共国社会大众当前的合作能力、有可能接手沦陷区社会治理的各派势力的治理能力，和人们想要保持的社会规模看，这并不现实。
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有安定和平的发展环境，你最好尊重“能力与规模需要匹配”的现实规律。
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分久必合”，能再次以“大国”的形式存在，你最好把希望放在“合久必分”这个历史阶段之后，而不是把精力投放到阻止“合久必分”的发生上。
如果中华沦陷区未来要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同时又保持民主化，保持政治现代化程度，你该期待的并不是由某个最大限度继承了中共残存政治资源的势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制住台湾、西藏、维吾尔人的独立心愿，使大家都“不敢动”的局面。
你该期待的是每个地区都能高度自治，内政都象美国的各州一样不受中央政权过多的侵扰，然后，在保有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合，实现政治上的“分久必合”。
这需要什么？
需要沦陷区各部的合作能力都增强到足以支撑更大规模合作的程度。
你想要多大的国家，你就需要有多强的合作能力。
如果你是一名“统派”，如果你心心念念就是“祖国的统一”，你真正应该投注精力去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不是去反对独派，不是去帮中共说话，维护中共现在搞的那种“大一统”。
而是致力于提高你期望看到的大国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或者更直接，致力于提高你自己的合作能力，提高你团结他人，与诉求各异、利益各异的诸派诸党达成合作的能力。
你想要建设多大规模的现代国家，就需要发展出多强的合作能力，锻炼出多高的治理能力。
不论你想象中的未来中国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你都需要理解，能力与规模的匹配是多么关键。
而当你真正明白能力与规模的匹配是多么关键时，你才会理解，为什么在能力不足时“合久必分”是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
而且是未来数十年间，任何关心中华沦陷区发展前景的人都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都需要投注精力于其中的历史阶段。
因为如果你希望未来的中国仍是个“大国”，你希望在“合久必分”之后，能再次出现“分久必合”，你就需要竭力促成社会大众合作能力的提升——指向最终与超大国家人口规模匹配的提升。
而且，你需要在“合久必分”后，在“分久必合”前，尽你的全部努力，让分治的各地区之间不要结下过深的仇怨，让分治的各地区之间能和平相处。
如果你是个“统派”，这就是你该做的。
不是对独派“留岛不留人”，不是指责独派“搞分裂”，而是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通过自己合作能力的提升和鼓励别人在合作能力上的提升，让能力追上规模，让“统”成为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实政治里，我们知道有一种国家，叫“英联邦国家”。
这个概念之所以能涉过时间长河，在大英帝国成为历史后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的存在并未对名义上尊英国国王为元首的各国内政构成干扰。
我们都知道，英国，并不会，也不能象中共中央对待地方政府一样对待任何一个英联邦国家。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远不象中共中央那样“无远弗届”，联邦与各州，各州政府与各市镇政府，各有权责，边界分明。
如果你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象美国一样运转，你需要做的，就是追赶美国和英国的脚步。
你需要构建的，统派们与独派们的关系，就是至少要如同英国与英联邦诸国，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那样，有边界感，彼此尊重的关系。
是一种和今天中共的“大一统”宣传叙事截然不同的关系，一种不再把对方的“不听话”当成犯上作乱，不再随时要把对方当场打死的关系。
我是一名独派，我支持上海独立，支持香港独立，我致力于推广“新欧洲方案”，希望未来的沦陷区，在“合久必分”之后能不陷入战乱纷争。
但我从来不把期盼未来中国民主化的“统派”们视为敌人。
因为在我看来，现实会让他们为了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只能尊重独派的追求，甚至为了追求他们想要的既民主又统一，只能走上帮助独派，让各地独派尽快提高合作能力的道路。
他们改变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改变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规模必须匹配的客观规律，所以他们只能从“提高能力”这个于个人于政党于社会都极具建设性的方向着手，去追求他们想要的规模。
以及，也只能用维护各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来为他们理想中的民主统一未来图景准备条件。 nevent1q…sa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