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运动 on Nostr: 1987-1989民主运动（3/5）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
1987-1989民主运动（3/5）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于2010年10月
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共产党官员都以各种方式压制运动而同时又着手处理共产党自己在改革上的内部纷争和举棋不定，同时他们也非常在意民间对运动的不断增长的支持而且很担心出现“动乱”，这是一份被泄露的官方会议纪要里显示的（Nathan 2001）。
胡的去世展现了在表达不满方面的某种中立的情况，并以某种意向性的松散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聚集开始的，在那里学生们抬了一个花圈还有一个倡导民主的条幅，上面写着“民主魂”，以悼念胡耀邦（Niming 1990:87）。他们然后开始写一份请愿书，提出温和的要求，拟将这份文件提交给在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
虽然学生们保持着与同情他们的市民之间的距离，但是在最初的示威后，学生们还是得到了旁观者的支持。这些旁观者的支持虽然常常是很模糊的，但是就是那么往那儿一站，对学生们而言，就已经是了不起的鼓舞了。这使得政府部门更加难以使用残酷的暴力去镇压现场上的示威（Adams 1996）。起初，因为作为非学生身份的人去示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学生们等于是从广义上代表了他们自己，因为学生也是广义的公众的一部分，而且学生有着优越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的地位。
一些工人后来进行了正式示威，部分原因是受国家控制的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社论的推动，该社论将学生运动称为“流氓行为”和“有预谋的”，这一立场与邓小平的讲话一致，尽管邓正式退休了，但他仍继续在幕后行使权力。在工人被激起来支持学生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戒严令的实施，然后是学生绝食。工人是由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组织起来的，工作单位是全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上实施控制的枢纽点，他们一起游行，举着带有单位名称的横幅，这样就减少了参与者可能承受的个人责任，从而将示威的参与范围扩大到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之外。然而，这种组织策略却着实增加了每个工作单位的整体风险，因此使许多主管人员不敢出头组织或允许他们自己单位卷入这场运动，因为担心将来会遭到报复。
尽管农民普遍地关注政府腐败、收入下降和日益加剧的地区不平等，而且这些都是造成农村不满的温床（Zweig 1989），但该运动从未触及农民（Zweig 1989）。 此外，该运动刻意具有的去中心化的组织特点，在某些方面，这使运动的力量对战略规划构成了障碍。 Zhao (2004) 说道，一旦运动领袖们或某些组织提出在当时看起来不够激进的长期战略举措时，他们就会被立即边缘化，而且不同组织之间又起冲突，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总部和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尽管有些人可能同时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职务（Sharp and Jenkins 1989）。
夏普和詹金斯（1989）从他们对运动及其消亡的观察中，找出了两个战略上的教训。 “首先，对抗议者来说，以非暴力方式占领具有任何象征性价值的实体地点总是有风险的。 它们很容易被对手清场”，并且地点的象征性越重要，对手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像一位显赫的领导人乌尔开希在 5 月 27 日所建议的那样撤离了，那么他们本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北京和农村去传播他们的信息。 第二个战略性问题是“未能在拒绝与体制合作的这一问题上进行大规模动员，动员对象本应就是那些抗议者自己，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体制得以延续，这些人是公务人员、军队、警察以及通讯业和运输业的从业者”（同上.: 6)。
政权对运动的镇压行动在抗议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 北大保安就曾试图阻止学生的第一次悼念活动，那是在胡去世后的第二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河北省的部队就被转移到了北京，防暴队也被动员了起来，当局向媒体明确表示他们不得报导抗议。4 月 24 日，李鹏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没有包括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改革派赵紫阳），他将这场运动称为“动乱”。 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 同一天，警察清理了天安门广场并阻止示威者返回广场，尽管此举只是暂时的。
在恢复秩序的压力下，政府同意与官方学生会的代表会面，但不允许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吾尔开希参与会面。 尽管赵紫阳告诉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说，“学生的正义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他越来越被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孤立和反对。 他所提议的撤回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的社论被 4 比 1 否决，而他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广场的努力又被鄙弃。一场学生与李鹏和其他官员的电视直播的会议开得很糟糕，政府这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两天后，北京宣布戒严，25万大军在整个城市做了部署，包括媒体办公室在内； 外国广播被停止，卫星连接被切断。
宣布军管的第二天，一百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实施军管，同时武装部队内部出现分歧，一百名高级军事领导人向李鹏发出声明，拒绝部署部队“向人民开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几天前，即 4 月 22 日，召开会议，审议了戒严令的合法性。紧接着，由于李鹏等人指控赵紫阳支持学生，戒严令于是扩大到了北京以外。这些指控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重申，并以文件的形式在党的领导层间传阅。 政府升级了它对运动的镇压，逮捕了一些运动领袖，谴责广场上竖起的已然成为运动标志的自由女神像，并在北京郊区组织了支持政府政策的示威活动。 据报道，军队也渗透到了天安门的示威活动中。1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场运动获得了80个城市的成百上千万人的支持响应，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反叛（Guthrie 1995）。
运动的主要侧重点在于抗议和说服而不是不合作或是阻断。其一系列的战略行动包括：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于2010年10月
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共产党官员都以各种方式压制运动而同时又着手处理共产党自己在改革上的内部纷争和举棋不定，同时他们也非常在意民间对运动的不断增长的支持而且很担心出现“动乱”，这是一份被泄露的官方会议纪要里显示的（Nathan 2001）。
胡的去世展现了在表达不满方面的某种中立的情况，并以某种意向性的松散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聚集开始的，在那里学生们抬了一个花圈还有一个倡导民主的条幅，上面写着“民主魂”，以悼念胡耀邦（Niming 1990:87）。他们然后开始写一份请愿书，提出温和的要求，拟将这份文件提交给在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
虽然学生们保持着与同情他们的市民之间的距离，但是在最初的示威后，学生们还是得到了旁观者的支持。这些旁观者的支持虽然常常是很模糊的，但是就是那么往那儿一站，对学生们而言，就已经是了不起的鼓舞了。这使得政府部门更加难以使用残酷的暴力去镇压现场上的示威（Adams 1996）。起初，因为作为非学生身份的人去示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学生们等于是从广义上代表了他们自己，因为学生也是广义的公众的一部分，而且学生有着优越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的地位。
一些工人后来进行了正式示威，部分原因是受国家控制的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社论的推动，该社论将学生运动称为“流氓行为”和“有预谋的”，这一立场与邓小平的讲话一致，尽管邓正式退休了，但他仍继续在幕后行使权力。在工人被激起来支持学生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戒严令的实施，然后是学生绝食。工人是由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组织起来的，工作单位是全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上实施控制的枢纽点，他们一起游行，举着带有单位名称的横幅，这样就减少了参与者可能承受的个人责任，从而将示威的参与范围扩大到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之外。然而，这种组织策略却着实增加了每个工作单位的整体风险，因此使许多主管人员不敢出头组织或允许他们自己单位卷入这场运动，因为担心将来会遭到报复。
尽管农民普遍地关注政府腐败、收入下降和日益加剧的地区不平等，而且这些都是造成农村不满的温床（Zweig 1989），但该运动从未触及农民（Zweig 1989）。 此外，该运动刻意具有的去中心化的组织特点，在某些方面，这使运动的力量对战略规划构成了障碍。 Zhao (2004) 说道，一旦运动领袖们或某些组织提出在当时看起来不够激进的长期战略举措时，他们就会被立即边缘化，而且不同组织之间又起冲突，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总部和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尽管有些人可能同时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职务（Sharp and Jenkins 1989）。
夏普和詹金斯（1989）从他们对运动及其消亡的观察中，找出了两个战略上的教训。 “首先，对抗议者来说，以非暴力方式占领具有任何象征性价值的实体地点总是有风险的。 它们很容易被对手清场”，并且地点的象征性越重要，对手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像一位显赫的领导人乌尔开希在 5 月 27 日所建议的那样撤离了，那么他们本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北京和农村去传播他们的信息。 第二个战略性问题是“未能在拒绝与体制合作的这一问题上进行大规模动员，动员对象本应就是那些抗议者自己，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体制得以延续，这些人是公务人员、军队、警察以及通讯业和运输业的从业者”（同上.: 6)。
政权对运动的镇压行动在抗议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 北大保安就曾试图阻止学生的第一次悼念活动，那是在胡去世后的第二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河北省的部队就被转移到了北京，防暴队也被动员了起来，当局向媒体明确表示他们不得报导抗议。4 月 24 日，李鹏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没有包括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改革派赵紫阳），他将这场运动称为“动乱”。 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 同一天，警察清理了天安门广场并阻止示威者返回广场，尽管此举只是暂时的。
在恢复秩序的压力下，政府同意与官方学生会的代表会面，但不允许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吾尔开希参与会面。 尽管赵紫阳告诉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说，“学生的正义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他越来越被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孤立和反对。 他所提议的撤回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的社论被 4 比 1 否决，而他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广场的努力又被鄙弃。一场学生与李鹏和其他官员的电视直播的会议开得很糟糕，政府这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两天后，北京宣布戒严，25万大军在整个城市做了部署，包括媒体办公室在内； 外国广播被停止，卫星连接被切断。
宣布军管的第二天，一百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实施军管，同时武装部队内部出现分歧，一百名高级军事领导人向李鹏发出声明，拒绝部署部队“向人民开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几天前，即 4 月 22 日，召开会议，审议了戒严令的合法性。紧接着，由于李鹏等人指控赵紫阳支持学生，戒严令于是扩大到了北京以外。这些指控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重申，并以文件的形式在党的领导层间传阅。 政府升级了它对运动的镇压，逮捕了一些运动领袖，谴责广场上竖起的已然成为运动标志的自由女神像，并在北京郊区组织了支持政府政策的示威活动。 据报道，军队也渗透到了天安门的示威活动中。1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场运动获得了80个城市的成百上千万人的支持响应，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反叛（Guthrie 1995）。
运动的主要侧重点在于抗议和说服而不是不合作或是阻断。其一系列的战略行动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