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运动 on Nostr: 1987-1989民主运动（2/5）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
1987-1989民主运动（2/5）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于2010年10月
政治历史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学生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如Cheng(1990)所说的那样，“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到宋代（960-1280），学生运动的崇高的目标总是领先于所有其他政治运动，从追求民族救亡、领土完整、到政府诚信和社会公正。”学生的参与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一些主要政治进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凡尔赛条约，它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反叛的共产党团体击败了国民党（后来退到了台湾）以后成立的。新的共产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以土地改革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以文化改变浪潮去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大跃进运动于国民党败北十年后发动，不仅有了经济上迅速工业化的结果，而且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导致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Smil, 1999)。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国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经久的统治使共产党牢牢地掌控了整个国家，并因此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组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羞辱，在毛去世后不久又回到了权力中心。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提拔了赵紫阳任总理和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尽管他后来与他们分裂，责备他们把改革推进得太快，虽然他起初似乎是赞成他们的。
自1985年起的国家预算中存在的长期的赤字问题，尤其是食品价格的飞涨（根据Cheng 1990的陈述，达到一年40到50个百分点），和广泛的腐败，清晰可见的给予党的高级官员的高干子弟特权问题都构成了一种反对意见公开化的氛围，而这就是学生运动得以一触即发的大背景。虽然媒体仍然是被共产党紧紧控制的，但因为高层领导为修复党的形象而进行的改革，媒体开始报道腐败问题，这助燃了更大的不满。传统上被认为有责任为不平发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表关于民主的文章并写公开信给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Zuo and Benford 1990)。
天安门广场示威因此成为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或可谓多重运动（参看 Chong 1990）的一部分，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多个重大周年纪念的年份：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Guthrie 1995)。这场运动在共产中国的历史上非常独特，在那里异议总是被压制，而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却可以瞬时间迅速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地动员，其动员范围之广是任何在中国的公民们所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它还是从首都发起的。
较早时间谴责过胡耀邦的邓小平此刻又因为赵紫阳对示威者的柔和处理而与他分道扬镳了，然后采纳了强硬派的路线对待天安门示威者。根据从党的文档里偷出来的资料，随着时间推移，邓对学生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在五月十三日告诉政治局常委们，这时距离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来访只有两天时间，“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这场运动搞得太过头了，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Nathan 2001:13)
学生们报告说，他们选择非暴力途径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军队抗衡，而且如果他们使用非暴力的话，他们预期政府镇压后能够原谅他们；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且认为他们所希望解决的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暴力去解决得了的（Sharp and Jenkins【夏普和詹金斯】 1989:3)。
非暴力冲突理论家吉恩•夏普和布鲁斯•燕金（1989：4）在示威期间就在北京，当时他们向参与者询问他们的策略时，他们从参与者那里得到了互相矛盾的回答。他们得出结论说，从这场运动中，“很难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思考”。夏普和詹金斯（1989）面谈过的学生们在过去的非暴力抵抗中有过某种相似性，但显然他们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和战略方面的认知。
富兰克林•尼明（1990：84）是另一位现场观察家，他写道，“这些学生活动人士对运动动员没有任何概念，他们面临着两个关键的战略问题：1.如何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直在进行的派系斗争之外以保持自身的独立；2.避免批判政治制度本身，因为批判会立即招来镇压。通过社会网络、组织和媒体，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对其他学生其次是对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建立了一个不公正的组织框架（参看 Zuo and Benford 1995）。不过，总体来说运动确实被动员起来了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也确实是有通过小团体和个人而不是通过盲目的社会协调而推进的。领导层常常是非正式的而且在整个运动的短期过程中换人换得很频繁，而不像眼前的一些戏剧化策略那样，他们的长期的战略行动的构想常常被边缘化（Zhao 2006)。
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天安门示威者一直都是在面对着不断激化的官方打压而同时又受到另一面的来自公众的支持。战略性行动的顺序是先从公开悼念胡耀邦开始，然后是旁观者对学生示威者的越来越大的支持、然后是记者出来示威，然后是一万两摩托车骑手在广场汇合（参看 Cunningham 2009），最后进入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的时间相重叠的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之开始后，示威者的行动直接引起了广泛的全民声援，于是出现了一波民众支持示威者的热潮（Niming 1990）。在每一个阶段，学生们总是努力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克服组织化方面的弱点和国营媒体的正面和富有同情心的报导的缺位，这些报导总是以符合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和生活化的语言，同时用传统的来自儒家民族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式说教来构陷他们的运动（Zuo and Benford 1995）。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于2010年10月
政治历史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学生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如Cheng(1990)所说的那样，“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到宋代（960-1280），学生运动的崇高的目标总是领先于所有其他政治运动，从追求民族救亡、领土完整、到政府诚信和社会公正。”学生的参与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一些主要政治进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凡尔赛条约，它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反叛的共产党团体击败了国民党（后来退到了台湾）以后成立的。新的共产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以土地改革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以文化改变浪潮去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大跃进运动于国民党败北十年后发动，不仅有了经济上迅速工业化的结果，而且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导致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Smil, 1999)。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国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经久的统治使共产党牢牢地掌控了整个国家，并因此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组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羞辱，在毛去世后不久又回到了权力中心。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提拔了赵紫阳任总理和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尽管他后来与他们分裂，责备他们把改革推进得太快，虽然他起初似乎是赞成他们的。
自1985年起的国家预算中存在的长期的赤字问题，尤其是食品价格的飞涨（根据Cheng 1990的陈述，达到一年40到50个百分点），和广泛的腐败，清晰可见的给予党的高级官员的高干子弟特权问题都构成了一种反对意见公开化的氛围，而这就是学生运动得以一触即发的大背景。虽然媒体仍然是被共产党紧紧控制的，但因为高层领导为修复党的形象而进行的改革，媒体开始报道腐败问题，这助燃了更大的不满。传统上被认为有责任为不平发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表关于民主的文章并写公开信给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Zuo and Benford 1990)。
天安门广场示威因此成为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或可谓多重运动（参看 Chong 1990）的一部分，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多个重大周年纪念的年份：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Guthrie 1995)。这场运动在共产中国的历史上非常独特，在那里异议总是被压制，而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却可以瞬时间迅速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地动员，其动员范围之广是任何在中国的公民们所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它还是从首都发起的。
较早时间谴责过胡耀邦的邓小平此刻又因为赵紫阳对示威者的柔和处理而与他分道扬镳了，然后采纳了强硬派的路线对待天安门示威者。根据从党的文档里偷出来的资料，随着时间推移，邓对学生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在五月十三日告诉政治局常委们，这时距离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来访只有两天时间，“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这场运动搞得太过头了，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Nathan 2001:13)
学生们报告说，他们选择非暴力途径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军队抗衡，而且如果他们使用非暴力的话，他们预期政府镇压后能够原谅他们；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且认为他们所希望解决的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暴力去解决得了的（Sharp and Jenkins【夏普和詹金斯】 1989:3)。
非暴力冲突理论家吉恩•夏普和布鲁斯•燕金（1989：4）在示威期间就在北京，当时他们向参与者询问他们的策略时，他们从参与者那里得到了互相矛盾的回答。他们得出结论说，从这场运动中，“很难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思考”。夏普和詹金斯（1989）面谈过的学生们在过去的非暴力抵抗中有过某种相似性，但显然他们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和战略方面的认知。
富兰克林•尼明（1990：84）是另一位现场观察家，他写道，“这些学生活动人士对运动动员没有任何概念，他们面临着两个关键的战略问题：1.如何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直在进行的派系斗争之外以保持自身的独立；2.避免批判政治制度本身，因为批判会立即招来镇压。通过社会网络、组织和媒体，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对其他学生其次是对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建立了一个不公正的组织框架（参看 Zuo and Benford 1995）。不过，总体来说运动确实被动员起来了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也确实是有通过小团体和个人而不是通过盲目的社会协调而推进的。领导层常常是非正式的而且在整个运动的短期过程中换人换得很频繁，而不像眼前的一些戏剧化策略那样，他们的长期的战略行动的构想常常被边缘化（Zhao 2006)。
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天安门示威者一直都是在面对着不断激化的官方打压而同时又受到另一面的来自公众的支持。战略性行动的顺序是先从公开悼念胡耀邦开始，然后是旁观者对学生示威者的越来越大的支持、然后是记者出来示威，然后是一万两摩托车骑手在广场汇合（参看 Cunningham 2009），最后进入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的时间相重叠的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之开始后，示威者的行动直接引起了广泛的全民声援，于是出现了一波民众支持示威者的热潮（Niming 1990）。在每一个阶段，学生们总是努力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克服组织化方面的弱点和国营媒体的正面和富有同情心的报导的缺位，这些报导总是以符合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和生活化的语言，同时用传统的来自儒家民族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式说教来构陷他们的运动（Zuo and Benford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