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现代文明为全人类打造的“刹车系统”，是个在漫长演化史中逐渐打磨成型的，由法律、道德、宗教、亲情、社会福利、军事科技等各种工具组成的庞杂体系。
但其中最强有力的成分，也是人类直到近代才真正获得的力量，是繁荣。
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令匮乏不再是人类社会无法抵御的威胁。
放眼全球，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足够供应全世界人口的消耗，绰绰有余，即使局部地区出现减产，或遭遇巨型天灾，以今天的通讯和物流技术，人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出现大量饿殍前把食物运到需要它们的地区，送到每个人手上。
只要没有当地政府设置的障碍。
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全平均地分配物资，也不可能实现看似值得向往，实际上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在具体执行层面并无准确定义的绝对公平。但人类社会的粮食供给能力，确实已经能为所有人的热量需求“保底”，能让穷人活着忍受贫穷而不是直接饿死。
这就是“刹车”的最强组件。
穷人已经能选择活着忍受贫穷，奋起杀人把身边的人当成食物来源，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项。
而当穷人的处境从绝境变为困境，当穷人不再必须杀人吃肉，“陌生人”这个群体的可信任程度，就随之上升。
人类的杀戮冲动源头在哪里？
在安全焦虑，在求生欲望，在把他人的死等同于自己的生，把他人的危险等同于自己的安全这样的存量博弈心态。
在于“活下去的名额只有一个，不杀了你，我就得死”的信念。
但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两个呢？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100个，往后这100个人中的另外99个都会是与自己合作共事的同僚、战友呢？
如果“陌生人”不再意味着必须消灭的安全威胁，而意味着可投资的新人际关系，意味着机遇呢？
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将会有与习惯了杀死陌生人的匮乏时代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应对模式。
文明的“刹车系统”，约束人类对他人杀戮冲动的整套心理文化机制，要细作分析，要梳理其历史源流，可以很复杂。但要简单直白的说明，其实就一件事——在一个无法避免与陌生人相处合作的，数量远超邓巴数的庞大社群里，建立每个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善意。
而对陌生人的信任，由于“陌生人”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信息空白点”的特性，只能基于你对陌生人自身处境的想象，而你对陌生人处境的想象，又只能基于你自身的处境。
一个正处于饥荒地带，饿到想吃人的人，会很自然地假定自己突然遭遇的陌生人也正饿得想吃人。
但一个刚吃饱了正在散步消食的富裕居民，就不会把突然遭遇的陌生人当成前来猎杀自己的刺客。
因为他会很自然地想象，陌生人和他同样处于“食物充裕”的状态。
而在大自然里，在花费了千百万年时间塑造我们的本能，塑造我们对自身处境判断能力的大环境里，即使狮虎那样的猛兽，吃饱后也是不捕猎的。
在一个不得不与陌生人共处、合作的环境里，人们用于压制灵长目对陌生同类攻击冲动的文化心理机制，本来一直是“消解陌生感”。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在相遇时，通常都要向对方介绍自己，并在介绍时尽量给出能消解“我们是纯粹的陌生人”的信息锚点。
阿拉伯人冗长的姓名体系，就是一个典型。当他们需要对陌生人报出自己的全名时，对方会听到他父亲的名字、祖父的名字……一代代数上去有时还会添上绰号、族名、地名等信息。于是在这样庞杂的信息库里，对方往往能找到几段“听过的”，原本素不相识的双方往往能通过互报姓名，找到彼此在亲缘关系上的交集，或追溯出父祖族亲辈的世交渊源。
宗教是另一个用于消解陌生感的文化心理机制。几乎每种宗教都会向教徒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强调教徒之间的理论上应当存在的手足情谊。当教徒们接受这样的设定，具有同一信仰的陌生人就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从未谋面但同根同源的兄弟姐妹”，以及，因遵守同样的教规禁忌而具有同类的、可预知的行为策略的潜在合作者。
不论教义为何，几乎所有传播较广的宗教组织都会建立一种仿家庭结构，以他们崇拜的神或佛为“父母”，以神职人员为引导规范普通信徒行为的“兄姐”，这种氛围对消解陌生感，促成教徒之间和平共处、构建合作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中那些较积极扩张的宗教，更会推出把非信徒也视为潜在信徒的教义，进一步扩大自家信徒潜在的合作范围——而合作规模的扩大会直接促成组织本身在人数上和能力上的壮大，令这类宗教组织成为族群竞择的胜者。
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什么？
副作用是，当人们把陌生感留给了异教徒时，也就把未约束的杀戮冲动留给了异教徒。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宗教战争，你就会发现，它仍是部落战争的变体。
人们仍在象杀戮邻近部落成员的黑猩猩一样杀戮陌生人，只不过，对“陌生人”的定义从人际交往经验层面转到了精神层面。
人们仍在杀戮那些自己无法理解、不敢信任的人，杀戮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安全的人，最原始的人性，为自身的安全不惜杀戮陌生人的残酷天性，一直都在。
如果你必须循“消解陌生感”的旧路去寻求世界和平，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存将是不可能的。
但繁荣到来了。
“活下去的名额够用了”。
这改变了一切。
但其中最强有力的成分，也是人类直到近代才真正获得的力量，是繁荣。
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令匮乏不再是人类社会无法抵御的威胁。
放眼全球，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足够供应全世界人口的消耗，绰绰有余，即使局部地区出现减产，或遭遇巨型天灾，以今天的通讯和物流技术，人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出现大量饿殍前把食物运到需要它们的地区，送到每个人手上。
只要没有当地政府设置的障碍。
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全平均地分配物资，也不可能实现看似值得向往，实际上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在具体执行层面并无准确定义的绝对公平。但人类社会的粮食供给能力，确实已经能为所有人的热量需求“保底”，能让穷人活着忍受贫穷而不是直接饿死。
这就是“刹车”的最强组件。
穷人已经能选择活着忍受贫穷，奋起杀人把身边的人当成食物来源，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项。
而当穷人的处境从绝境变为困境，当穷人不再必须杀人吃肉，“陌生人”这个群体的可信任程度，就随之上升。
人类的杀戮冲动源头在哪里？
在安全焦虑，在求生欲望，在把他人的死等同于自己的生，把他人的危险等同于自己的安全这样的存量博弈心态。
在于“活下去的名额只有一个，不杀了你，我就得死”的信念。
但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两个呢？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100个，往后这100个人中的另外99个都会是与自己合作共事的同僚、战友呢？
如果“陌生人”不再意味着必须消灭的安全威胁，而意味着可投资的新人际关系，意味着机遇呢？
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将会有与习惯了杀死陌生人的匮乏时代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应对模式。
文明的“刹车系统”，约束人类对他人杀戮冲动的整套心理文化机制，要细作分析，要梳理其历史源流，可以很复杂。但要简单直白的说明，其实就一件事——在一个无法避免与陌生人相处合作的，数量远超邓巴数的庞大社群里，建立每个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善意。
而对陌生人的信任，由于“陌生人”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信息空白点”的特性，只能基于你对陌生人自身处境的想象，而你对陌生人处境的想象，又只能基于你自身的处境。
一个正处于饥荒地带，饿到想吃人的人，会很自然地假定自己突然遭遇的陌生人也正饿得想吃人。
但一个刚吃饱了正在散步消食的富裕居民，就不会把突然遭遇的陌生人当成前来猎杀自己的刺客。
因为他会很自然地想象，陌生人和他同样处于“食物充裕”的状态。
而在大自然里，在花费了千百万年时间塑造我们的本能，塑造我们对自身处境判断能力的大环境里，即使狮虎那样的猛兽，吃饱后也是不捕猎的。
在一个不得不与陌生人共处、合作的环境里，人们用于压制灵长目对陌生同类攻击冲动的文化心理机制，本来一直是“消解陌生感”。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在相遇时，通常都要向对方介绍自己，并在介绍时尽量给出能消解“我们是纯粹的陌生人”的信息锚点。
阿拉伯人冗长的姓名体系，就是一个典型。当他们需要对陌生人报出自己的全名时，对方会听到他父亲的名字、祖父的名字……一代代数上去有时还会添上绰号、族名、地名等信息。于是在这样庞杂的信息库里，对方往往能找到几段“听过的”，原本素不相识的双方往往能通过互报姓名，找到彼此在亲缘关系上的交集，或追溯出父祖族亲辈的世交渊源。
宗教是另一个用于消解陌生感的文化心理机制。几乎每种宗教都会向教徒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强调教徒之间的理论上应当存在的手足情谊。当教徒们接受这样的设定，具有同一信仰的陌生人就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从未谋面但同根同源的兄弟姐妹”，以及，因遵守同样的教规禁忌而具有同类的、可预知的行为策略的潜在合作者。
不论教义为何，几乎所有传播较广的宗教组织都会建立一种仿家庭结构，以他们崇拜的神或佛为“父母”，以神职人员为引导规范普通信徒行为的“兄姐”，这种氛围对消解陌生感，促成教徒之间和平共处、构建合作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中那些较积极扩张的宗教，更会推出把非信徒也视为潜在信徒的教义，进一步扩大自家信徒潜在的合作范围——而合作规模的扩大会直接促成组织本身在人数上和能力上的壮大，令这类宗教组织成为族群竞择的胜者。
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什么？
副作用是，当人们把陌生感留给了异教徒时，也就把未约束的杀戮冲动留给了异教徒。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宗教战争，你就会发现，它仍是部落战争的变体。
人们仍在象杀戮邻近部落成员的黑猩猩一样杀戮陌生人，只不过，对“陌生人”的定义从人际交往经验层面转到了精神层面。
人们仍在杀戮那些自己无法理解、不敢信任的人，杀戮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安全的人，最原始的人性，为自身的安全不惜杀戮陌生人的残酷天性，一直都在。
如果你必须循“消解陌生感”的旧路去寻求世界和平，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存将是不可能的。
但繁荣到来了。
“活下去的名额够用了”。
这改变了一切。
quoting nevent1q…r77g人类文明正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而我们越来越需要促成所有国家走向文明，促成所有社会成员都安装上全套的现代化刹车系统。
因为想保证行车安全，你就不能容许没安刹车、方向盘也时不时失灵的劣质油罐车满载着危险化学品和正常车辆同时上路。
这对满载普通人的公交车和满载孩子的校车太危险了。
我们需要意识到，接受了反文明教育的个体在压力情境下是极易失控，极易把杀人和自杀当成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的。
在应对移民问题时，“为他们补全刹车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事项。
我们更需要意识到，在应对国与国的冲突时，在应对族与族的冲突时，关注对手“刹车系统”的状况，对避免严重交通事故来说是多么重要。
那些总是选择极端暴力手段的国家和族群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从他们的角度看“别无出路”。
文明已经让部分国家走出了丛林，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已经用数百年时间确认了，人类除了“匮乏模式”还有其他的选择，“繁荣模式”并非只能存在于宗教想象里的天堂，一种更富裕也更安全的生活方式可以真真切切的存在于现世。
事实告诉他们，人吃人不是必须的。
但那些总是选择极端暴力手段的国家、族群和个人，看不见这事实。
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这不是事实。
他们坚信“人吃人”的故事是永恒的，而没有被吃掉的他们自己只是幸存者，是因为过去积极努力吃人才得以幸存，因为现在自己暂且没被其他更强大的吃人者盯上，也因为自己在面对危机时懂得“先下嘴为强”，先输出伤害削弱对方的实力，才得以幸存。
而他们，正带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习性，在你的孩子身边游走。
他们是自己人生悲剧的结果，但又有极高的风险，成为你人生悲剧的成因。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在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帮助无数个体与这样的人生悲剧告别，帮助族群与国家，与这样的历史悲剧告别。
现代文明国家要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
我们需要看到，对文明国家的安全威胁之所以日益严峻，是因为地理屏障的保护作用已因科技进步极大削弱，于是现代人与保持着前现代人吃人信念的牲人变得太容易彼此遭遇。
当迁徙、移民变得普遍，新技术的普及变得容易，过去远在天边的人身攻击危险，就能在一张机票、一份签证的帮助下倏然近在眼前。
以群体为单位看也一样。当全球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当全球化令各国各行各业的利益紧密交织，过去不会轻易从A国传导到B国的政治风险，就能在一夜之间血洗全球股市，或由一场局部战争转为针对多国的核威胁。
地球村并不大。
在进入发展快车道之后，开在你旁边的车辆的安全性，会因车速加快而对你自己的安全系数有更大的影响。
你可以保证自己不轻易翻车，但你没法保证他翻车时崩飞的轮胎不会击碎你的车窗，让你头破血流。
你可以保证在你的国家，在你们的文明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们知道，遇到困难时选择杀人是最差的选项，但你无法保证在反文明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人不把杀人当成最优选。
你可以保证在你的国家里，陌生人是可信任的，但你无法保证来自远方丛林，其实习惯了吃人，甚至从小就是吃人肉长大的陌生人是可信任的。
我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个双向的问题——对那些心怀善意的移民来说，没能在抵达现居国前就“预装好全套刹车系统”是巨大的困扰，他们并不抗拒但许多人不知道该从哪里取得、如何安装“刹车系统”，他们缺乏被现居国的原住民称为“常识”的许多知识，且难以系统补全。对原住民来说，缺少“刹车系统”的移民又确实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们会在面对原住民认为可以循法律途径解决的冲突时选择暴力，更会在遇到原住民能通过医疗系统解决的问题时，例如发生心理障碍、精神障碍时，束手无策，最终走向暴力。
我并不反对移民。
但我反对漠视移民问题，包括移民们的困境，和原住民因移民的到来承受的利益损失和额外风险。
我也并不反对多元文化、兼容并包。
但我反对无视“房间里的大象”，反对文明国家漠视一部分反文明的政权正在象批量生产无刹车系统的劣质汽车那样，用反文明的教育环境批量制造大量受“吃人故事”裹挟，坚信“人必须吃人”，把丛林法则当成宇宙真理的头脑。
即使中共国的出生率已经断崖式下降，但据官方统计，2023年出生人口仍有902万人。这近千万头脑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在中共的教育环境里，被洗脑成无刹车系统的汽车，被打造成轻视生命价值，满脑子伤害链逻辑，遇事就想着怎么“解决人”，怎么对别人先下手为强，怎么通过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马路杀手”。
而国家呢？能对全世界放出核威胁的国家呢？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快车道上，它们是什么样的车？
双链争持。
产业链逻辑的持续壮大，文明的继续前进，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都需要以伤害链逻辑完成其历史使命，随着匮乏预期的被证伪离开历史舞台为条件。
在观念战场，吃人故事需要被解构，由吃人故事织就的信息茧房需要被冲破。
文明需要当仁不让。
现代国家需要把为每个公民包括移民安装上“刹车系统”视为国家义务，用自己的故事取代帝国叙事。
因为不如此，人类无法携手走向安全、和平与繁荣。 nevent1q…r2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