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如果你看完了昨天这篇推文，你应该就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政治运动”，乐此不疲，直到文革，直到他本人自然寿命的终结。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来源，他“输出伤害”能力的真正来源，是“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是“创造陌生感”的能力，是在群众陷入癫狂杀戮状态时指定受害者的能力， 而不是指挥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进行正规作战的能力。
所以，一旦群众不再处于癫狂杀戮状态，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来源就会枯竭。
一旦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社会变得有序，随着群众匮乏感的不断减轻，毛泽东最喜欢也最依赖的“革命热情”，即群体的杀戮冲动，就会逐渐消退。
如果你们想反思文革，请不要止步于反思人性的黑暗面，更不要止步于把一切悲剧的成因归咎于当时参与了杀戮的个体，或是归咎于所谓的民族性，所谓的素质。
文革是一场谋杀。
在当时制造了无数悲剧的群体杀戮冲动，是被蓄意激发，和由统治者引导着向指定对象释放的。
而毛泽东制造这场谋杀的最核心原因，是因为不如此他就不能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擅长的方式保持权力，保持他向指定对象输出伤害的能力。
明明可以把敌人“明正典刑”，拥有最高权威的他，明明可以循中共建政后的正规途径杀死政敌。但他永远会更喜欢让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死在革命小将们的揪斗、批斗里，死在一团混乱之中，死于无人能预料到所有细节的“迫害”。
因为他是个擅长操纵群体杀戮冲动的“弄潮儿”，他从来不是，也不愿成为一板一眼的官僚。他会把当年的同事一一打倒，因为他的“老战友”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试图构建起能正常运转的国家治理机制时让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的种种努力，全都在消解他真正的权力基础。
而他真正的权力基础，就是蓄意让群体保持的癫狂杀戮状态，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在群众心目中已然占据的垄断权威地位，他“指定杀戮对象”的权力。
关心未来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请注意到中共的权力来源，注意到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波尔布特，到金正恩，到哈梅内伊，这些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为真正权力来源的统治者的行为模式。
因为这类人的切身利益，和让群体保持癫狂杀戮状态息息相关，因为这类人必须通过不断向群众宣说杀戮的必要性来保持自己对人群的操纵力。
也因为当这类人感受到自身影响力下降时，他们就会循旧路加强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将国民推向更进一步的癫狂，激发出追随他的群体对他所指定的目标的，更强烈的杀戮冲动。
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
这种由统治者亲手推动的群体癫狂杀戮状态，和个人对个人的仇杀情杀谋财害命截然不同的现代“部落战争”，由你想都想不到的“安分良民”对压根与自己无仇无怨无交集的平民发起的杀戮，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种受操控的疯狂。
而国家机器，这种国家的国家机器，已从理论上应该是的社会治理工具，变成了统治者操控群体癫狂杀戮情绪的工具，这种国家的社会则变成了把底层生产者大批量改造为人形兵器的兵工厂。
对毛泽东这类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
因为他需要吸食这份“热情”，赖以为生。
但要让社会长期保持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也并不容易，即使人类是这么容易陷入杀戮冲动，激情也总归是会消退，人群也总归是会疲惫的。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必须制造匮乏感，必须让他想操控的人群保持“粮食会不够吃”，“我们会饿死”的担忧。
而这么做总是很容易的。在漫长演化史中，匮乏本来就是长期存在的真实状态，按照为应对匮乏而衍生的等级制度，把足够全员存活的资源不平均地分配下去，让上位者“有余”，而下位者“不足”，让上位者“朱门酒肉臭”，下位者“路有冻死骨”，本就是传统君主的常规操作。
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总会发生饿死大量人口的大饥荒？
因为不平均地分配资源，在资源总量足以让全部社会成员存活的情况下，让地位较高的人屯积有余，让地位较低的人饿死，以保持全社会对饿死的恐惧，正是领袖们“保持群众革命热情”的最有效手段。
匮乏，是领袖们的朋友。
虽然它是徘徊在饿死边缘的普通人的敌人，是无数渴望安定温饱生活的普通人的敌人。
毛泽东最恨的人，就是他的老战友里，那些因不明此理而试图让群众吃饱饭的人。
那些试图在夺得政权后让社会恢复秩序，让生产建设活动能有序开展的人。
在中共党史里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正是试图让社会恢复秩序恢复生产，让群众不再癫狂的那些人，和需要让群众“保持热情”的那个人之间的斗争。
而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习近平想学毛泽东，虽然他并不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底层逻辑。
但这不妨碍他凭着粗浅的印象，把这国再次引向匮乏和癫狂。
学不了神髓可以学其皮相。
可，歪打正着的是，即使习近平没有操纵群体癫狂杀戮状态的能力，他也同样有很大的机会，再次激发中国社会进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
因为只要匮乏再现，只要饥饿再现，只要“人吃人”的必要性真的出现，从小听惯了吃人故事却早被拆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刹车”部件的亿万国民，就会如他所愿。
只是，不识水性的习近平不会是“弄潮儿”。他会沉尸血海，永沦深渊。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来源，他“输出伤害”能力的真正来源，是“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是“创造陌生感”的能力，是在群众陷入癫狂杀戮状态时指定受害者的能力， 而不是指挥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进行正规作战的能力。
所以，一旦群众不再处于癫狂杀戮状态，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来源就会枯竭。
一旦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社会变得有序，随着群众匮乏感的不断减轻，毛泽东最喜欢也最依赖的“革命热情”，即群体的杀戮冲动，就会逐渐消退。
如果你们想反思文革，请不要止步于反思人性的黑暗面，更不要止步于把一切悲剧的成因归咎于当时参与了杀戮的个体，或是归咎于所谓的民族性，所谓的素质。
文革是一场谋杀。
在当时制造了无数悲剧的群体杀戮冲动，是被蓄意激发，和由统治者引导着向指定对象释放的。
而毛泽东制造这场谋杀的最核心原因，是因为不如此他就不能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擅长的方式保持权力，保持他向指定对象输出伤害的能力。
明明可以把敌人“明正典刑”，拥有最高权威的他，明明可以循中共建政后的正规途径杀死政敌。但他永远会更喜欢让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死在革命小将们的揪斗、批斗里，死在一团混乱之中，死于无人能预料到所有细节的“迫害”。
因为他是个擅长操纵群体杀戮冲动的“弄潮儿”，他从来不是，也不愿成为一板一眼的官僚。他会把当年的同事一一打倒，因为他的“老战友”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试图构建起能正常运转的国家治理机制时让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的种种努力，全都在消解他真正的权力基础。
而他真正的权力基础，就是蓄意让群体保持的癫狂杀戮状态，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在群众心目中已然占据的垄断权威地位，他“指定杀戮对象”的权力。
关心未来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请注意到中共的权力来源，注意到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波尔布特，到金正恩，到哈梅内伊，这些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为真正权力来源的统治者的行为模式。
因为这类人的切身利益，和让群体保持癫狂杀戮状态息息相关，因为这类人必须通过不断向群众宣说杀戮的必要性来保持自己对人群的操纵力。
也因为当这类人感受到自身影响力下降时，他们就会循旧路加强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将国民推向更进一步的癫狂，激发出追随他的群体对他所指定的目标的，更强烈的杀戮冲动。
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
这种由统治者亲手推动的群体癫狂杀戮状态，和个人对个人的仇杀情杀谋财害命截然不同的现代“部落战争”，由你想都想不到的“安分良民”对压根与自己无仇无怨无交集的平民发起的杀戮，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种受操控的疯狂。
而国家机器，这种国家的国家机器，已从理论上应该是的社会治理工具，变成了统治者操控群体癫狂杀戮情绪的工具，这种国家的社会则变成了把底层生产者大批量改造为人形兵器的兵工厂。
对毛泽东这类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
因为他需要吸食这份“热情”，赖以为生。
但要让社会长期保持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也并不容易，即使人类是这么容易陷入杀戮冲动，激情也总归是会消退，人群也总归是会疲惫的。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必须制造匮乏感，必须让他想操控的人群保持“粮食会不够吃”，“我们会饿死”的担忧。
而这么做总是很容易的。在漫长演化史中，匮乏本来就是长期存在的真实状态，按照为应对匮乏而衍生的等级制度，把足够全员存活的资源不平均地分配下去，让上位者“有余”，而下位者“不足”，让上位者“朱门酒肉臭”，下位者“路有冻死骨”，本就是传统君主的常规操作。
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总会发生饿死大量人口的大饥荒？
因为不平均地分配资源，在资源总量足以让全部社会成员存活的情况下，让地位较高的人屯积有余，让地位较低的人饿死，以保持全社会对饿死的恐惧，正是领袖们“保持群众革命热情”的最有效手段。
匮乏，是领袖们的朋友。
虽然它是徘徊在饿死边缘的普通人的敌人，是无数渴望安定温饱生活的普通人的敌人。
毛泽东最恨的人，就是他的老战友里，那些因不明此理而试图让群众吃饱饭的人。
那些试图在夺得政权后让社会恢复秩序，让生产建设活动能有序开展的人。
在中共党史里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正是试图让社会恢复秩序恢复生产，让群众不再癫狂的那些人，和需要让群众“保持热情”的那个人之间的斗争。
而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习近平想学毛泽东，虽然他并不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底层逻辑。
但这不妨碍他凭着粗浅的印象，把这国再次引向匮乏和癫狂。
学不了神髓可以学其皮相。
可，歪打正着的是，即使习近平没有操纵群体癫狂杀戮状态的能力，他也同样有很大的机会，再次激发中国社会进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
因为只要匮乏再现，只要饥饿再现，只要“人吃人”的必要性真的出现，从小听惯了吃人故事却早被拆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刹车”部件的亿万国民，就会如他所愿。
只是，不识水性的习近平不会是“弄潮儿”。他会沉尸血海，永沦深渊。
quoting nevent1q…pc8c文明在漫长演化史中曾长期循“消解陌生感”路径发展。
几乎所有社群都是通过消解陌生感，通过创造“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对邓巴数的超越的。但在资源匮乏时，在社群需要“牺牲一部分保证总体”时，曾被消解的陌生感会再次被创造，曾声称彼此为“永远的兄弟姐妹”的人们会因极细微的教义分歧，彼此攻杀。
在社群中，陌生感的涨落与资源的匮乏和充裕实际上有紧密的对应关系。
在匮乏时期不得不争夺资源的个体之间会更易产生矛盾，矛盾也更易激化，直到刀兵相向。在家庭内部，“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句非常写实的谚语。在农耕地区，会与邻村展开大规模械斗，会为抢水而流血杀人，不惜与邻村结成世仇的村子，都并不富裕。
今天的人类社群已经普遍超越了邓巴数。
所以，管控对陌生人的杀戮冲动，消解对陌生人的敌意，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功能。
但在文明演化的过程里，绵延至今的社群都曾反复经历过匮乏与充裕的波动。所以，在所有族群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既曾被极力消解过，也曾被重新创造过。这两种做法都在文化或者说传统中留下了遗痕。
以中国古谚为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分别指向陌生感的消解和创造。
我希望你们意识到，“创造陌生感”这种做法，在社会无法永久性摆脱匮乏，但又必须以消解陌生感为超越邓巴数维持社群规模的主要手段时，是多么常见又多么可怕。
它会直接将群体引向杀戮。
将群体引向对“陌生人”，实际上是曾经并不陌生，只是在被“创造陌生感”之后才突然变得陌生的那些人，亲人、爱人、邻人的杀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卢旺达大屠杀。懒得查资料的可以回忆一下中共国政治运动期间的悲剧。
那些被杀死的，曾经熟悉的陌生人，在回顾历史的我们看来，并不陌生。
卞仲耘是学生们熟悉的校长，但在被戴上“高帽子”之后，在被揪斗之后，她变成了陌生人。她在学生们眼中的形象，从熟悉的校长，变成了新揪出的“坏分子”，而这从熟悉到陌生人反差，更容易激发起群体的恐惧，激发出用口头攻击和肢体攻击宣泄安全焦虑的行为。
当“创造陌生感”的权力掌握在特定的人手中，这些人就能指定杀戮对象。
在中共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都被“指定”过。从人群中被“揪出”的知识分子，被“揭发”出的历史反革命、特务，都在被戴上各种“帽子”后，在从熟人变成政治上的“陌生人”后，承受了群体的暴力。
在清零期间，“红码”则是另一种指定。一个人“阳了”，在他居住的小区里就成了“羊”，在小区微信群里就成了邻居们急着驱离，应被“抓走”的对象。
如果不是疫情本身的特殊性阻断了发生肢体暴力的可能，那些“阳了”的居民们需要承受的，不会仅有网络里的语言暴力。
在这个议题上，我并不想只批判中共国。
给犹太人贴上标签的纳粹德国，把曾经的邻人视为异族的胡图族人，对同族进行大清洗的红色高棉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多个共产主义国家，都曾做过一样的事。
我想让你们看到，“创造陌生感”是一种多么有效的杀人手段，是多么有效的利用群体的杀戮冲动，利用群体的安全焦虑，利用人类天性中的黑暗面，向特定人群“输出伤害”的手段。
而在“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规则之下，当你成功使用了这样的手段，你就会是那个获得奖赏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懂得，为什么毛泽东要一次又一次发起政治运动了？是不是懂得，为什么在中共党史里，在“革命力量”还那么薄弱的时期，领导人就要一次又一次清洗整肃“纯洁队伍”了？
人性的黑暗面会永远存在，朋友们，这不以善良的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但群体的杀戮冲动只会在强烈的匮乏感下被激发，在被权威引导着，向指定的对象，那些“被创造的陌生人”身上宣泄时，成为普遍的行动，令屠杀成为事实。
人群是很容易陷入文革式的癫狂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人性。但人群通常又只会在满足了“匮乏感”和“有指定对象”两个前提条件时才会真的释放出这份癫狂。
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会渴望杀戮以色列人，为杀戮以色列平民和游客而欢呼？许多俄罗斯平民为什么会支持侵略乌克兰？小粉红为什么叫嚣“留岛不留人”？
因为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条件都已满足。
他们都有强烈的匮乏感。
在他们生活的信息环境里，统治者也已为他们指出了宣泄杀戮冲动的对象。
于是他们杀戮。
就这样，这些群体成了统治者手中好用的刀，看似不是士兵的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士兵，他们随时可以展开群体性的杀戮，和单对单的寻仇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杀戮，一些“平民”对另一些身上被贴了隐形标签的平民的杀戮。
于是掌控着他们的统治者，就这样拥有了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有了按伤害链逻辑推算，极为坚实的统治基础。
所以毛泽东会强调“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重要性。这是经验之谈。
我希望你们都能看清在文明史上发生过的一场场群体杀戮背后隐藏的这些规律。
因为中共国，中华沦陷区，很可能——我不忍心说这无限接近100%的可能性是确定——要进入又一场群体杀戮了。
群体的匮乏感正在生成，正在增强。
而陌生感也正在滋生。
曾帮助人们消解陌生感的传统文化已凋零，因党文化已原子化的社群对新一轮杀戮毫无抗拒之力。
末日将临。 nevent1q…jc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