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谋杀，而且是一场双向的谋杀。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谋杀，而且是一场双向的谋杀。
它既是对卞仲耘等死难者肉体的谋杀，也是对宋彬彬等“凶手”在理性能力上的谋杀，和这些当时真心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的青葱少年曾纯白无瑕的个人履历的谋杀。
真正的凶手隐于幕后，至今仍受亿民尊崇，当时半大不小的孩子却得终身背负所有罪名。
这对成年之前的宋彬彬公平吗？
这对因为举报了亲生母亲方忠谋致其被枪决的张红兵，当时仅16岁的张红兵，后来悔疚终身的张红兵，公平吗？
这对你们，对曾经历过文革，曾留下过伤痕记忆，曾被裹挟着整过人或曾经挨整留下了一辈子心理创伤的老人，和这些亲历者的儿女们，在由饱经心理创伤的父母组成的原生家庭里长大，没能学会爱，也没能学会适应现代社会所需的许多常识，因此被指责为“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的普通人，又公平吗？
即使出生在文革结束之后，你们谁又不是由毛泽东操纵的那一场场集体癫狂的间接受害者和幸存者呢？
可是更大的悲剧就要到来了。
下一场集体癫狂即将发生。
因为匮乏即将重临，也因为中共帝国从建政前一直讲到今天的吃人故事仍在一遍又一遍的被讲述，中共推出的帝国叙事仍在统治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以及，沿袭自毛泽东的“革命传统”正在被继承，通过分配差距营造匮乏感的做法，利用宣传激发和操纵群众“革命热情”的统治套路，正在重新被选择。
不要以为从小听惯了吃人故事的牲人只会在弹尽粮绝后才开始吃人。
在他们的头脑里，“匮乏感”和“人整人的必要性”是直接关联的。对从小接受中共革命宣传、帝国叙事的人来说，绝望感就是激发杀戮冲动的“钥匙”，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解决个人身处的绝境的最有效手段，最优先选项，就是杀人。
而且是漫无目标地攻击杀害纯然无辜的素不相识的人。
宋彬彬和卞仲耘没有私仇。
虽然中共不曾公布案件详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深圳刺杀日本男童案中，凶手和航平之间也没有私仇。
在瑞典，刺伤幼儿的凶手和孩子们也没有私仇。在澳洲，泼咖啡烫伤婴儿的凶手和受害婴孩之间更没有私仇。
我不想连篇累牍的举例了，直接说结论吧，随机杀人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而中共的帝国叙事，中共历史上曾长期让大量国民保持的癫狂杀戮状态及其后遗症，正是中共国民今天频繁重现这种行为模式的精神源流。
但你们已经看到的零星案件，只是即将发生的更宏大悲剧的预警。
因为中共把激发集体癫狂杀戮状态的前提，无可抗拒的匮乏感和对他人的“陌生感”，都准备好了。
从“激发和操纵集体癫狂杀戮状态”的角度看毛泽东和所有类似中共的政权的权力来源，你不难看出，如果他们不把社会“原子化”，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他们就会很难顺利实施“指定杀戮对象”的行动。
因为他们要操纵的是“陌生感”，而陌生感在越亲近的人之间，越难被随意创造。因为邓巴数毕竟还有150，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天性，令大部分人很难对这150人中离自己最近的圈层下手。
所以，你也看到了。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破坏家人至亲之间的信任，不断打散民间组织，破坏社会自组织能力。
它是要让你们连150人的人际关系网也织不起来，要让你们在杀戮狂潮中束手无策，没有丝毫抵御之力。
你知道什么是牲人么？
牲人，是象牲畜一样被豢养着，被奴役着的人类。但牲人，也是备用的人牲，是以存活为保鲜手段的砧上之肉，是随时可以按需宰杀的蛋白质来源。
中共要让你们保持“毫无抵御之力”的状态，因为这对它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砧上之肉的状态，可以“现杀现吃”的状态。
你们现有的自由，我直说了吧，请不要责怪我用语粗鄙——是走地鸡的自由。你们自以为的自在奔跑，不过是食客让你们肉质紧实鸡味浓郁的手段。
可你们一无所觉。
所以，下一场悲剧就要来了。
据说这话是崔健说的：“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诚哉斯言。
文革是一场谋杀。
但这场谋杀并没有结束。
在谋杀了卞仲耘、方忠谋这代人之后，在同时谋杀了宋彬彬、张红兵的理性和清白之后，在让无数人因动荡年月的经历丧失了爱的能力、信任的能力，由此间接谋杀了他们寻求幸福的能力，谋杀了他们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原生家庭的能力之后，这场谋杀再次露出了獠牙。
这次它打算把曾经的间接受害者变成直接受害者。
这次它打算把早就被吃人故事裹挟了半生的亿万平民卷入真正的吃人世界。
它要让砧上之肉的孩子们继承父母曾经幸免的命运。
它要让上一次的幸存者无法继续幸存。
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容易在匮乏感和权威鼓动下陷入集体癫狂杀戮状态，而能当成“刹车”的一切观念工具，从“人命关天”的传统观念到“人道主义”这类舶来品，都已被中共蓄意拆除。
能让陷入匮乏者不把杀戮当成最优选的社会保障体系，司法救济体系，宗教救赎观念，由血缘亲缘关系织成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已统统被中共拆散。
结果，面对这场由国家发起的谋杀，你是如此孤独。
可是这对你公平吗？
你生在这世上，你从小挣扎到如今，就是为了来承受这些的吗？
它既是对卞仲耘等死难者肉体的谋杀，也是对宋彬彬等“凶手”在理性能力上的谋杀，和这些当时真心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的青葱少年曾纯白无瑕的个人履历的谋杀。
真正的凶手隐于幕后，至今仍受亿民尊崇，当时半大不小的孩子却得终身背负所有罪名。
这对成年之前的宋彬彬公平吗？
这对因为举报了亲生母亲方忠谋致其被枪决的张红兵，当时仅16岁的张红兵，后来悔疚终身的张红兵，公平吗？
这对你们，对曾经历过文革，曾留下过伤痕记忆，曾被裹挟着整过人或曾经挨整留下了一辈子心理创伤的老人，和这些亲历者的儿女们，在由饱经心理创伤的父母组成的原生家庭里长大，没能学会爱，也没能学会适应现代社会所需的许多常识，因此被指责为“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的普通人，又公平吗？
即使出生在文革结束之后，你们谁又不是由毛泽东操纵的那一场场集体癫狂的间接受害者和幸存者呢？
可是更大的悲剧就要到来了。
下一场集体癫狂即将发生。
因为匮乏即将重临，也因为中共帝国从建政前一直讲到今天的吃人故事仍在一遍又一遍的被讲述，中共推出的帝国叙事仍在统治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以及，沿袭自毛泽东的“革命传统”正在被继承，通过分配差距营造匮乏感的做法，利用宣传激发和操纵群众“革命热情”的统治套路，正在重新被选择。
不要以为从小听惯了吃人故事的牲人只会在弹尽粮绝后才开始吃人。
在他们的头脑里，“匮乏感”和“人整人的必要性”是直接关联的。对从小接受中共革命宣传、帝国叙事的人来说，绝望感就是激发杀戮冲动的“钥匙”，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解决个人身处的绝境的最有效手段，最优先选项，就是杀人。
而且是漫无目标地攻击杀害纯然无辜的素不相识的人。
宋彬彬和卞仲耘没有私仇。
虽然中共不曾公布案件详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深圳刺杀日本男童案中，凶手和航平之间也没有私仇。
在瑞典，刺伤幼儿的凶手和孩子们也没有私仇。在澳洲，泼咖啡烫伤婴儿的凶手和受害婴孩之间更没有私仇。
我不想连篇累牍的举例了，直接说结论吧，随机杀人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而中共的帝国叙事，中共历史上曾长期让大量国民保持的癫狂杀戮状态及其后遗症，正是中共国民今天频繁重现这种行为模式的精神源流。
但你们已经看到的零星案件，只是即将发生的更宏大悲剧的预警。
因为中共把激发集体癫狂杀戮状态的前提，无可抗拒的匮乏感和对他人的“陌生感”，都准备好了。
从“激发和操纵集体癫狂杀戮状态”的角度看毛泽东和所有类似中共的政权的权力来源，你不难看出，如果他们不把社会“原子化”，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他们就会很难顺利实施“指定杀戮对象”的行动。
因为他们要操纵的是“陌生感”，而陌生感在越亲近的人之间，越难被随意创造。因为邓巴数毕竟还有150，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天性，令大部分人很难对这150人中离自己最近的圈层下手。
所以，你也看到了。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破坏家人至亲之间的信任，不断打散民间组织，破坏社会自组织能力。
它是要让你们连150人的人际关系网也织不起来，要让你们在杀戮狂潮中束手无策，没有丝毫抵御之力。
你知道什么是牲人么？
牲人，是象牲畜一样被豢养着，被奴役着的人类。但牲人，也是备用的人牲，是以存活为保鲜手段的砧上之肉，是随时可以按需宰杀的蛋白质来源。
中共要让你们保持“毫无抵御之力”的状态，因为这对它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砧上之肉的状态，可以“现杀现吃”的状态。
你们现有的自由，我直说了吧，请不要责怪我用语粗鄙——是走地鸡的自由。你们自以为的自在奔跑，不过是食客让你们肉质紧实鸡味浓郁的手段。
可你们一无所觉。
所以，下一场悲剧就要来了。
据说这话是崔健说的：“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诚哉斯言。
文革是一场谋杀。
但这场谋杀并没有结束。
在谋杀了卞仲耘、方忠谋这代人之后，在同时谋杀了宋彬彬、张红兵的理性和清白之后，在让无数人因动荡年月的经历丧失了爱的能力、信任的能力，由此间接谋杀了他们寻求幸福的能力，谋杀了他们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原生家庭的能力之后，这场谋杀再次露出了獠牙。
这次它打算把曾经的间接受害者变成直接受害者。
这次它打算把早就被吃人故事裹挟了半生的亿万平民卷入真正的吃人世界。
它要让砧上之肉的孩子们继承父母曾经幸免的命运。
它要让上一次的幸存者无法继续幸存。
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容易在匮乏感和权威鼓动下陷入集体癫狂杀戮状态，而能当成“刹车”的一切观念工具，从“人命关天”的传统观念到“人道主义”这类舶来品，都已被中共蓄意拆除。
能让陷入匮乏者不把杀戮当成最优选的社会保障体系，司法救济体系，宗教救赎观念，由血缘亲缘关系织成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已统统被中共拆散。
结果，面对这场由国家发起的谋杀，你是如此孤独。
可是这对你公平吗？
你生在这世上，你从小挣扎到如今，就是为了来承受这些的吗？
quoting nevent1q…w9cd如果你看完了昨天这篇推文，你应该就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政治运动”，乐此不疲，直到文革，直到他本人自然寿命的终结。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来源，他“输出伤害”能力的真正来源，是“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是“创造陌生感”的能力，是在群众陷入癫狂杀戮状态时指定受害者的能力， 而不是指挥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进行正规作战的能力。
所以，一旦群众不再处于癫狂杀戮状态，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来源就会枯竭。
一旦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社会变得有序，随着群众匮乏感的不断减轻，毛泽东最喜欢也最依赖的“革命热情”，即群体的杀戮冲动，就会逐渐消退。
如果你们想反思文革，请不要止步于反思人性的黑暗面，更不要止步于把一切悲剧的成因归咎于当时参与了杀戮的个体，或是归咎于所谓的民族性，所谓的素质。
文革是一场谋杀。
在当时制造了无数悲剧的群体杀戮冲动，是被蓄意激发，和由统治者引导着向指定对象释放的。
而毛泽东制造这场谋杀的最核心原因，是因为不如此他就不能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擅长的方式保持权力，保持他向指定对象输出伤害的能力。
明明可以把敌人“明正典刑”，拥有最高权威的他，明明可以循中共建政后的正规途径杀死政敌。但他永远会更喜欢让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死在革命小将们的揪斗、批斗里，死在一团混乱之中，死于无人能预料到所有细节的“迫害”。
因为他是个擅长操纵群体杀戮冲动的“弄潮儿”，他从来不是，也不愿成为一板一眼的官僚。他会把当年的同事一一打倒，因为他的“老战友”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试图构建起能正常运转的国家治理机制时让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的种种努力，全都在消解他真正的权力基础。
而他真正的权力基础，就是蓄意让群体保持的癫狂杀戮状态，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在群众心目中已然占据的垄断权威地位，他“指定杀戮对象”的权力。
关心未来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请注意到中共的权力来源，注意到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波尔布特，到金正恩，到哈梅内伊，这些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为真正权力来源的统治者的行为模式。
因为这类人的切身利益，和让群体保持癫狂杀戮状态息息相关，因为这类人必须通过不断向群众宣说杀戮的必要性来保持自己对人群的操纵力。
也因为当这类人感受到自身影响力下降时，他们就会循旧路加强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将国民推向更进一步的癫狂，激发出追随他的群体对他所指定的目标的，更强烈的杀戮冲动。
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
这种由统治者亲手推动的群体癫狂杀戮状态，和个人对个人的仇杀情杀谋财害命截然不同的现代“部落战争”，由你想都想不到的“安分良民”对压根与自己无仇无怨无交集的平民发起的杀戮，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种受操控的疯狂。
而国家机器，这种国家的国家机器，已从理论上应该是的社会治理工具，变成了统治者操控群体癫狂杀戮情绪的工具，这种国家的社会则变成了把底层生产者大批量改造为人形兵器的兵工厂。
对毛泽东这类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
因为他需要吸食这份“热情”，赖以为生。
但要让社会长期保持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也并不容易，即使人类是这么容易陷入杀戮冲动，激情也总归是会消退，人群也总归是会疲惫的。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必须制造匮乏感，必须让他想操控的人群保持“粮食会不够吃”，“我们会饿死”的担忧。
而这么做总是很容易的。在漫长演化史中，匮乏本来就是长期存在的真实状态，按照为应对匮乏而衍生的等级制度，把足够全员存活的资源不平均地分配下去，让上位者“有余”，而下位者“不足”，让上位者“朱门酒肉臭”，下位者“路有冻死骨”，本就是传统君主的常规操作。
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总会发生饿死大量人口的大饥荒？
因为不平均地分配资源，在资源总量足以让全部社会成员存活的情况下，让地位较高的人屯积有余，让地位较低的人饿死，以保持全社会对饿死的恐惧，正是领袖们“保持群众革命热情”的最有效手段。
匮乏，是领袖们的朋友。
虽然它是徘徊在饿死边缘的普通人的敌人，是无数渴望安定温饱生活的普通人的敌人。
毛泽东最恨的人，就是他的老战友里，那些因不明此理而试图让群众吃饱饭的人。
那些试图在夺得政权后让社会恢复秩序，让生产建设活动能有序开展的人。
在中共党史里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正是试图让社会恢复秩序恢复生产，让群众不再癫狂的那些人，和需要让群众“保持热情”的那个人之间的斗争。
而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习近平想学毛泽东，虽然他并不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底层逻辑。
但这不妨碍他凭着粗浅的印象，把这国再次引向匮乏和癫狂。
学不了神髓可以学其皮相。
可，歪打正着的是，即使习近平没有操纵群体癫狂杀戮状态的能力，他也同样有很大的机会，再次激发中国社会进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
因为只要匮乏再现，只要饥饿再现，只要“人吃人”的必要性真的出现，从小听惯了吃人故事却早被拆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刹车”部件的亿万国民，就会如他所愿。
只是，不识水性的习近平不会是“弄潮儿”。他会沉尸血海，永沦深渊。 nevent1q…pc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