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你可以不要宗教，但你不能不要“理想国”。你可以不信宗教，但你无法抗拒宗教观念通过影响这世界对你造成的影响。
“神”的力量，不会因你不信就不存在。
绝大多数普通人难以准确理解抽象概念，因此不同的人对“爱”、“神”、“理想”、“幸福”的理解常常大相径庭。
这曾是毫不要紧的事。
但当民主政治令民众共识 成为决定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关键，民意在理解这些概念时的似是而非，就成为当代政治绕不开的课题。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曾经是特殊的，那群建国先贤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令自己在人类所有国家的创建史上变得如此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创建者都不一样的“理想国”。
在真的创建出一个国家之前，这个“理想国”已经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经历过千锤百炼，而这千锤百炼的第一锤，来自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新旧约全书》时都能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看到的分别。
如果你不把耶稣看成一位神明，仅把耶稣看成一位真实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一位思想家，一位宗教改革者，你反而会“细思极恐”。
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出身背景下，在他的头脑里，是怎么萌发了那么多与同时代人迥异的观点的？那些完全称得上“离经叛道”的观点又是怎样受到追捧，并得以广泛传播的？
耶稣是“不同”的。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不同的。
即使在和其源流其传统结合更紧密的部分它与其他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历史上，基督教的教会没少做和任何得势的宗教组织一样的腐败行径，但基督教对“天国”的描述，对理想家庭的描述，对信徒在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独特之处。
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最终在基督教经历了几番变迁几番改革后，在其中一个支派里形成了清教理念，由这理念铸造了美国建国先贤们头脑中的“理想国”，影响了他们在建构美国制度时的思路。追根溯源，这些独特之处，就是美国政治和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政治现代性的源头。
当你希望美国政治能保持住它的现代性时，你必须注意到“理想国”的存在。
你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但你不能无视“理想国”对政治现实的影响。
儒家的“理想国”曾决定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基本结构，伊斯兰教的“理想国”则对泛伊斯兰世界历史与现实造成了巨大影响。
若沿着这个思路仔细审视可归为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在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的轨迹，你也不难发现，其中有“明君梦”——也就是由强大而贤明的制度设计者将社会引入“治世”——这古老传说的影子若隐若现。
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现实是什么？
是各族群的“理想国”在获得经济层面的注能后，从观念世界向物质世界的降临。
这降临就象软件下载。
你请求的是下载哪个软件，完成下载进程后你得到的就是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你能否完成下载进程，但你运用经济能力建构的理想国度，在你的经济能力更强时能被建构得更符合你理想的国度，其样态取决于你的理想。
例如拥有丰厚石油储藏的沙特，已建成了属于他们的理想国。
那显然不是其他族群的理想国。
如果你肯承认人类的力量正在科技的加持下变大，如果你肯承认人类令现实符合理想的能力正在增长，你就需要承认这个世界正在比旧时代更多的受人类观念的影响，而各个人类国家的样式也在更大程度上受“理想国”也就是文化观念的制约。
所以，当美国的文化观念改变，“理想国”和建国先贤们不再相同，美国的政治现实就随之改变。
这甚至是符合民主原则的，选民们确实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样式。
现在，请让我们放下对美国发展前景的分析，用同一套理论来窥视中共国的未来。
中共国会有怎样的未来？
这取决于两件事：
第一，中共国民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人们实现理想的能力是不是足够。
中共的“理想国”，是一个亿万牲人会跪伏在地，早请示晚汇报，载歌载舞，将暴君奉若神明的国度。
文革时期的中共国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国。
这也是习近平的理想国。
但在让理想降临现世这件事上，毛泽东接近成功，习近平却限于才气一再受挫。
毛泽东是知道怎样操弄人心，怎样把共产主义理想包装得和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十分接近的。他同样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形象嵌入传统中国的“明君梦”里，并由此借助旧式知识分子们对皇权的畏惧，镇服一切潜在的反对者。
只是他没有在经济层面构建一个可持续运转模式的能力，从他的观念世界降临到现世的，只能是个在政治上走向成功但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的国度。
所以他的理想会在他丧失执政能力后不再存留于现世，在毛泽东的肉身死亡后，民众对三餐温饱的渴望和邓小平等文革幸存者对安全保障的渴望，立即取代了毛泽东的政治愿景，最终形成了改开时代我们见到的政治现实。
毛泽东的理想曾战胜过亿万民众的理想。
但习近平的理想无法战胜中共国已经习惯了改开时代生活状态的各级官僚和亿万民众的理想。
在理想与理想的战争中，能存活下来的那一个，能降临现世的那一个，才会成为真实的未来。
“神”的力量，不会因你不信就不存在。
绝大多数普通人难以准确理解抽象概念，因此不同的人对“爱”、“神”、“理想”、“幸福”的理解常常大相径庭。
这曾是毫不要紧的事。
但当民主政治令民众共识 成为决定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关键，民意在理解这些概念时的似是而非，就成为当代政治绕不开的课题。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曾经是特殊的，那群建国先贤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令自己在人类所有国家的创建史上变得如此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创建者都不一样的“理想国”。
在真的创建出一个国家之前，这个“理想国”已经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经历过千锤百炼，而这千锤百炼的第一锤，来自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新旧约全书》时都能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看到的分别。
如果你不把耶稣看成一位神明，仅把耶稣看成一位真实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一位思想家，一位宗教改革者，你反而会“细思极恐”。
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出身背景下，在他的头脑里，是怎么萌发了那么多与同时代人迥异的观点的？那些完全称得上“离经叛道”的观点又是怎样受到追捧，并得以广泛传播的？
耶稣是“不同”的。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不同的。
即使在和其源流其传统结合更紧密的部分它与其他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历史上，基督教的教会没少做和任何得势的宗教组织一样的腐败行径，但基督教对“天国”的描述，对理想家庭的描述，对信徒在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独特之处。
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最终在基督教经历了几番变迁几番改革后，在其中一个支派里形成了清教理念，由这理念铸造了美国建国先贤们头脑中的“理想国”，影响了他们在建构美国制度时的思路。追根溯源，这些独特之处，就是美国政治和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政治现代性的源头。
当你希望美国政治能保持住它的现代性时，你必须注意到“理想国”的存在。
你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但你不能无视“理想国”对政治现实的影响。
儒家的“理想国”曾决定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基本结构，伊斯兰教的“理想国”则对泛伊斯兰世界历史与现实造成了巨大影响。
若沿着这个思路仔细审视可归为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在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的轨迹，你也不难发现，其中有“明君梦”——也就是由强大而贤明的制度设计者将社会引入“治世”——这古老传说的影子若隐若现。
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现实是什么？
是各族群的“理想国”在获得经济层面的注能后，从观念世界向物质世界的降临。
这降临就象软件下载。
你请求的是下载哪个软件，完成下载进程后你得到的就是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你能否完成下载进程，但你运用经济能力建构的理想国度，在你的经济能力更强时能被建构得更符合你理想的国度，其样态取决于你的理想。
例如拥有丰厚石油储藏的沙特，已建成了属于他们的理想国。
那显然不是其他族群的理想国。
如果你肯承认人类的力量正在科技的加持下变大，如果你肯承认人类令现实符合理想的能力正在增长，你就需要承认这个世界正在比旧时代更多的受人类观念的影响，而各个人类国家的样式也在更大程度上受“理想国”也就是文化观念的制约。
所以，当美国的文化观念改变，“理想国”和建国先贤们不再相同，美国的政治现实就随之改变。
这甚至是符合民主原则的，选民们确实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样式。
现在，请让我们放下对美国发展前景的分析，用同一套理论来窥视中共国的未来。
中共国会有怎样的未来？
这取决于两件事：
第一，中共国民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人们实现理想的能力是不是足够。
中共的“理想国”，是一个亿万牲人会跪伏在地，早请示晚汇报，载歌载舞，将暴君奉若神明的国度。
文革时期的中共国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国。
这也是习近平的理想国。
但在让理想降临现世这件事上，毛泽东接近成功，习近平却限于才气一再受挫。
毛泽东是知道怎样操弄人心，怎样把共产主义理想包装得和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十分接近的。他同样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形象嵌入传统中国的“明君梦”里，并由此借助旧式知识分子们对皇权的畏惧，镇服一切潜在的反对者。
只是他没有在经济层面构建一个可持续运转模式的能力，从他的观念世界降临到现世的，只能是个在政治上走向成功但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的国度。
所以他的理想会在他丧失执政能力后不再存留于现世，在毛泽东的肉身死亡后，民众对三餐温饱的渴望和邓小平等文革幸存者对安全保障的渴望，立即取代了毛泽东的政治愿景，最终形成了改开时代我们见到的政治现实。
毛泽东的理想曾战胜过亿万民众的理想。
但习近平的理想无法战胜中共国已经习惯了改开时代生活状态的各级官僚和亿万民众的理想。
在理想与理想的战争中，能存活下来的那一个，能降临现世的那一个，才会成为真实的未来。
quoting nevent1q…pxhu宗教，协助人们构建不必基于血缘或性缘关系的广义家庭，将自己打造成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并由此获得了在信众头脑中描绘“理想国”的机会。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大部分时间它直接下场，教会对国政的影响力，僧侣、国师们对国王、皇帝的影响力，常常大到能导致王权更替。
即使到了以政教分离为常态的今天，宗教组织的政治能量仍绝不可小觑。
但当然，在新时代，有其他力量在兴起。
人类是故事生物，宗教之所以能统治人类的头脑，是因为在创造和传播故事的门槛较高的时代，它曾是社会最主要的“故事供应商”，是官方叙事或者说主流叙事的唯一来源。
但当创造和传播故事的门槛降低，当各式各样的故事满天飞舞，神的辉光就被淹没在信息海洋里，被迫黯淡。
宣传部门发现了掌控官方叙事的好处，知识分子发现了掌控主流叙事的好处。
在专制国家，统治者通过驱使宣传部加班加点，让自己获得了过去属于神的地位。
在民主国家，这权柄则由分散在各大学、研究所的知识精英们把持。
于是，为大众描绘“理想国”的权力，在一些国家，从传统宗教组织转移到了专制政权的首脑手中。在另一些国家，从传统宗教组织转移到了知识精英手中。
而“理想国”是什么？
它是人类以社群为单位对自身未来的想象，是社会在既有的地基上修筑新大厦时使用的蓝图。
它是人们面对未来种种可能时选择方向的依据。
它还是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信徒愿意按它的指引行事，它就能从观念世界降临到现实世界中来——虽然可能是以比信徒们的想象要糟糕的形式。
在二百五十年前创建美国的人，是一群基督徒，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年的建国者想要做的事，是建成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而他们对“理想国”的想象，当然来自他们的信仰，也就是基督教对“天国”的描绘。
而这描绘，和统治着东方的儒教对理想国的描绘，即《礼运大同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着明显的不同，和统治着广袤疆域的伊斯兰教对“理想国”的描绘，即全世界人都信仰伊斯兰教、遵循伊斯兰教法，并统一为单一的伊斯兰国也显然不同。
假如当年来到北美大陆开荒拓土的是一群儒教信徒或是一群伊斯兰教徒，同样获得了建立“理想国”的机会，他们建出的当然会是和今日之美国不一样的国家。
假如那时占据北美的是一群中共国培养出的小粉红呢？
显然他们会建出的一定是“红色根据地”。
在一个国家从无到有的构建历程中，建国者们对理想国家形态的认识，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一个国家维持其既有形态时，维持者们对理想国家形态的认识同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这在今天看来至关重要的一点，就被许多人忽略了。
而正是这份忽略，导致了美国今天的存在危机。
是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存在危机，虽然“家底”仍然雄厚，但对于“美国要做一个怎样的国家”，美国人已经普遍陷入了困惑，许多人已经在帝国道路和民主道路之间举棋不定。
大量接纳携带异质文化基因的移民，实行“多元文化”而不对来自伤害链国家的观念侵袭作任何应对，已经令美国存在的观念基础，即对早期建国者“天国”理念的坚持，不复存在。
于是，在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层面均形成自维持机制才能进入稳态的社会，因文化层面的自维持机制失效陷入了动荡。
出现了滑向另一种稳态的可能。
如果接下来经济大萧条令繁荣预期被击溃，政治上的制衡机制被瓦解，美国就有可能滑向另一种稳态。
并在那一种稳态里，在帝国形态下，成为国际社会中最强的国家，成为中俄等国需要应对的敌手。
对习近平和普京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帝国化后的美国只会更具攻击性，会更严肃地思考“消灭中俄”这类问题。
如果美国不再“象美国”而是变得更象俄罗斯、中共国，两个以上的俄国或中共国显然不可能和平共处。
今天的美国之所以仍能与中俄和平共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理想国”观念源头仍是基督教的“天国”，是一个可以与别国和平共处的国家。
一旦这一点改变，中美俄三国就会失去和平共处的现实基础。
真正的乱世，会在那个时候到来。 nevent1q…v9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