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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使不发达国家更为繁荣昌盛的问题，不可以通过提供物质援助来解决――米塞斯
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都不了解经济学，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今天政治争论的重大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即使我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搁置起来，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政治舞台上每天讨论的话题只能通过经济学的推理而得到理解。但是人们，甚至民权领袖、政治家、编辑，都不愿意进行任何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他们以其无知为荣。他们担心，了解经济学可能会有损于他们天真的自信及其因重复随手捡来的口号而产生的自满。
使不发达国家更为繁荣昌盛的问题，不可以通过提供物质援助来解决。这是一个精神和思想问题。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不发达国家最需要的是经济自由、私人企业和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维持，有利于将现有的资本以尽可能最好和最廉价的方式用于满足消费者最急迫的需要。
公众舆论以为，维系货币稳定性的真正危险在于资本抽逃。这是不对的。投资于不动产或工厂，或投资于持有这类资产的公司股票的资本是飞不掉的。你可以卖掉这样的资产并带着收益离开一个国家。但是这不过是——假定没有信贷扩张——买家取代了你而已。如果买家是外国人，那么，本国人的资本抽逃就由国外来的资本输入所补偿。如果买家也是本国人，那么，他只能通过卖掉他的资产——当新增信贷不是由信贷扩张而导致之时——才买得起这些股票，情况是一样的。这个或那个人可以将他的资本抽出一个国家，但是，这永远不会导致大规模流动。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储蓄存款可以即刻或短时间内就可从银行提取出来。当储蓄存款可以立即提取、发钞行通过为即将被提取的存款预留信贷而使得立即提取存款成为可能时，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就会导致兑换率上升。显然，不是资本外逃，而是照顾储蓄银行的信贷扩张，才是祸害的根源。
问题的核心在于储蓄政策。在没有中央银行的帮助之下，仅作可行承诺的银行从来就不会威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即使是轻率地对其债务做出不能达到的承诺的其他银行，也只有在中央银行承诺对其提供援助的时候才算是威胁。如果中央银行让这些银行自生自灭，这些银行的个别麻烦就不会对外汇造成任何影响。为偿还某国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而增发的巨额钞票会使外汇价格上升，这是容易理解的。能够危害到货币稳定性的东西，根本不是资本家携资而逃的欲望，而是货币流通额的扩张。
对社会科学广泛轻蔑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不愿接受自然对人的行为施加的限制。这种不情不愿潜在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则是压倒性的。由于不能同时拥有互不相容的两样东西，由于必须为任何东西付出代价和从来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人们因此而感到不幸。他们责怪社会科学，因为它证明了保存与增加活力而同时排除不自在感受的要素的稀缺性。他们蔑视社会科学，因为它描绘了世界的真实状况而非他们喜欢的状况，也就是那种有无穷机会的宇宙。他们不是足够的明智，因而未能理解：生活正是对于逆境的积极抗争，生命就体现在这一抗争中，心智正常的人不能想象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理性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中最为重要的装备。在愚人的天堂里，理性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有任何发展。
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造出了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快的汽车，房间里有中央供暖设备、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有人对此却嗤之以鼻，说人类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这种说法纯属无聊。人类当然有更高尚的追求，但是这种更高尚的追求却不应该出自于任何外部的强制，而需要个人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责备，毋宁说暴露出一种粗糙的、物质主义的观念，它以为道德与精神文化可以由政府或通过组织生产活动创建出来。这些外部的组织机构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只能是创造出一种环境，从而使个人可以自由地耕耘出自己的精神世界。群众喜欢看拳击比赛而不是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喜欢听爵士乐而非贝多芬的交响乐，喜欢读笑话而非诗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过。然而，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优雅的东西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这样的时代，资本主义给很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努力追求这些高雅的东西。
不管从哪一角度观察资本主义，都没有理由为所谓美好的旧时代的流逝而伤感，更没有理由证明，我们应该向往极权主义乌托邦。
作为动物，人能够自己调整以适应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或其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但是，这种调整是头脑运作的结果。对历史所作的地理学解释没有认识到这决定性的一点。环境只能通过人类头脑发生作用。印第安土著居民即便连轮子或马车也未能发明，但白人殖民者在同样的土地上却发展出了现代的美国文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两地，自然条件都使得滑雪成为一项非常有用的运输方式，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滑雪橇，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居民没有做到这一点。数百年来，甚至在数千年间，在漫长的冬季，阿尔卑斯山的农民被困在山上的房子里，充满渴望地凝视着山谷中无法到达的村庄和邻舍。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触发他们的创造精神。大约四五十年前，市镇居民将滑雪作为一种户外运动引入山区，当地人却报之以看待滑稽玩具的讥笑。到很久以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些“玩具”对他们是多么有用。
技术状态和生产力，与其说是决定心智状态的因素之一，不如说是心智起作用的结果。人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合生活于斯的自然环境，这种调整是由思想来实现的。非洲黑人为何未发现某些方法以战胜威胁其生命与健康的细菌，而欧洲学者却发现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这些疾病？唯物主义根本就不能满意地回答这样的问题。
日本、印度、近东伊斯兰教国家在以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以前，不能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未开化的。这些民族在数百年以前，甚至是数千年以前，就已经在工艺美术、建筑、文学、哲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组建了强大的帝国。但是自此以后，他们裹足不前，他们的文化变得麻木和迟钝，他们自己则失去了成功应对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精英与艺术天才枯萎了，艺术家和作家明目张胆地沿袭传统模式，神学家、哲学家、律师沉浸于对古老著作一成不变的注解中。先辈所树立的丰碑轰然倒塌。他们的帝国分崩离析，公民失去活力与精神，变得对日益严重的衰落与贫穷无动于衷。
东方哲学与诗歌的古典之作能与西方最有价值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数个世纪以来，东方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书籍。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几乎没有记录任何东方作者的姓名。东方不再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做出任何贡献。使西方激动不安的问题与论争，在东方却仍是不得而知。欧洲出现骚乱；东方则是停滞、懒惰和漠不关心。
原因是明摆着的。东方缺乏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免受国家强制的自由之思想。东方从来未曾举起自由的大旗。它从没试图强调个人免受统治者权力侵害的权利。它从不质疑专制暴君的霸道。首先，它从未建立保障公民私人财富免受专制统治者没收的法律框架。相反，受富人财富造成了穷人之贫穷这种思想的蛊惑，所有人都赞成统治者没收成功商人财产的做法。因此，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受到抑制，国家被迫放弃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改进。资产阶级不能发展壮大，结果，大众得不到激励，他们也不会去惠顾作家、艺术家和投资者。
普通民众的后代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华山一条道。他们可以凭借侍奉君主得以向上爬。西方社会是个人可以竞争最高奖赏的群体。东方社会是完全依赖于君主善意地对待臣民等乌合大众。西方社会的精明青年将世界看作是他可以获取名望、地位、荣誉、财富的竞技场；相对其雄心而言，万事皆不是困难。东方父母的温顺后裔除开遵循所处环境中的惯例外，茫然无知。西方人引以为荣的自立，在索福克勒斯所写的赞美人及其进取精神的合唱诗《安提哥涅》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可以找到欢欣鼓舞的表现。同样的东西在东方可谓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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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都不了解经济学，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今天政治争论的重大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即使我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搁置起来，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政治舞台上每天讨论的话题只能通过经济学的推理而得到理解。但是人们，甚至民权领袖、政治家、编辑，都不愿意进行任何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他们以其无知为荣。他们担心，了解经济学可能会有损于他们天真的自信及其因重复随手捡来的口号而产生的自满。
使不发达国家更为繁荣昌盛的问题，不可以通过提供物质援助来解决。这是一个精神和思想问题。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不发达国家最需要的是经济自由、私人企业和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维持，有利于将现有的资本以尽可能最好和最廉价的方式用于满足消费者最急迫的需要。
公众舆论以为，维系货币稳定性的真正危险在于资本抽逃。这是不对的。投资于不动产或工厂，或投资于持有这类资产的公司股票的资本是飞不掉的。你可以卖掉这样的资产并带着收益离开一个国家。但是这不过是——假定没有信贷扩张——买家取代了你而已。如果买家是外国人，那么，本国人的资本抽逃就由国外来的资本输入所补偿。如果买家也是本国人，那么，他只能通过卖掉他的资产——当新增信贷不是由信贷扩张而导致之时——才买得起这些股票，情况是一样的。这个或那个人可以将他的资本抽出一个国家，但是，这永远不会导致大规模流动。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储蓄存款可以即刻或短时间内就可从银行提取出来。当储蓄存款可以立即提取、发钞行通过为即将被提取的存款预留信贷而使得立即提取存款成为可能时，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就会导致兑换率上升。显然，不是资本外逃，而是照顾储蓄银行的信贷扩张，才是祸害的根源。
问题的核心在于储蓄政策。在没有中央银行的帮助之下，仅作可行承诺的银行从来就不会威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即使是轻率地对其债务做出不能达到的承诺的其他银行，也只有在中央银行承诺对其提供援助的时候才算是威胁。如果中央银行让这些银行自生自灭，这些银行的个别麻烦就不会对外汇造成任何影响。为偿还某国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而增发的巨额钞票会使外汇价格上升，这是容易理解的。能够危害到货币稳定性的东西，根本不是资本家携资而逃的欲望，而是货币流通额的扩张。
对社会科学广泛轻蔑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不愿接受自然对人的行为施加的限制。这种不情不愿潜在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则是压倒性的。由于不能同时拥有互不相容的两样东西，由于必须为任何东西付出代价和从来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人们因此而感到不幸。他们责怪社会科学，因为它证明了保存与增加活力而同时排除不自在感受的要素的稀缺性。他们蔑视社会科学，因为它描绘了世界的真实状况而非他们喜欢的状况，也就是那种有无穷机会的宇宙。他们不是足够的明智，因而未能理解：生活正是对于逆境的积极抗争，生命就体现在这一抗争中，心智正常的人不能想象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理性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中最为重要的装备。在愚人的天堂里，理性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有任何发展。
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造出了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快的汽车，房间里有中央供暖设备、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有人对此却嗤之以鼻，说人类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这种说法纯属无聊。人类当然有更高尚的追求，但是这种更高尚的追求却不应该出自于任何外部的强制，而需要个人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责备，毋宁说暴露出一种粗糙的、物质主义的观念，它以为道德与精神文化可以由政府或通过组织生产活动创建出来。这些外部的组织机构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只能是创造出一种环境，从而使个人可以自由地耕耘出自己的精神世界。群众喜欢看拳击比赛而不是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喜欢听爵士乐而非贝多芬的交响乐，喜欢读笑话而非诗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过。然而，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优雅的东西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这样的时代，资本主义给很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努力追求这些高雅的东西。
不管从哪一角度观察资本主义，都没有理由为所谓美好的旧时代的流逝而伤感，更没有理由证明，我们应该向往极权主义乌托邦。
作为动物，人能够自己调整以适应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或其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但是，这种调整是头脑运作的结果。对历史所作的地理学解释没有认识到这决定性的一点。环境只能通过人类头脑发生作用。印第安土著居民即便连轮子或马车也未能发明，但白人殖民者在同样的土地上却发展出了现代的美国文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两地，自然条件都使得滑雪成为一项非常有用的运输方式，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滑雪橇，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居民没有做到这一点。数百年来，甚至在数千年间，在漫长的冬季，阿尔卑斯山的农民被困在山上的房子里，充满渴望地凝视着山谷中无法到达的村庄和邻舍。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触发他们的创造精神。大约四五十年前，市镇居民将滑雪作为一种户外运动引入山区，当地人却报之以看待滑稽玩具的讥笑。到很久以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些“玩具”对他们是多么有用。
技术状态和生产力，与其说是决定心智状态的因素之一，不如说是心智起作用的结果。人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合生活于斯的自然环境，这种调整是由思想来实现的。非洲黑人为何未发现某些方法以战胜威胁其生命与健康的细菌，而欧洲学者却发现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这些疾病？唯物主义根本就不能满意地回答这样的问题。
日本、印度、近东伊斯兰教国家在以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以前，不能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未开化的。这些民族在数百年以前，甚至是数千年以前，就已经在工艺美术、建筑、文学、哲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组建了强大的帝国。但是自此以后，他们裹足不前，他们的文化变得麻木和迟钝，他们自己则失去了成功应对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精英与艺术天才枯萎了，艺术家和作家明目张胆地沿袭传统模式，神学家、哲学家、律师沉浸于对古老著作一成不变的注解中。先辈所树立的丰碑轰然倒塌。他们的帝国分崩离析，公民失去活力与精神，变得对日益严重的衰落与贫穷无动于衷。
东方哲学与诗歌的古典之作能与西方最有价值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数个世纪以来，东方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书籍。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几乎没有记录任何东方作者的姓名。东方不再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做出任何贡献。使西方激动不安的问题与论争，在东方却仍是不得而知。欧洲出现骚乱；东方则是停滞、懒惰和漠不关心。
原因是明摆着的。东方缺乏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免受国家强制的自由之思想。东方从来未曾举起自由的大旗。它从没试图强调个人免受统治者权力侵害的权利。它从不质疑专制暴君的霸道。首先，它从未建立保障公民私人财富免受专制统治者没收的法律框架。相反，受富人财富造成了穷人之贫穷这种思想的蛊惑，所有人都赞成统治者没收成功商人财产的做法。因此，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受到抑制，国家被迫放弃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改进。资产阶级不能发展壮大，结果，大众得不到激励，他们也不会去惠顾作家、艺术家和投资者。
普通民众的后代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华山一条道。他们可以凭借侍奉君主得以向上爬。西方社会是个人可以竞争最高奖赏的群体。东方社会是完全依赖于君主善意地对待臣民等乌合大众。西方社会的精明青年将世界看作是他可以获取名望、地位、荣誉、财富的竞技场；相对其雄心而言，万事皆不是困难。东方父母的温顺后裔除开遵循所处环境中的惯例外，茫然无知。西方人引以为荣的自立，在索福克勒斯所写的赞美人及其进取精神的合唱诗《安提哥涅》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可以找到欢欣鼓舞的表现。同样的东西在东方可谓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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