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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反抗权


读《左传》石碏谏宠州吁。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在身份上讲顺从，定亲疏，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上不断加强，成为束缚中国人创造力的重要因素。

西欧中纪纪时，作为附庸的骑士可以背弃恶劣领主，这项权利却得到社会普遍的承认，成为欧洲著名“抵抗权”的起点。一百多年前著名法国政治家和学者基佐指出：“封建制度输人欧洲社会的唯一的政治权利是反抗的权利……封建制度所支持的和实施的反抗权利是个人反抗的权利……我们应该归功于封建制度是它将这种思想感情重新引进了欧洲的生活方式中来，并不断公开地承认它、保卫它。“现代德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海尔更具体地指出：附庸对封君的制约是契约因素的必然产物，是欧洲中世纪政治、社会和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点。“有关抵抗权的整个观念就是这种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高贵者和低贱者之间的契约概念所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