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 on Nostr: #### 现代文明的缔造：储蓄、投资与经济核算 ...
#### 现代文明的缔造：储蓄、投资与经济核算
(文：米塞斯，翻译：彭定鼎)
人们用制度主义嘲讽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从“鲁滨逊经济学”出发。开始，一位渔民想到，他一天能够抓到的鱼比需要的更多，于是他能够有一些闲暇编织渔网。这些渔网和存下来的鱼是“资本品”；我不称它们为“资本”。
资本品是给定的生产的自然要素与消费品之间的中间产品。大自然的资源和人类劳动是给定的自然资源。但是如果它们要用于生产就必须被组织安排。生产出来的中间生产要素——资本品——不仅有工具；它们也包括所有其它中间产品、半成品、以及用于支持那些借助于资本品从事生产的人们的消费品。我们今天组织和运营的生产过程始于历史的最早期。如果孩子们用光了父母的渔网和鱼，资本积累就得从头开始。存在一个从较简单的状况向较精细的状况转变的连续过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从最早开始，走向这个借助资本品的生产体系的第一步是储蓄，而且一直是储蓄。
“资本”的概念必须与“资本品”的概念区分开来。不运用和借助我们在复杂的现代资本主义核算体系中提出的概念就不可能思考和论述资本品的问题。资本品是一些物质——一些能够用物理和化学的语言描述的东西。“资本”的概念指的是用货币对这些资本品的供应的估价。用货币对资本品的这种评估标志着改善可以说是人类的外部状况的人类努力的一个新的更高的时期的开始。问题是如何维护或者维持可用资本的数量以及如何避免消耗掉资本品而不替代更新。问题是如何消费得不能比新生产的产品多，或者可能的话，消费得少于新生产的产品。这是资本维护、维持以及当然还有增加可用资本数量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不借助任何特殊的核算或者计算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一位农民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生产而且如果建筑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他就能够估计其处境，因为它能够以物理和生物的语言建立对比——两仓库比一个仓库多，十二头牲畜比两头多，等等。但是这样的简单的计算方式在存在变化和进步的经济体系中是不够的。替代更新可能与用掉的要素不是同一形式。内燃机可能替代蒸汽机，等等。这样的情况下的资本替代与维护要求一种只能以货币方式进行的计算与核算方式。生产的各种物理和外部要素除了从以货币核算的向人提供的服务的观点之外无法以任何其它方式对比。
亚里士多德的根本错误之一是他相信事物之间等价交换。自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两三千年来，同样的错误一再盛行，使伟大的思想家以及头脑简单的人们误入歧途。同样的错误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头几页中，使得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所说的一切归于无用。这个错误甚至很久之后在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述中再现。
在交换中没有等价。相反，正是差别导致了交换。你无法把交换和贸易解释为等价；你只能把它们解释为估价的差异。买家对他买到的东西的估价高于他给出的东西；卖家对售出的东西的估价低于得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在决定各种资本品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时用到的等价性只能用价格语言表达。在用价格计算时，你能够建立一套价格体系，并且判定一个价格是上涨了还是下跌了——也就是说，用货币。没有价格体系就不可能有任何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可能有在市场制度中的价格体系，因此核算和计算无法确立。
在经济核算体系中，我们有“资本”和“收入”这两个词——这两个术语和概念在这个体系之外无法理解。“资本”是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的确定的一定数量的资本品的价格的总和。生意人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经济核算；离了这个经济核算体系他无法经营。在他的企业初创之时，他确立了他能够支配的所有资本品的总价值，并称之为“资本”或者说他的工厂或者公司的“资本”。
他定期将工厂中能够支配的所有资本品的价格的总和与这些资本品起初的价格对比。如果有增加，他称之为“利润”。如果有减少，他称之为“亏损”。没有其它的体系能够使他断定他的所作所为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可支配资本。从另一个观点看，他称为“利润”的总体盈余也能够被称为“收入”，只要它使得所有者——公司或者个体——能够消费这一数量而不致减少可用资本的数量因此也不必预支未来而生活。于是“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只能在这个经济核算体系中才能产生。
如果“收入”的总量被消费了，那么企业的可用资本的数量没有变化。如果其中一部分被省下来，也就是说没有被消费而是被再投资了——如果它被用于扩大在企业中起作用的资本品的储备——那么我们就能说积累了新增的资本；企业挣到了一些“收入”。如果情况相反，如果所有者消费的数量超过了收入，那么就发生了资本消耗，或者资本减少，未来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就少了。
我不想详尽论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这些观念知道多少。他们至少有一些认识，但是到了中世纪这种认识完全消失了。在中世纪的状况下，人们不需要这样的核算。它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在中世纪后半叶，在当时经济进步大大优于其它国家的那些国家，比方说意大利，发展起来。于是，一些会计业的基础术语保留了其意大利语起源，例如“资本”这个词本身。
起初，会计术语不是很清晰。人们不十分擅长算术，我们甚至在15世纪的大型企业的账本中的算术问题中也发现严重的错误。逐渐地，这些观念发展得原来越成熟直到出现复式簿记（double-entry bookkeeping）。我们的全部思维现在都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甚至那些对会计问题一无所知而且不必阅读公司收支表的人们的观念也是如此。会计和记账员不过是这种处理所有重大的外部问题的根本方式的工具而已。然而，这些问题关乎会计和记账员之外的人们。歌德是伟大的诗人、科学家和进化论的先驱者，他将商人的复式簿记体系描述为“人类精神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歌德认识到这些观念对于现代生产和行动体系的根本意义而且这些概念是人们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采用的一种实际的数学和逻辑。
在我们的时代，公众舆论和立法机构完全丧失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解。这是现代所得税立法造成的。首先，在关于所得税的立法中，立法者称工资为“收入”或者“劳动所得”。然而，“收入”在经济意义上的主要特征是，它是生意人的成本之外的盈余，能够被消费而不致减少资本，也就是说，不必以未来为代价生活。你不可能消费“收入”而不损害你的未来的生产的机会。“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只能在经济核算体系里出现。
这些所得税法律看待“利润”如同工资。所得税法制定者会对一个企业不是每年盈利感到非常吃惊。他们没有认识到企业有好年景和差年景。一个后果就是在19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中，人们说“大工厂主今年不用缴所得税而一个月挣300美元的人却要缴，这太不公平了。”从法律的观点看，这没什么不公平；哪一年大工厂主没有“所得”。
宣扬这些所得税法的论者们对于经济体系中“资本”和“所得”真正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巨额利润和巨额所得中的大部分不是工商业者花掉的，而是再次投资于资本品，重新回到企业中增加生产。这正是经济进步、物质条件改善的方式。幸运的是，我不必论述所得税法，也不必论述引发这些法律的心态。只需说一点就足够了：从个体工人的观点看，仅对花费的所得而不对储蓄和再投资的所得征税会更加合理得多。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在晚年难以谋生，至少不如青壮年时挣得多。为简单起见，以歌手为例，他们挣大钱的年份必定是有数的。
我想要论述的是这个观念：一般而言的储蓄，或者特定条件下的储蓄，据说从社会共同体的福祉的观点看是不好的，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储蓄或者将其引入特殊的渠道。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而且无人能够否认，所有的物质进步，使我们的处境有别于之前的年代的每一件事，就是更多的东西作为资本品被存储下来和积累起来。这也是美国与，比方说，印度或者中国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对于印度和中国还不太晚。我们只不过早一些开始积累一些生产相对于消费的剩余而已。
国家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是建立一套使得大规模储蓄成为可能的政府和司法体系。在所有那些政府相信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必然引起其它人的痛苦的国家，大规模储蓄过去是不可能的而且仍然是不可能的。这一度是所有人的观念。而且这是今天西方文明国家之外的许多国家人民的观念。这个观念现在正在向使得西方文明成为可能的宪法之中引入不同的治理方法，因而阻挠了西方文明。这也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也就是在非常不恰当地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时代之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盛行的观念。
为了表明这个观念多么强大，我引述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但是它生活在东方，加里宁格勒，但是被称为哥尼斯堡——的话：“如果一个人所有的超出所需，那么另一个人所有的就少一些。”当然，在数学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学和经济学是两回事。事实是，在所有那些人们相信这个格言而且政府相信改善处境的最佳方式是没收成功的工商业者的财富——没有必要没收那些不成功的人的财富——的国家，在所有那些国家，不可能储蓄和投资。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古希腊人没有铁道，我会回答说：“因为那个时代人们会没收财富。人们为什么要投资呢？”古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一些演说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他说如果一个富裕的公民在雅典受审判，他没有机会胜诉，因为法官们希望没收他的财富，期待这样会改善他们的处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储蓄。
大规模储蓄18世纪才出现。从那时起也出现了使得储蓄和投资成为可能的机构，不仅使富人得以储蓄，也使得穷人的小额资金得以储蓄。在早期，穷人只能通过囤积硬币储蓄。但是硬币不产生任何利息，他从储蓄中得到的好处不是很大。不仅如此，在日常家居中存储少量硬币是危险的；容易被盗而且没有收益。19世纪初，我们有了使得储蓄对于大众成为可能的大规模机构。
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性差异之一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即便那些不很富裕的人也有储蓄和小额投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差异。今天，在论述利息问题时，政治家或者说政客，以及公众舆论，仍然相信存钱的是富人借钱的是穷人。因此，他们认为廉价货币政策，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认为降低利率的政策，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事实上，穷人和不那么富裕的人拥有储蓄银行的存款，有债券、保险政策，享有退休金。根据今天的一个报纸报道，这个国家有650万债券（支付承诺）所有者。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是这些债券是广泛分布的，因此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另一方面，发行债券或者欠银行钱的公司的普通股票的所有者不是债权人而是债务人。同样，有巨额抵押的大地产商也是债务人。因此，说富人是债权人穷人是债务人是不对的。这方面的状况大大改变了。
希特勒的竞选口号之一是：“去他的利息奴役。债务人万岁，打到债权人！”但是一份德国报纸认识到其中的谬误并且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你知道你自己是债权人吗？”我无法说希特勒喜欢这文章。
一些年前出现了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仇视。对储蓄的这种反对不能归罪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不明白资本如何积累。卡尔·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大公司的出现以及许多小储户拥有存款。一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俄国经济学家几年前宣称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是自相矛盾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被全部消费掉，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储蓄起来而且作为新增资本积累起来。后代人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他们为谁积累这一切？他们像守财奴一样积攒，但是谁享有储蓄者挣到的钱呢？这是荒谬的；这是不好的；必须采取行动。
凯恩斯的反储蓄方案取得了成功。按照他的说法，过度储蓄中存在危险。他相信，而且许多人接受他的观点，投资机会是有限的。可能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吸收所有被当做储蓄搁置起来的收入。工商业可能由于存在过多的储蓄而恶化。因此，储蓄过多是可能发生的。从另一个观点得出的同样的学说流行了很长时间。人们曾经相信新发明——节约劳动的装置——会产生所谓的“技术失业”。这个观点导致了早期的工会破坏机器。今天的工会仍然有同样的观念，但是他们没有头脑简单地破坏机器——他们有更巧妙的办法。
就我们所知，人类欲望是无限的。实现满足所需的是资本品的更多积累。我们在这个国家没有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品生产人们想要拥有的一切。我不想说人们总是最好地利用了经济进步。但是不论你希望得到什么，它总是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人力满足。我们能够改善状况，我们能够想出更多的利用资本的办法，甚至在美国最富裕的地方、甚至在加利福尼亚也能。只要生产的物质要素有稀缺性，投资就总是有巨大的空间。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这种稀缺性的事态。我们无法想象“西天乐土”的生活，那里的人们只要张嘴就能吃到东西而且一切应有尽有。
生产要素的稀缺意味着资本品的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储蓄并且开始支出的整个观念都是疯狂的。在1931或者1932年，凯恩斯勋爵和他的一些朋友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他们声称只有一个办法避免灾难并立即改善经济状况——那就是支出，支出，再支出。经济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意义上的支出创造的工作投资原本也会创造。你把钱用于购买新机器还是花在夜店无关紧要。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把钱花在改善生活之上的人创造了工作，而购买机器和改进生产的人却保留某些东西不给公众。有人说凯恩斯写书的时候英国的状况证实了他的政府开支创造完全就业的理论，这不是真的。导致英国的不良状况的原因是一战后的英国工业不具备改进工厂的物质设备所需的手段。因此，英国的机器与其它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机器相比效率低下。于是，英国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较低。但是由于工会不允许工资的任何显著下降以使得英国工业更有竞争力，结果就是失业。英国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资以增加生产要素的产出，他们今天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凯恩斯勋爵对于这个观念的看法很特别。一位美国朋友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他与凯恩斯勋爵的私人友谊。他讲述了在华盛顿酒店拜访凯恩斯勋爵的故事。洗手的时候，这位朋友小心翼翼地只用一条毛巾。然后凯恩斯弄皱了所有的毛巾并且说这样他就为美国的酒店服务员制造了更多的工作。从这个观点看，增加就业的最佳方式就是尽可能破坏。我曾经以为这个观念已经被巴斯夏6在他的破窗理论中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但是显然凯恩斯并不理解巴斯夏的这个寓言故事。省力机器没有制造技术性失业不仅被理论检验证明了，而且得到了这个事实的支持：人类的全部历史恰恰是引进越来越多的省力机器的历史。今天我们用较少数量的劳动生产较多数量的各种便利。然而人口和就业都增加了。因此，人们并没有因为发明了一些新机器而被剥夺了工作。
还有一个无稽之谈，而且是很糟糕的无稽之谈，那就是资本的积累有损于工人。资本品越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越高——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雇主考虑雇用一个工人或者解雇一个工人，他会自问雇用这个人增加他的产品价值多少。如果雇用一个工人增加了生产的数量，那么雇主的问题是：雇用他的费用是不是比从他生产的产品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更多？考虑使用新增资本品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工人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越大，工人的边际产出性越高，因此雇主能够支付的工资也就越高。资本积累得越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或者更高的工资水平上找到工作。
两位工商业者——Sunoco的J. Howard Pew7和美国钢铁公司的Irving Olds8——试图，但不是很成功，向其它工商业者说明通货膨胀对于他们的资本积累、库存、折旧等等的影响。通货膨胀提高了工商业者的销售价格，造成了他们正在盈利的错觉。然后政府征税并且将这些表面上的“利润”用于当前的开支，而这些利润本来会被用于投资或者留存下来用于应对设备折旧和更新。
如果个人蒋倩存入一家私营保险公司，那么这家保险公司会投资这笔钱。当然，后来当支付保险金时，它必须将投资取出。个人会在某个时刻不再投资而是消耗投资，但是保险公司年复一年地扩张，而且由于在整个国家有资本积累发生，保险公司作为整体而言不一定消耗投资。这不同于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谈论保险统计，但是其含义与保险公司的含义不同。个人支付多少，政府就在当前支出中花费多少。然后政府给“社会保障基金”打一张它成为“债券”的欠条。与市政府“投资于”政府债券。当政府征收“社会保障”税时，它说：“把你的钱给我花，作为回报，我承诺30或者40年后纳税人会愿意偿还我们今天欠下的债。”于是，社会保障体系十分不同于私人保险。它并不意味着储蓄了什么。相反，个人的储蓄被政府用于“社会保障”但是它们被用于当下的支出。我完全相信政府会支付，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美元？整个事情取决于未来的国会和未来的公众以良币支付的意愿。如果人们不喜欢纸币，他们就不会使用它。例如，加利福尼亚在纸币泛滥的内战时期坚持使用硬通货。
卑斯麦的社会保障的观念是，他希望每个人都从政府得到些东西。他对比了法国的境况：许多法国人拥有政府债券并得到利息。他认为那就是法国人如此爱国的原因；他们从政府得到东西。卑斯麦希望德国人也依赖于政府。于是他向每个老年退休者增发50马克政府补助。这被称为Reichszuschuss（政府补贴）。资本的问题是经济核算的问题。你不能通过通货膨胀增加“资本品”，尽管你表面上能够增加“资本”。结果会是资本品和资本之间的脱节，正如我们的经济核算所指出的那样。
(文：米塞斯，翻译：彭定鼎)
人们用制度主义嘲讽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从“鲁滨逊经济学”出发。开始，一位渔民想到，他一天能够抓到的鱼比需要的更多，于是他能够有一些闲暇编织渔网。这些渔网和存下来的鱼是“资本品”；我不称它们为“资本”。
资本品是给定的生产的自然要素与消费品之间的中间产品。大自然的资源和人类劳动是给定的自然资源。但是如果它们要用于生产就必须被组织安排。生产出来的中间生产要素——资本品——不仅有工具；它们也包括所有其它中间产品、半成品、以及用于支持那些借助于资本品从事生产的人们的消费品。我们今天组织和运营的生产过程始于历史的最早期。如果孩子们用光了父母的渔网和鱼，资本积累就得从头开始。存在一个从较简单的状况向较精细的状况转变的连续过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从最早开始，走向这个借助资本品的生产体系的第一步是储蓄，而且一直是储蓄。
“资本”的概念必须与“资本品”的概念区分开来。不运用和借助我们在复杂的现代资本主义核算体系中提出的概念就不可能思考和论述资本品的问题。资本品是一些物质——一些能够用物理和化学的语言描述的东西。“资本”的概念指的是用货币对这些资本品的供应的估价。用货币对资本品的这种评估标志着改善可以说是人类的外部状况的人类努力的一个新的更高的时期的开始。问题是如何维护或者维持可用资本的数量以及如何避免消耗掉资本品而不替代更新。问题是如何消费得不能比新生产的产品多，或者可能的话，消费得少于新生产的产品。这是资本维护、维持以及当然还有增加可用资本数量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不借助任何特殊的核算或者计算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一位农民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生产而且如果建筑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他就能够估计其处境，因为它能够以物理和生物的语言建立对比——两仓库比一个仓库多，十二头牲畜比两头多，等等。但是这样的简单的计算方式在存在变化和进步的经济体系中是不够的。替代更新可能与用掉的要素不是同一形式。内燃机可能替代蒸汽机，等等。这样的情况下的资本替代与维护要求一种只能以货币方式进行的计算与核算方式。生产的各种物理和外部要素除了从以货币核算的向人提供的服务的观点之外无法以任何其它方式对比。
亚里士多德的根本错误之一是他相信事物之间等价交换。自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两三千年来，同样的错误一再盛行，使伟大的思想家以及头脑简单的人们误入歧途。同样的错误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头几页中，使得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所说的一切归于无用。这个错误甚至很久之后在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述中再现。
在交换中没有等价。相反，正是差别导致了交换。你无法把交换和贸易解释为等价；你只能把它们解释为估价的差异。买家对他买到的东西的估价高于他给出的东西；卖家对售出的东西的估价低于得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在决定各种资本品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时用到的等价性只能用价格语言表达。在用价格计算时，你能够建立一套价格体系，并且判定一个价格是上涨了还是下跌了——也就是说，用货币。没有价格体系就不可能有任何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可能有在市场制度中的价格体系，因此核算和计算无法确立。
在经济核算体系中，我们有“资本”和“收入”这两个词——这两个术语和概念在这个体系之外无法理解。“资本”是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的确定的一定数量的资本品的价格的总和。生意人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经济核算；离了这个经济核算体系他无法经营。在他的企业初创之时，他确立了他能够支配的所有资本品的总价值，并称之为“资本”或者说他的工厂或者公司的“资本”。
他定期将工厂中能够支配的所有资本品的价格的总和与这些资本品起初的价格对比。如果有增加，他称之为“利润”。如果有减少，他称之为“亏损”。没有其它的体系能够使他断定他的所作所为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可支配资本。从另一个观点看，他称为“利润”的总体盈余也能够被称为“收入”，只要它使得所有者——公司或者个体——能够消费这一数量而不致减少可用资本的数量因此也不必预支未来而生活。于是“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只能在这个经济核算体系中才能产生。
如果“收入”的总量被消费了，那么企业的可用资本的数量没有变化。如果其中一部分被省下来，也就是说没有被消费而是被再投资了——如果它被用于扩大在企业中起作用的资本品的储备——那么我们就能说积累了新增的资本；企业挣到了一些“收入”。如果情况相反，如果所有者消费的数量超过了收入，那么就发生了资本消耗，或者资本减少，未来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就少了。
我不想详尽论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这些观念知道多少。他们至少有一些认识，但是到了中世纪这种认识完全消失了。在中世纪的状况下，人们不需要这样的核算。它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在中世纪后半叶，在当时经济进步大大优于其它国家的那些国家，比方说意大利，发展起来。于是，一些会计业的基础术语保留了其意大利语起源，例如“资本”这个词本身。
起初，会计术语不是很清晰。人们不十分擅长算术，我们甚至在15世纪的大型企业的账本中的算术问题中也发现严重的错误。逐渐地，这些观念发展得原来越成熟直到出现复式簿记（double-entry bookkeeping）。我们的全部思维现在都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甚至那些对会计问题一无所知而且不必阅读公司收支表的人们的观念也是如此。会计和记账员不过是这种处理所有重大的外部问题的根本方式的工具而已。然而，这些问题关乎会计和记账员之外的人们。歌德是伟大的诗人、科学家和进化论的先驱者，他将商人的复式簿记体系描述为“人类精神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歌德认识到这些观念对于现代生产和行动体系的根本意义而且这些概念是人们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采用的一种实际的数学和逻辑。
在我们的时代，公众舆论和立法机构完全丧失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解。这是现代所得税立法造成的。首先，在关于所得税的立法中，立法者称工资为“收入”或者“劳动所得”。然而，“收入”在经济意义上的主要特征是，它是生意人的成本之外的盈余，能够被消费而不致减少资本，也就是说，不必以未来为代价生活。你不可能消费“收入”而不损害你的未来的生产的机会。“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只能在经济核算体系里出现。
这些所得税法律看待“利润”如同工资。所得税法制定者会对一个企业不是每年盈利感到非常吃惊。他们没有认识到企业有好年景和差年景。一个后果就是在19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中，人们说“大工厂主今年不用缴所得税而一个月挣300美元的人却要缴，这太不公平了。”从法律的观点看，这没什么不公平；哪一年大工厂主没有“所得”。
宣扬这些所得税法的论者们对于经济体系中“资本”和“所得”真正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巨额利润和巨额所得中的大部分不是工商业者花掉的，而是再次投资于资本品，重新回到企业中增加生产。这正是经济进步、物质条件改善的方式。幸运的是，我不必论述所得税法，也不必论述引发这些法律的心态。只需说一点就足够了：从个体工人的观点看，仅对花费的所得而不对储蓄和再投资的所得征税会更加合理得多。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在晚年难以谋生，至少不如青壮年时挣得多。为简单起见，以歌手为例，他们挣大钱的年份必定是有数的。
我想要论述的是这个观念：一般而言的储蓄，或者特定条件下的储蓄，据说从社会共同体的福祉的观点看是不好的，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储蓄或者将其引入特殊的渠道。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而且无人能够否认，所有的物质进步，使我们的处境有别于之前的年代的每一件事，就是更多的东西作为资本品被存储下来和积累起来。这也是美国与，比方说，印度或者中国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对于印度和中国还不太晚。我们只不过早一些开始积累一些生产相对于消费的剩余而已。
国家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是建立一套使得大规模储蓄成为可能的政府和司法体系。在所有那些政府相信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必然引起其它人的痛苦的国家，大规模储蓄过去是不可能的而且仍然是不可能的。这一度是所有人的观念。而且这是今天西方文明国家之外的许多国家人民的观念。这个观念现在正在向使得西方文明成为可能的宪法之中引入不同的治理方法，因而阻挠了西方文明。这也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也就是在非常不恰当地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时代之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盛行的观念。
为了表明这个观念多么强大，我引述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但是它生活在东方，加里宁格勒，但是被称为哥尼斯堡——的话：“如果一个人所有的超出所需，那么另一个人所有的就少一些。”当然，在数学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学和经济学是两回事。事实是，在所有那些人们相信这个格言而且政府相信改善处境的最佳方式是没收成功的工商业者的财富——没有必要没收那些不成功的人的财富——的国家，在所有那些国家，不可能储蓄和投资。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古希腊人没有铁道，我会回答说：“因为那个时代人们会没收财富。人们为什么要投资呢？”古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一些演说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他说如果一个富裕的公民在雅典受审判，他没有机会胜诉，因为法官们希望没收他的财富，期待这样会改善他们的处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储蓄。
大规模储蓄18世纪才出现。从那时起也出现了使得储蓄和投资成为可能的机构，不仅使富人得以储蓄，也使得穷人的小额资金得以储蓄。在早期，穷人只能通过囤积硬币储蓄。但是硬币不产生任何利息，他从储蓄中得到的好处不是很大。不仅如此，在日常家居中存储少量硬币是危险的；容易被盗而且没有收益。19世纪初，我们有了使得储蓄对于大众成为可能的大规模机构。
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性差异之一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即便那些不很富裕的人也有储蓄和小额投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差异。今天，在论述利息问题时，政治家或者说政客，以及公众舆论，仍然相信存钱的是富人借钱的是穷人。因此，他们认为廉价货币政策，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认为降低利率的政策，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事实上，穷人和不那么富裕的人拥有储蓄银行的存款，有债券、保险政策，享有退休金。根据今天的一个报纸报道，这个国家有650万债券（支付承诺）所有者。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是这些债券是广泛分布的，因此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另一方面，发行债券或者欠银行钱的公司的普通股票的所有者不是债权人而是债务人。同样，有巨额抵押的大地产商也是债务人。因此，说富人是债权人穷人是债务人是不对的。这方面的状况大大改变了。
希特勒的竞选口号之一是：“去他的利息奴役。债务人万岁，打到债权人！”但是一份德国报纸认识到其中的谬误并且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你知道你自己是债权人吗？”我无法说希特勒喜欢这文章。
一些年前出现了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仇视。对储蓄的这种反对不能归罪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不明白资本如何积累。卡尔·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大公司的出现以及许多小储户拥有存款。一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俄国经济学家几年前宣称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是自相矛盾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被全部消费掉，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储蓄起来而且作为新增资本积累起来。后代人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他们为谁积累这一切？他们像守财奴一样积攒，但是谁享有储蓄者挣到的钱呢？这是荒谬的；这是不好的；必须采取行动。
凯恩斯的反储蓄方案取得了成功。按照他的说法，过度储蓄中存在危险。他相信，而且许多人接受他的观点，投资机会是有限的。可能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吸收所有被当做储蓄搁置起来的收入。工商业可能由于存在过多的储蓄而恶化。因此，储蓄过多是可能发生的。从另一个观点得出的同样的学说流行了很长时间。人们曾经相信新发明——节约劳动的装置——会产生所谓的“技术失业”。这个观点导致了早期的工会破坏机器。今天的工会仍然有同样的观念，但是他们没有头脑简单地破坏机器——他们有更巧妙的办法。
就我们所知，人类欲望是无限的。实现满足所需的是资本品的更多积累。我们在这个国家没有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品生产人们想要拥有的一切。我不想说人们总是最好地利用了经济进步。但是不论你希望得到什么，它总是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人力满足。我们能够改善状况，我们能够想出更多的利用资本的办法，甚至在美国最富裕的地方、甚至在加利福尼亚也能。只要生产的物质要素有稀缺性，投资就总是有巨大的空间。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这种稀缺性的事态。我们无法想象“西天乐土”的生活，那里的人们只要张嘴就能吃到东西而且一切应有尽有。
生产要素的稀缺意味着资本品的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储蓄并且开始支出的整个观念都是疯狂的。在1931或者1932年，凯恩斯勋爵和他的一些朋友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他们声称只有一个办法避免灾难并立即改善经济状况——那就是支出，支出，再支出。经济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意义上的支出创造的工作投资原本也会创造。你把钱用于购买新机器还是花在夜店无关紧要。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把钱花在改善生活之上的人创造了工作，而购买机器和改进生产的人却保留某些东西不给公众。有人说凯恩斯写书的时候英国的状况证实了他的政府开支创造完全就业的理论，这不是真的。导致英国的不良状况的原因是一战后的英国工业不具备改进工厂的物质设备所需的手段。因此，英国的机器与其它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机器相比效率低下。于是，英国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较低。但是由于工会不允许工资的任何显著下降以使得英国工业更有竞争力，结果就是失业。英国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资以增加生产要素的产出，他们今天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凯恩斯勋爵对于这个观念的看法很特别。一位美国朋友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他与凯恩斯勋爵的私人友谊。他讲述了在华盛顿酒店拜访凯恩斯勋爵的故事。洗手的时候，这位朋友小心翼翼地只用一条毛巾。然后凯恩斯弄皱了所有的毛巾并且说这样他就为美国的酒店服务员制造了更多的工作。从这个观点看，增加就业的最佳方式就是尽可能破坏。我曾经以为这个观念已经被巴斯夏6在他的破窗理论中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但是显然凯恩斯并不理解巴斯夏的这个寓言故事。省力机器没有制造技术性失业不仅被理论检验证明了，而且得到了这个事实的支持：人类的全部历史恰恰是引进越来越多的省力机器的历史。今天我们用较少数量的劳动生产较多数量的各种便利。然而人口和就业都增加了。因此，人们并没有因为发明了一些新机器而被剥夺了工作。
还有一个无稽之谈，而且是很糟糕的无稽之谈，那就是资本的积累有损于工人。资本品越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越高——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雇主考虑雇用一个工人或者解雇一个工人，他会自问雇用这个人增加他的产品价值多少。如果雇用一个工人增加了生产的数量，那么雇主的问题是：雇用他的费用是不是比从他生产的产品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更多？考虑使用新增资本品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工人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越大，工人的边际产出性越高，因此雇主能够支付的工资也就越高。资本积累得越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或者更高的工资水平上找到工作。
两位工商业者——Sunoco的J. Howard Pew7和美国钢铁公司的Irving Olds8——试图，但不是很成功，向其它工商业者说明通货膨胀对于他们的资本积累、库存、折旧等等的影响。通货膨胀提高了工商业者的销售价格，造成了他们正在盈利的错觉。然后政府征税并且将这些表面上的“利润”用于当前的开支，而这些利润本来会被用于投资或者留存下来用于应对设备折旧和更新。
如果个人蒋倩存入一家私营保险公司，那么这家保险公司会投资这笔钱。当然，后来当支付保险金时，它必须将投资取出。个人会在某个时刻不再投资而是消耗投资，但是保险公司年复一年地扩张，而且由于在整个国家有资本积累发生，保险公司作为整体而言不一定消耗投资。这不同于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谈论保险统计，但是其含义与保险公司的含义不同。个人支付多少，政府就在当前支出中花费多少。然后政府给“社会保障基金”打一张它成为“债券”的欠条。与市政府“投资于”政府债券。当政府征收“社会保障”税时，它说：“把你的钱给我花，作为回报，我承诺30或者40年后纳税人会愿意偿还我们今天欠下的债。”于是，社会保障体系十分不同于私人保险。它并不意味着储蓄了什么。相反，个人的储蓄被政府用于“社会保障”但是它们被用于当下的支出。我完全相信政府会支付，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美元？整个事情取决于未来的国会和未来的公众以良币支付的意愿。如果人们不喜欢纸币，他们就不会使用它。例如，加利福尼亚在纸币泛滥的内战时期坚持使用硬通货。
卑斯麦的社会保障的观念是，他希望每个人都从政府得到些东西。他对比了法国的境况：许多法国人拥有政府债券并得到利息。他认为那就是法国人如此爱国的原因；他们从政府得到东西。卑斯麦希望德国人也依赖于政府。于是他向每个老年退休者增发50马克政府补助。这被称为Reichszuschuss（政府补贴）。资本的问题是经济核算的问题。你不能通过通货膨胀增加“资本品”，尽管你表面上能够增加“资本”。结果会是资本品和资本之间的脱节，正如我们的经济核算所指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