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现代政治制度的精要，就是让社会能完成对政府的“管理”。 ...
现代政治制度的精要，就是让社会能完成对政府的“管理”。
这不仅是即将步入新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老牌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也一样，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一直在提防政府的失控。
但随着科技进步，随着武器日益精良，政府掌握的有组织武装力量相对于民间社会潜藏的反抗能力， 优势是越来越大了。
热兵器时代，“揭竿而起”的成功希望近乎于零，菜刀再闹不成革命，虽然暴君仍然对民间抗争极为忌惮，但真正能对暴君的权位和人身安全造成实质威胁的人不在民间，不在物理距离遥远且并不掌握武力的人群里。
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下，想循“发动群众”的旧路推翻暴君夺取政权是极为艰难的，且极有可能是白白消耗了潜藏的有生力量。一个暴君一旦取得了政权，掌握了相对于民间反对者远为强大的有组织武装力量，民众再想由下至上的建立起一套制衡机制，就希望渺茫。所以，为民众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制衡”就需要成为制度设计者最优先的考量。
从个人角度，我相信王丹、魏京生、王军涛这几位就算当了民主中国总统也不会突然变成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蛋，我相信他们在终于有机会面对纵欲滥权诱惑时，都会竭力对抗，都会避免让自己半生清名被毁于“上台后”。
但如果一个政权的“不腐败”需要靠领导核心的个人意志、道德品质来维持，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失败的。
在美国立国之初，宪法对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选举制度中的许多细节，民众的持枪权，都是制度设计者预留的制衡。
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是试图通过“给民间留下足够抗争资源”来维系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的。
这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力量远远算不上强大，而民间社会维权意识和能力的发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在今天，在与美国建国之初迥然有异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条件下，在民间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不能仅因宪法赋予了制衡权利就在事实上承担起制衡任务的情况下，照抄美国当年的制度设计是不行的。
在全球各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有太多想照抄美国制度却失败的先例了。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也是我在新欧洲方案的设计中着重考虑的。
当我设计新欧洲方案的时候，我想的虽然是整个中华沦陷区，我真正的落足点却只是上海。
作为一个受过“欧风”熏染的城市，上海虽然有相对于沦陷区其他省份、城市更深厚的法治观念传统，但毕竟久在中共治下，当民意与政府意志发生冲突时，民间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虽然在中共国算“天花板”，和真正的民主国家相比却只能算“地板”。中共“清零”期间上海市民被迫承受的苦难就是证据。
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单纯依靠上海民间现在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制衡上海政府，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构想。
上海政府需要被更多力量监管和制衡。
所以，通过新欧洲方案，上海会尝试借助几个方面的力量。
第一，就是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
当上海主动承接“做民主桥头堡”历史使命时，上海就是主动将自己放到了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影响力监管之下。
而当上海决定恢复“华洋共治”模式时，当上海政府中至少部分核心成员需要考虑离职后在其母国的政治声誉时，“纵容上海政府变成一个腐败滥权的机构”就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二，就是周边其他新兴国家的力量。
当新欧洲成为一个由新兴民主国家集群构成的“东亚国际社会”，新兴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就会构成让上海政府保持理性的外部压力。
长三角不是只有一个上海。
在百废俱兴，大家都急着恢复经济填补债务天坑之际，你不珍惜人才，别人会，你不珍惜企业，别人会，你不好好打造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别人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正适合未来上海的掌权者们，即使他们可以不顾上海民众的意愿肆意行事，在群雄环伺之下，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
第三，我会借用“统派”的力量。
在中共国长年宣传洗脑下，许多人都把“反分裂”当成了最符合道德的政治正确。思维惯性会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对各新兴独立国家的批评态度，而在一个事实上分裂分治的中华沦陷区里，他们当然会有容身之所，会有发出声音的空间，甚至会有许多附和者。
他们将是生活在上海共和国境内境外的“永远的反对派”。他们会一直紧盯着上海政府的一举一动，以寻求嘲讽、贬低独派，宣扬大一统主张的依据。
第四，我会寻求全世界社科学界的力量。
在我的方案中，上海制度设计的细节不会是由我个人完成的。这个重要的任务，会面向全球招标，会通过募捐设立奖项，被设为全球社科学界专业人士的研究目标。
新欧洲方案会寻求全球所有社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技术支持”，而且这不仅在需要进行制度设计的初始阶段。为上海的政治制度做设计、做修正的“权利”不会仅限于上海公民，它面向全球，永远开放。
在各个方案中进行选择，最终拍板执行的权力，才是上海选民们独有的。
有了这四重助力的“保驾护航”，我相信，上海民间社会的维权能力是可以从稚嫩到成熟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作为一个首先成熟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上海也就会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沦陷区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定海神针”，促成新欧洲的共同发展。
这不仅是即将步入新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老牌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也一样，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一直在提防政府的失控。
但随着科技进步，随着武器日益精良，政府掌握的有组织武装力量相对于民间社会潜藏的反抗能力， 优势是越来越大了。
热兵器时代，“揭竿而起”的成功希望近乎于零，菜刀再闹不成革命，虽然暴君仍然对民间抗争极为忌惮，但真正能对暴君的权位和人身安全造成实质威胁的人不在民间，不在物理距离遥远且并不掌握武力的人群里。
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下，想循“发动群众”的旧路推翻暴君夺取政权是极为艰难的，且极有可能是白白消耗了潜藏的有生力量。一个暴君一旦取得了政权，掌握了相对于民间反对者远为强大的有组织武装力量，民众再想由下至上的建立起一套制衡机制，就希望渺茫。所以，为民众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制衡”就需要成为制度设计者最优先的考量。
从个人角度，我相信王丹、魏京生、王军涛这几位就算当了民主中国总统也不会突然变成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蛋，我相信他们在终于有机会面对纵欲滥权诱惑时，都会竭力对抗，都会避免让自己半生清名被毁于“上台后”。
但如果一个政权的“不腐败”需要靠领导核心的个人意志、道德品质来维持，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失败的。
在美国立国之初，宪法对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选举制度中的许多细节，民众的持枪权，都是制度设计者预留的制衡。
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是试图通过“给民间留下足够抗争资源”来维系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的。
这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力量远远算不上强大，而民间社会维权意识和能力的发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在今天，在与美国建国之初迥然有异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条件下，在民间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不能仅因宪法赋予了制衡权利就在事实上承担起制衡任务的情况下，照抄美国当年的制度设计是不行的。
在全球各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有太多想照抄美国制度却失败的先例了。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也是我在新欧洲方案的设计中着重考虑的。
当我设计新欧洲方案的时候，我想的虽然是整个中华沦陷区，我真正的落足点却只是上海。
作为一个受过“欧风”熏染的城市，上海虽然有相对于沦陷区其他省份、城市更深厚的法治观念传统，但毕竟久在中共治下，当民意与政府意志发生冲突时，民间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虽然在中共国算“天花板”，和真正的民主国家相比却只能算“地板”。中共“清零”期间上海市民被迫承受的苦难就是证据。
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单纯依靠上海民间现在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制衡上海政府，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构想。
上海政府需要被更多力量监管和制衡。
所以，通过新欧洲方案，上海会尝试借助几个方面的力量。
第一，就是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
当上海主动承接“做民主桥头堡”历史使命时，上海就是主动将自己放到了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影响力监管之下。
而当上海决定恢复“华洋共治”模式时，当上海政府中至少部分核心成员需要考虑离职后在其母国的政治声誉时，“纵容上海政府变成一个腐败滥权的机构”就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二，就是周边其他新兴国家的力量。
当新欧洲成为一个由新兴民主国家集群构成的“东亚国际社会”，新兴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就会构成让上海政府保持理性的外部压力。
长三角不是只有一个上海。
在百废俱兴，大家都急着恢复经济填补债务天坑之际，你不珍惜人才，别人会，你不珍惜企业，别人会，你不好好打造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别人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正适合未来上海的掌权者们，即使他们可以不顾上海民众的意愿肆意行事，在群雄环伺之下，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
第三，我会借用“统派”的力量。
在中共国长年宣传洗脑下，许多人都把“反分裂”当成了最符合道德的政治正确。思维惯性会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对各新兴独立国家的批评态度，而在一个事实上分裂分治的中华沦陷区里，他们当然会有容身之所，会有发出声音的空间，甚至会有许多附和者。
他们将是生活在上海共和国境内境外的“永远的反对派”。他们会一直紧盯着上海政府的一举一动，以寻求嘲讽、贬低独派，宣扬大一统主张的依据。
第四，我会寻求全世界社科学界的力量。
在我的方案中，上海制度设计的细节不会是由我个人完成的。这个重要的任务，会面向全球招标，会通过募捐设立奖项，被设为全球社科学界专业人士的研究目标。
新欧洲方案会寻求全球所有社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技术支持”，而且这不仅在需要进行制度设计的初始阶段。为上海的政治制度做设计、做修正的“权利”不会仅限于上海公民，它面向全球，永远开放。
在各个方案中进行选择，最终拍板执行的权力，才是上海选民们独有的。
有了这四重助力的“保驾护航”，我相信，上海民间社会的维权能力是可以从稚嫩到成熟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作为一个首先成熟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上海也就会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沦陷区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定海神针”，促成新欧洲的共同发展。
quoting nevent1q…yvm5要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是“元问题”，是“不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出问题”。
最容易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出问题的人是谁？
是手握权力，本该去回应民众要求、社会需求，解决问题的那些人。
一旦手握权力的人不愿去“解决问题”， 掉头把力气用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上，这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会“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合法渠道就等于被堵死了，这个时候，民众如果还要试图去解决问题，就得先解决手握权力的“拦路虎”。
因为政府本身成了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最容易成问题的，最容易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的，恰恰是政府本身，是政府背离自身成立的初衷，背叛自己按现代政治伦理本应忠于的选民，是民主政府在扩权冲动下逐渐摆脱各种制衡机制放纵自己走向失控，也是专制国家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打定的主意——让特权成为自己的立身之阶，让不受监管不受制约的权力成为让伤害链系统上层团结起来的理由。
要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你最大的敌人，是政府本身扩张其权力的冲动，是政府的“失控”。
当年由六四青年高举的旗帜，“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所反的正是政府的失控，是政府相对于人民利益的失控，实际上，也是政府各级官僚相对于最高统治者利益的失控。
对统治者，哪怕是专制统治者来说，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府是什么样的？
是忠实服从自己的指令，毫无私心私利，能高效完成自己指令的执行机构。
遍地“官倒”、人人腐败的政治状态，符不符合邓小平本人的利益？
不符合！
即使对专制统治者来说，一个国家有一个人可以肆意贪污也就够了，那个人当然是他自己。
对邓小平来说，中国只有一个贪官，一个名叫邓小平的大贪官，其他人清廉如水，忠心不二，才最符合他的利益。
可他做不到。
在人们以为“六四”已经成为影响中共统治的最大危机之时，邓小平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民间，并不在青年学生们的口号里。
他最大的危机从来都是官场的失控，是政府的失控，而不是社会的失控。
遍地“官倒”、人人腐败、特权泛滥，就是国家机器本身失控的表现，是国家机器接受了各级官僚的控制，却背叛了它理论上的主人，权力核心的最高决策者的表现。
35年前那一场以流血为终的战斗，发生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战斗，是一场“特权故事”与“奋斗故事”的对决。
也是一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在面对特权故事的支持者们，和奋斗故事的支持者们时，基于自己对特权故事的偏好，做出的错误抉择。
他把当时局势正逐渐走向的失控，错误判断成了“社会失控”，而不是“官场失控”。
所以他的应对，是通过镇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通过回应民众呼声展开反腐去加强决策核心对各级政府大小官僚的控制。
他是心知肚明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已无法考证。
但镇压的后果，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对政府的控制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从那一年开始，理想幻灭、贪腐横行，成为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诅咒，从那一年开始，中共政权的道德形象直落谷底，各级官僚肆意滥权成为常态，中央在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中并未占得理论上应有的上风，甚至一度招来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调侃。
别以为掌握了政权你就掌握了一切。
别以为握住了方向盘你就能让这辆车随你心意开去任何地方。
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让一个由无数具体的人，有私心杂念，有各种想法，对你发出的指令会作有意无意曲解误读的人组成的“机器”，象真正的机器那样“听话”，远比你想象中难。
而这份难，正是想要完成治理国家这种政治任务的人首先需要克服的难。
怎么办？
即使你成为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总统，成为了主席甚至皇帝，怎样才能让理论上应该服从你的国家机器，让整个官僚系统接受你的控制？
制衡。
你需要学会制衡。
不要以为“三权分立”是你的敌人，不要以为国内外的异议者、反对党是你的敌人。
因为想实现你的统治，推行你的政令，你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官僚系统的约束，是建立种种制衡、监管、约束机制，防止政府失控。
因为身为统治者，身为无数人谄媚逢迎的对象，你很容易有“臣属奴才们绝不敢背叛朕”的幻觉，很容易忽略政府失控的危险讯号。高踞龙椅之上的你，很容易成为帮各级贪官“擦屁股”的背锅侠。
当你误以为失控的是民众，你就会不断派出军队血腥镇压，四处灭火，却浇不熄沸腾的民怨，最终让自己身败名裂。
现代政治的制衡机制保护的不仅是民众。
它约束的是政府，是一切可能因政府失控受伤害的人。
它本质上，是“政府管理学”。
这是想要参与中华沦陷区建设工作的人们需要立即补上的一课。
而在中华沦陷区即将出现的复杂局势中，针对新政府的制衡机制，更要精心设计，并加上多重保险。
在我的“新欧洲方案”中，是包含着相关设计的。
但我希望看到更多人对这个绝不能忽略的问题提出想法。
或者，赶紧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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