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抉择时刻 ...
抉择时刻
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内部——这个星球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结果内部的空气全部泄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就灭亡了。
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的其他的民族实体，而且关内的各个实体也明显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像孙传芳、吴佩孚这种人，等于是渐渐地开始越过北京的外交部，跟苏联和日本推动事实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间开始相互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攻守同盟和其他体系。北京的政府渐渐地被架空了，越来越依靠列强的海关支持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日本没有积极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苏联取得它的列宁主义组织机器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独立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或者是墨西哥帝国一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进一步解体成为更加散碎的小邦。
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是谁都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和欲望完成重新整合这个体系的要求。能够完成这个体系重新整合任务的，也就是国共两党。而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来输入。它能够建国成功，仍然要依靠苏联、日本冲突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托勒密式的体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实行相当极端的国家垄断制，矿业、盐、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国家专营，对外贸易、钱庄等商业活动也由国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却不是保存在华夏社会内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而列宁主义政党汲取资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我们都知道，从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从唐代到宋明时代，又是一个士绅取代门第的过程。每一次取代过程都包含了两层：第一是原有居民的灭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组织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门第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门第跟孔子时代的贵族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士绅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长起来的乡绅阶级，也彻底打碎了。把它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全部整合到列宁主义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中。在完成了这次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它的新的国家体制。
于是这个国家自己就变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维持这个国家，那么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粉碎社会，在粉碎社会的过程中间汲取资源来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但它却要毁灭社会自身。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对你进行这个法外的榨取和破坏，那么，驱逐掉这个外来的组织因素以后，你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来，你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小团体，一些宗族团体，一些地方绅商搞出来的军绅政权，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整个东亚大陆整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你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你要推翻这个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的版图，那么你就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的组织力量。
尽管苏联的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这个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你就很难用一连串来自于西欧的政治语言的遁词去把它打发掉。因为欧洲的情况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俄罗斯原有的社会结构，但却没有办法粉碎欧洲本身的社会结构；但是它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会结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顽强程度和自我维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碰壁和输出的整个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这个区间内，共产党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在外围地区，它的社会组织就要软弱得多，要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就能够成功了。对于欧洲，共产党主义是一个解构的力量，所以波兰或者东欧这种地方能够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去，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是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地方，列宁主义组织，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尽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拥有西方组织力量的一种秩序输入。列宁主义的输入，强化了东方原来已经涣散而接近溃败的社会组织，使它能够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尽管它的实质并不是国家。
这样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冒充这个实体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它是外来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来组织对本土社会的征服。如果你用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它，就会许多很多荒诞的、不合理的理论，例如说它是专制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主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是由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只是在社会产生政治组织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纠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纠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纠正了它在这方面的错误，或者说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这些纠正，那你就等于是杀了它。因为它正是依靠这些武断的做法才能够维持。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它很快就会死亡。而在它死亡的过程中间，也会使没有能力自己组织现代国家的这个社会露出它自己应有的本相：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够假想自己的社会跟波兰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是暂时被外来征服者掩盖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来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经是处在注定要产生张献忠或者诸如此类人物的那种状态中，一旦失去了这个外来的组织输入以后，旧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体即将出现的那种场面，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缓慢和自发生长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真正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在巨大的汲取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阶段遭到掠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那么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去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那种列强争霸的游戏，因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的话，无论直接和间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它最终仍然不得不加强它对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重新破坏你勉勉强强生长起来的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然后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散碎的社会，这个社会比原先更加无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这里面整个的问题，其实从最根本上就是这一点。你用神话来替代历史，误解自己的真实地位，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内部。这个星球只有薄薄的层，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凿穿星球的结果就是，星球内部的空气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遭到灭亡了。之所以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的科学体系中，他们不肯承认自己这个体系的特殊性，坚持要把他们这个体系当成一个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样的普通星球来对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定位的结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你自己的错误定位作出错误决策，最后把自己毁掉。
我们回顾最近这一百年的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依据这个秩序，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毁灭都是由于误解了自身的实际地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的一种工具，那么它绝不会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有力量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占据独立的地位，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苏联势力集团和西方势力集团之间，能够作出一个明智的决断的话，能够安于依附地位的话，也许它现在还不会毁灭。
然而，这一点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已经制造了这个神话，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重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建设新中国这一类的说辞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这个巨大任务。承担这个巨大任务的结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产党在它执政的最初阶段，承认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于做苏联的小兄弟，然后又安于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这个地位对于它来说是不体面的，很难为它自己在夺取政权中采取的各种手段做辩护。如果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地位的话，那么它夺取政权的种种手段就显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须为自己安置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国民政府曾经为自己安置的那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从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整体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震荡，从性质上来讲，实际上不仅是超出了清末以来远东国际体系的整个震荡，而且已经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够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把东亚地区的政治实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算太远的未来，我们就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冲突和非常危险的结局。有一个笑话是，有很多问题是翻译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译、资本主义的翻译，都是因为当初引进西学的时候翻译不用心，给它一个错误的定义，于是后来人必须根据这个错误的定义重造自己，结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只跟极少数学者有关系的历史理论，已经变得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历史必须负责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重新解释一下中国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内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如果你的建构是错误的，或者说你以为这个建构需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你就完全可以在现在吹一个大牛，等到遥远的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后果，那么你会发现，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时候，国际体系会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位置上去，使你面临着：要么你承认你过去的神话必须整个修改；要么你必须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的前景。
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错误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个体系；另一半呢，则是由梁启超时代发明出来的这个大中华体系，就是说，我们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一部延续的历史和延续的种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实现民族统一的。现在的历史体系是根据这两种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考据都是像瓦片一样，无论你搞成什么样子，都要嵌合到这个原有的体系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的这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坏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东亚，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了。我很有把握的说，它是经不住这个考验的。
至于说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错误的虚荣心，要承认，即使是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在文明初创的那个时代、在孔子时代、在华夏曾经处在它最佳状态的时代，它比起较早产生、更加核心地区、在东地中海的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之中，我们曾经认为是非常自豪的汉唐文明，实际上它大多数时候是处在文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状态。中亚、外伊朗地区和印度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输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正如东亚地区对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输出，比起日本、朝鲜对中原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是你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你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在最近六千年来，始终是输出得更多，输入得更少；而边缘地区始终是输入得更多，输出得更少。
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临时形成的，也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不是说帝国主义名义上撤出东亚以后，你就能够获得原有的地位。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就是切断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历史核心区对边缘地区的输出。这样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这个过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是怎么样造成的，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中华民国的精英阶级在错误的历史理论指导之下，以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战胜国资格这个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然后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华民国尽管自身没有力量，但是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和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人和日本人，尽管有实力，但还是从东亚大陆撤退。撤退的直接结果就是放进了苏联的势力。在英国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结果，就是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和国民党、中共制造的长期革命。
这样的长期革命从秩序输出的角度上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大清解体会发生什么？答案肯定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和多尔衮这样的人来，要么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来，也许两种人会一起来。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有什么宪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都不可能有。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和象征性的宪法，靠的就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还在，能够遏制内外恶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动把这种秩序赶了出去，那么在你自己的内部秩序来得及生长以前，比殖民主义秩序更加危险、更加糟糕的列宁主义秩序，就迅速地渗透到东亚，最后把你自己带入到毁灭的边缘。
秩序，像大自然一样，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个秩序之后，到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理想王国或者几千年盛世，你一定会使另外一种秩序继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虑选择什么秩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着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击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于虚荣心，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没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驱逐了原有的秩序，那么你就会发现，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以后，在中华民国领土上出现的情况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者驱逐帝国主义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推翻压迫者的历史。但是如果从秩序输出和文明输出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后，撤出了远东。远东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秩序输出，通过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乱了这个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样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产主义之手。而现在我们的情况，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限制了我们独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国际社会的原因的双重作用，使得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在世界秩序的边缘难以产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义笼罩之下，这一点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我们坚持所谓殖民主义邪恶、必须驱逐诸如此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以及不限于中国的这种自身秩序还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临类似伊斯兰国之类的恶秩序的威胁了。秩序是不能承认真空的。威尔逊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弱点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发秩序都已经足以维持自由的宪法了，然后形成一个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安全体制维持在一起。但是在自发秩序本身不够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外来的强有力的秩序输入的话，那它很可能会出现连最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那种狼狈局面。1920年以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样的局面。你企图驱逐殖民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切断了整个输入源。输入源切断以后，自己产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要么是恶变产生出自己的破坏者，要么是会吸引其他的破坏者进行征服。
现在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够自发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还存在吗？西方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它在历史的早期，在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时代或者封建时代的时候，通过多国体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国之间和各邦国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然后这个权力平衡体制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不是说是它太落后了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和宪政阶段，而是它太先进，它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或者说错过了机会窗口，已经进入了各阶级和各邦国都被大一统权力结构整体毁灭的状态。在这种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产生者只能来自于外部。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它没有自组织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这种管制是武断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任社会解体，听任无政府状态出现，然后听任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之间进行残杀。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必须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为我们指出的那个前途。但这个前途，实际上是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其他社会。而我们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会给自己吃下毒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像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真正承认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在你运用这个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种越来越矛盾的情况，不得不采取修正词语含义、不断地打各种补丁的方法，勉勉强强自圆其说。对于制造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是托勒密体系的本轮和均轮（托勒密的宇宙论中用来解释太阳、月球和行星在视运动中的速度和方向变化的几何模型）一样，把你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了。而你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积累的资源都会渐渐引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上去。
过去的几十年内，大家都采取拖延问题、等待以后发展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可以预想的未来，这个拖延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继续拖延的话，你能够指望的最好结局，顶多也就是赖过去，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指望。能够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通过局部修正、通过用钱、通过非正式的潜规则交易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的问题，你实际上面临着：要么整个推翻话语体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要么呢，你就要顺着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脚的那个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危险的境地。
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考据式的历史、仅仅拼凑史料的历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原因。这就好像说是，一个房子，在最初本来是只能承受一个小茅屋的，在建立的过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墙已经支持不住了，而你却在讨论制造房子的砖块或者瓦块的质量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砖块或瓦块，而在于你设计的这个建筑的基本结构，在设计的时候出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它设计的蓝图，它是不能承担现在即将承担的这个巨大重量，而你又处在停不下来的状态中。所以你必须坦率承认，枝枝节节地去讨论砖块本身的质量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你必须把整个历史整合起来，把东亚地区的局部历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应有的问题，在自己的社会内部重新发掘产生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谢谢。
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内部——这个星球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结果内部的空气全部泄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就灭亡了。
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的其他的民族实体，而且关内的各个实体也明显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像孙传芳、吴佩孚这种人，等于是渐渐地开始越过北京的外交部，跟苏联和日本推动事实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间开始相互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攻守同盟和其他体系。北京的政府渐渐地被架空了，越来越依靠列强的海关支持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日本没有积极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苏联取得它的列宁主义组织机器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独立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或者是墨西哥帝国一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进一步解体成为更加散碎的小邦。
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是谁都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和欲望完成重新整合这个体系的要求。能够完成这个体系重新整合任务的，也就是国共两党。而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来输入。它能够建国成功，仍然要依靠苏联、日本冲突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托勒密式的体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实行相当极端的国家垄断制，矿业、盐、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国家专营，对外贸易、钱庄等商业活动也由国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却不是保存在华夏社会内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而列宁主义政党汲取资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我们都知道，从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从唐代到宋明时代，又是一个士绅取代门第的过程。每一次取代过程都包含了两层：第一是原有居民的灭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组织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门第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门第跟孔子时代的贵族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士绅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长起来的乡绅阶级，也彻底打碎了。把它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全部整合到列宁主义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中。在完成了这次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它的新的国家体制。
于是这个国家自己就变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维持这个国家，那么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粉碎社会，在粉碎社会的过程中间汲取资源来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但它却要毁灭社会自身。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对你进行这个法外的榨取和破坏，那么，驱逐掉这个外来的组织因素以后，你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来，你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小团体，一些宗族团体，一些地方绅商搞出来的军绅政权，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整个东亚大陆整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你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你要推翻这个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的版图，那么你就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的组织力量。
尽管苏联的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这个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你就很难用一连串来自于西欧的政治语言的遁词去把它打发掉。因为欧洲的情况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俄罗斯原有的社会结构，但却没有办法粉碎欧洲本身的社会结构；但是它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会结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顽强程度和自我维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碰壁和输出的整个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这个区间内，共产党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在外围地区，它的社会组织就要软弱得多，要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就能够成功了。对于欧洲，共产党主义是一个解构的力量，所以波兰或者东欧这种地方能够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去，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是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地方，列宁主义组织，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尽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拥有西方组织力量的一种秩序输入。列宁主义的输入，强化了东方原来已经涣散而接近溃败的社会组织，使它能够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尽管它的实质并不是国家。
这样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冒充这个实体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它是外来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来组织对本土社会的征服。如果你用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它，就会许多很多荒诞的、不合理的理论，例如说它是专制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主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是由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只是在社会产生政治组织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纠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纠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纠正了它在这方面的错误，或者说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这些纠正，那你就等于是杀了它。因为它正是依靠这些武断的做法才能够维持。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它很快就会死亡。而在它死亡的过程中间，也会使没有能力自己组织现代国家的这个社会露出它自己应有的本相：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够假想自己的社会跟波兰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是暂时被外来征服者掩盖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来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经是处在注定要产生张献忠或者诸如此类人物的那种状态中，一旦失去了这个外来的组织输入以后，旧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体即将出现的那种场面，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缓慢和自发生长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真正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在巨大的汲取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阶段遭到掠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那么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去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那种列强争霸的游戏，因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的话，无论直接和间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它最终仍然不得不加强它对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重新破坏你勉勉强强生长起来的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然后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散碎的社会，这个社会比原先更加无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这里面整个的问题，其实从最根本上就是这一点。你用神话来替代历史，误解自己的真实地位，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内部。这个星球只有薄薄的层，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凿穿星球的结果就是，星球内部的空气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遭到灭亡了。之所以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的科学体系中，他们不肯承认自己这个体系的特殊性，坚持要把他们这个体系当成一个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样的普通星球来对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定位的结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你自己的错误定位作出错误决策，最后把自己毁掉。
我们回顾最近这一百年的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依据这个秩序，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毁灭都是由于误解了自身的实际地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的一种工具，那么它绝不会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有力量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占据独立的地位，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苏联势力集团和西方势力集团之间，能够作出一个明智的决断的话，能够安于依附地位的话，也许它现在还不会毁灭。
然而，这一点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已经制造了这个神话，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重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建设新中国这一类的说辞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这个巨大任务。承担这个巨大任务的结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产党在它执政的最初阶段，承认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于做苏联的小兄弟，然后又安于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这个地位对于它来说是不体面的，很难为它自己在夺取政权中采取的各种手段做辩护。如果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地位的话，那么它夺取政权的种种手段就显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须为自己安置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国民政府曾经为自己安置的那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从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整体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震荡，从性质上来讲，实际上不仅是超出了清末以来远东国际体系的整个震荡，而且已经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够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把东亚地区的政治实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算太远的未来，我们就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冲突和非常危险的结局。有一个笑话是，有很多问题是翻译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译、资本主义的翻译，都是因为当初引进西学的时候翻译不用心，给它一个错误的定义，于是后来人必须根据这个错误的定义重造自己，结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只跟极少数学者有关系的历史理论，已经变得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历史必须负责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重新解释一下中国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内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如果你的建构是错误的，或者说你以为这个建构需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你就完全可以在现在吹一个大牛，等到遥远的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后果，那么你会发现，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时候，国际体系会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位置上去，使你面临着：要么你承认你过去的神话必须整个修改；要么你必须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的前景。
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错误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个体系；另一半呢，则是由梁启超时代发明出来的这个大中华体系，就是说，我们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一部延续的历史和延续的种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实现民族统一的。现在的历史体系是根据这两种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考据都是像瓦片一样，无论你搞成什么样子，都要嵌合到这个原有的体系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的这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坏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东亚，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了。我很有把握的说，它是经不住这个考验的。
至于说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错误的虚荣心，要承认，即使是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在文明初创的那个时代、在孔子时代、在华夏曾经处在它最佳状态的时代，它比起较早产生、更加核心地区、在东地中海的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之中，我们曾经认为是非常自豪的汉唐文明，实际上它大多数时候是处在文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状态。中亚、外伊朗地区和印度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输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正如东亚地区对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输出，比起日本、朝鲜对中原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是你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你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在最近六千年来，始终是输出得更多，输入得更少；而边缘地区始终是输入得更多，输出得更少。
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临时形成的，也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不是说帝国主义名义上撤出东亚以后，你就能够获得原有的地位。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就是切断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历史核心区对边缘地区的输出。这样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这个过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是怎么样造成的，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中华民国的精英阶级在错误的历史理论指导之下，以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战胜国资格这个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然后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华民国尽管自身没有力量，但是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和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人和日本人，尽管有实力，但还是从东亚大陆撤退。撤退的直接结果就是放进了苏联的势力。在英国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结果，就是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和国民党、中共制造的长期革命。
这样的长期革命从秩序输出的角度上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大清解体会发生什么？答案肯定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和多尔衮这样的人来，要么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来，也许两种人会一起来。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有什么宪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都不可能有。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和象征性的宪法，靠的就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还在，能够遏制内外恶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动把这种秩序赶了出去，那么在你自己的内部秩序来得及生长以前，比殖民主义秩序更加危险、更加糟糕的列宁主义秩序，就迅速地渗透到东亚，最后把你自己带入到毁灭的边缘。
秩序，像大自然一样，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个秩序之后，到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理想王国或者几千年盛世，你一定会使另外一种秩序继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虑选择什么秩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着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击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于虚荣心，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没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驱逐了原有的秩序，那么你就会发现，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以后，在中华民国领土上出现的情况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者驱逐帝国主义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推翻压迫者的历史。但是如果从秩序输出和文明输出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后，撤出了远东。远东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秩序输出，通过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乱了这个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样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产主义之手。而现在我们的情况，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限制了我们独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国际社会的原因的双重作用，使得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在世界秩序的边缘难以产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义笼罩之下，这一点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我们坚持所谓殖民主义邪恶、必须驱逐诸如此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以及不限于中国的这种自身秩序还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临类似伊斯兰国之类的恶秩序的威胁了。秩序是不能承认真空的。威尔逊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弱点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发秩序都已经足以维持自由的宪法了，然后形成一个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安全体制维持在一起。但是在自发秩序本身不够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外来的强有力的秩序输入的话，那它很可能会出现连最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那种狼狈局面。1920年以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样的局面。你企图驱逐殖民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切断了整个输入源。输入源切断以后，自己产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要么是恶变产生出自己的破坏者，要么是会吸引其他的破坏者进行征服。
现在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够自发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还存在吗？西方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它在历史的早期，在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时代或者封建时代的时候，通过多国体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国之间和各邦国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然后这个权力平衡体制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不是说是它太落后了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和宪政阶段，而是它太先进，它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或者说错过了机会窗口，已经进入了各阶级和各邦国都被大一统权力结构整体毁灭的状态。在这种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产生者只能来自于外部。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它没有自组织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这种管制是武断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任社会解体，听任无政府状态出现，然后听任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之间进行残杀。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必须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为我们指出的那个前途。但这个前途，实际上是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其他社会。而我们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会给自己吃下毒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像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真正承认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在你运用这个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种越来越矛盾的情况，不得不采取修正词语含义、不断地打各种补丁的方法，勉勉强强自圆其说。对于制造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是托勒密体系的本轮和均轮（托勒密的宇宙论中用来解释太阳、月球和行星在视运动中的速度和方向变化的几何模型）一样，把你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了。而你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积累的资源都会渐渐引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上去。
过去的几十年内，大家都采取拖延问题、等待以后发展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可以预想的未来，这个拖延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继续拖延的话，你能够指望的最好结局，顶多也就是赖过去，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指望。能够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通过局部修正、通过用钱、通过非正式的潜规则交易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的问题，你实际上面临着：要么整个推翻话语体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要么呢，你就要顺着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脚的那个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危险的境地。
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考据式的历史、仅仅拼凑史料的历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原因。这就好像说是，一个房子，在最初本来是只能承受一个小茅屋的，在建立的过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墙已经支持不住了，而你却在讨论制造房子的砖块或者瓦块的质量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砖块或瓦块，而在于你设计的这个建筑的基本结构，在设计的时候出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它设计的蓝图，它是不能承担现在即将承担的这个巨大重量，而你又处在停不下来的状态中。所以你必须坦率承认，枝枝节节地去讨论砖块本身的质量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你必须把整个历史整合起来，把东亚地区的局部历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应有的问题，在自己的社会内部重新发掘产生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