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
感觉上十世纪以后东北亚地区才崛起，比如朝鲜的高丽王朝，日本武士阶层的成长，女真人的兴旺。为何如此？
实际情况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也就是文字史料出现以前，主要的居民点都位于长城一带和长城以北的地方。在史前时代，东亚可能像是成都平原或者扬子江中下游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沼泽地特别多的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南西伯利亚和内亚才是主要的人口居住地。后来的东亚人口，基本上不是南西伯利亚人就是内亚人。早期的伊朗系内亚人还多一点，后期南西伯利亚人（满洲人基本上全是南西伯利亚人）的比例渐渐上升了。从历史一开始，黄河中下游这个充满沼泽地的地区就是北方西伯利亚和西北方内亚的殖民区域。
由于以前我们读到的大部分汉字叙事体系在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比例极少，主要依赖文字材料，而文字材料又是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印刷术产生以后，片面地集中在竹木产量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宋、明时期，然后又引起了另一次比例感的扭曲。结果，依靠各种材料编纂起来的史料大体上来讲没有抓住主线，并把主线零零碎碎地分散开了，甚至有些段落的主线都散落了。而支线和完全不重要的细节材料，比如狸猫生子、宫廷斗争诸如此类的东西，失去比例感地大量填充进来。结果就造成了「二十四史」这个历史结构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这个历史结构跟所谓《联共（布）党史》的历史结构一样，也是拼接产生的。
东北亚真正的历史变化实际上是，它本来是南西伯利亚的一个毫不重要的附庸，在渤海契丹以后渐渐开始成长起来。同时，受到内亚沙漠化的影响，渐渐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开始出现超过内亚本体的趋势。但是，如果把内亚和东北亚看成一体（因为东北亚本来就是内亚的附庸），整个内亚范围可以从里海和咸海之间地「外地中海」地区，一直延伸到满洲海岸。这个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相较着东亚这片沼泽地的时候，一直是人类居住得更早、而且技术更先进的地方。十世纪以后的变化主要是，过去满洲各政权（包括渤海、高句丽等政权）的宗主国──突厥回鹘联盟衰落以后，特别是大量的拜火教、摩尼教的商人和回鹘帝国所建立的这个联盟解体以后，伴随着内亚的沙漠化，这个宗主国本身的势力相对衰落了。真正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而东亚洼地跟内亚和东北亚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倒是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帝王学」大约在何时出现？在日本、英国这类国家，封建领主、国王、天皇等不需要练习这类帝王心术吗？
帝王学只能产生于孙子兵法以后的文明季候，就是春秋时代即将结束或者已经结束、战国时代即将开始或者已经开始的时代。最初的部落时代和封建时代是谈不上帝王心术的，那时候的酋长本身就是血缘家族的领袖，国君则是酋长的变形。一个族长很难相信他自己的族人会对他不忠，就像是父亲很难相信他的孙子会对他不忠一样，他们的利益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等到封建衰退、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盛行以后，领导人不再是天然的领导人，而是根据才能和功绩的领导人，这个时候，领导人就变成那种可以通过手段得到的东西了，也只有在这以后，僭主政治才会产生，进而出现有帝王学、马基维利之类的东西。
天皇和周天子是不用帝王学的，这就像是圣路易和忏悔者爱德华这样的封建君主不需要有帝王学一样；秦始皇这样的专制君主相当于路易十四，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在秦始皇以后，得到天下都不再是凭藉着天生的权利，而是凭武力和智谋，因此他们就需要有帝王学了。在欧洲就相当于是，拿破仑以后的平民僭主就需要有帝王学了，以前的封建君主是不需要有帝王学的。
帝王学的产生是上层政治的一个标记物，它本身并不是政治演化的动力，而是政治演化已经由封建阶段演化到专制阶段的一个标记。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是习惯法的道德观，也就是孔子说的那种君臣以礼相待、根据等级制度的原则产生的道德观。这时，君臣个人都产生于特定等级，各等级都有天然的权利，就像是贵族即使不到凡尔赛去做官、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仍然有自己天生的阶级身份那样。然而，在专制制度建立以后，所有的官员都是出身平民。凭藉个人的功绩、才能上位的人，他们除了在朝廷做官以外，没有地方可以退，退回去就是一介平民，等于是一无所有了，所以他们跟以前的贵族不一样，必须不择手段地维持自己的地位。专制时代的国君，也就是刘邦、朱元璋这种凭藉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运气、以及特别是凭不择手段的能力来打天下的角色，不再像是周天子和日本天皇那样有天生的权利。
因此可以说，周天子和日本天皇像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一样是安全的，刘邦和朱元璋则是不安全的僭主。所以等到埃及的政体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也就是孔子和他的门徒最赞赏的那种周天子和他的群臣以礼相待的道德观念，自然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时代，君主为了打天下不择手段，谁最心狠、谁最厚黑谁就赢，大臣和官僚为了做官而不择手段，谁最心狠手辣谁就赢。在这种新的时代，张献忠式的大屠杀或者人口灭绝才会成为可能。在周天子和封建的时代，一方面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持这样做。
实际情况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也就是文字史料出现以前，主要的居民点都位于长城一带和长城以北的地方。在史前时代，东亚可能像是成都平原或者扬子江中下游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沼泽地特别多的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南西伯利亚和内亚才是主要的人口居住地。后来的东亚人口，基本上不是南西伯利亚人就是内亚人。早期的伊朗系内亚人还多一点，后期南西伯利亚人（满洲人基本上全是南西伯利亚人）的比例渐渐上升了。从历史一开始，黄河中下游这个充满沼泽地的地区就是北方西伯利亚和西北方内亚的殖民区域。
由于以前我们读到的大部分汉字叙事体系在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比例极少，主要依赖文字材料，而文字材料又是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印刷术产生以后，片面地集中在竹木产量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宋、明时期，然后又引起了另一次比例感的扭曲。结果，依靠各种材料编纂起来的史料大体上来讲没有抓住主线，并把主线零零碎碎地分散开了，甚至有些段落的主线都散落了。而支线和完全不重要的细节材料，比如狸猫生子、宫廷斗争诸如此类的东西，失去比例感地大量填充进来。结果就造成了「二十四史」这个历史结构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这个历史结构跟所谓《联共（布）党史》的历史结构一样，也是拼接产生的。
东北亚真正的历史变化实际上是，它本来是南西伯利亚的一个毫不重要的附庸，在渤海契丹以后渐渐开始成长起来。同时，受到内亚沙漠化的影响，渐渐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开始出现超过内亚本体的趋势。但是，如果把内亚和东北亚看成一体（因为东北亚本来就是内亚的附庸），整个内亚范围可以从里海和咸海之间地「外地中海」地区，一直延伸到满洲海岸。这个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相较着东亚这片沼泽地的时候，一直是人类居住得更早、而且技术更先进的地方。十世纪以后的变化主要是，过去满洲各政权（包括渤海、高句丽等政权）的宗主国──突厥回鹘联盟衰落以后，特别是大量的拜火教、摩尼教的商人和回鹘帝国所建立的这个联盟解体以后，伴随着内亚的沙漠化，这个宗主国本身的势力相对衰落了。真正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而东亚洼地跟内亚和东北亚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倒是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帝王学」大约在何时出现？在日本、英国这类国家，封建领主、国王、天皇等不需要练习这类帝王心术吗？
帝王学只能产生于孙子兵法以后的文明季候，就是春秋时代即将结束或者已经结束、战国时代即将开始或者已经开始的时代。最初的部落时代和封建时代是谈不上帝王心术的，那时候的酋长本身就是血缘家族的领袖，国君则是酋长的变形。一个族长很难相信他自己的族人会对他不忠，就像是父亲很难相信他的孙子会对他不忠一样，他们的利益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等到封建衰退、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盛行以后，领导人不再是天然的领导人，而是根据才能和功绩的领导人，这个时候，领导人就变成那种可以通过手段得到的东西了，也只有在这以后，僭主政治才会产生，进而出现有帝王学、马基维利之类的东西。
天皇和周天子是不用帝王学的，这就像是圣路易和忏悔者爱德华这样的封建君主不需要有帝王学一样；秦始皇这样的专制君主相当于路易十四，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在秦始皇以后，得到天下都不再是凭藉着天生的权利，而是凭武力和智谋，因此他们就需要有帝王学了。在欧洲就相当于是，拿破仑以后的平民僭主就需要有帝王学了，以前的封建君主是不需要有帝王学的。
帝王学的产生是上层政治的一个标记物，它本身并不是政治演化的动力，而是政治演化已经由封建阶段演化到专制阶段的一个标记。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是习惯法的道德观，也就是孔子说的那种君臣以礼相待、根据等级制度的原则产生的道德观。这时，君臣个人都产生于特定等级，各等级都有天然的权利，就像是贵族即使不到凡尔赛去做官、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仍然有自己天生的阶级身份那样。然而，在专制制度建立以后，所有的官员都是出身平民。凭藉个人的功绩、才能上位的人，他们除了在朝廷做官以外，没有地方可以退，退回去就是一介平民，等于是一无所有了，所以他们跟以前的贵族不一样，必须不择手段地维持自己的地位。专制时代的国君，也就是刘邦、朱元璋这种凭藉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运气、以及特别是凭不择手段的能力来打天下的角色，不再像是周天子和日本天皇那样有天生的权利。
因此可以说，周天子和日本天皇像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一样是安全的，刘邦和朱元璋则是不安全的僭主。所以等到埃及的政体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也就是孔子和他的门徒最赞赏的那种周天子和他的群臣以礼相待的道德观念，自然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时代，君主为了打天下不择手段，谁最心狠、谁最厚黑谁就赢，大臣和官僚为了做官而不择手段，谁最心狠手辣谁就赢。在这种新的时代，张献忠式的大屠杀或者人口灭绝才会成为可能。在周天子和封建的时代，一方面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