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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崛起的历史分析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支持霍亨索伦军国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所谓的“效率”。民族主义教授说，民主也许是一种适合小国家的政府形式，小国的独立受到大国之间互相较量的保护；民主也许是一种适合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政府形式，它们受到了地理位置的保护；但是，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德国被敌对国家包围，孤独地立于世界之林；德国的边界没有自然屏障的保护；德国的安全建立在军队之上，这是霍亨索伦家族的独特成就。将军队这一无敌工具交给议会，交给一个多嘴多舌又不胜其职的市民团体，那很愚蠢。
但是现在，一战带来了一场惨败，摧毁了皇室、容克、军官和文官过去的威信。西方的议会制度证明了它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威尔逊总统赋予这场战争的目标是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看上去像是让世界为了民主而受到战火的淬炼。德国人开始修正他们的政治信条。他们转向民主。民主这个词，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半个世纪，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内它又再次流行起来。民主在德国人心中的意思，是恢复战争过程中被终止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最重要的是以议会制政府取代半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如每位德国人所知，这些观点包含在议会中人数最多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纲领中。人们期望社会民主党现在能实现他们纲领中的民主原则，并准备支持该党的政治重建努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答案，一个除了一小撮职业马克思主义专家之外，没有人能够预知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宣称，我们具备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与你们资产阶级的自由、议会和民主观念毫无关系。我们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即我们的独裁。我们不会保证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寄生虫的人权，不会给予你们选举权和议会代表。从今以后，只应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来统治。如果你们误解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那是你们的错误。如果你们更仔细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会更加清楚我们的意见。
革命的第二天，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为帝国任命了一个新政府——“人民代表议会”（the Mandataries of the People）。这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独裁的政府。它只由该党的代表组成，它不打算让其他政党在政府中分得一杯羹。
战争结束时，老的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三个集团：“多数社会民主党（the majority socialists）”、“独立社会民主党（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s）”和共产党。政府一半成员是“多数社会党”人，另一半是“独立社会党”人。三个群体中，最激进的那一派没有参与政府的组建。他们憎恨与温和的“多数社会党”人合作，骂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激进分子，即斯巴达克同盟或共产党，要求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他们的简要纲领是：一切权力必须掌握在苏维埃工人和战士手中，他们强烈拒绝任何保证非党成员政治权利的计划，疯狂反对议会制度。他们想根据苏维埃模式重组德国和以俄国方式“清算”资产阶级。他们相信全世界都处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前夜，革命将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永久的共产主义乐园，他们急于为这项光荣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独立社会党”人同情共产党人的观点，但他们不会这么直言不讳。正是这种保留态度使他们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依赖，后者的激进言论击中了他们的心扉。“多数社会党”人既没有自己的观点，对他们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也没有明确的意见。他们的摇摆不定并非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认识到大多数德国社会党工人很看重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民主因素，反对放弃议会制度。“多数社会党”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相容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民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他们既没有认识社会主义与民主本不相容，也不理解为什么说德国更应该采取俄国模式的专政制度，而非西方的民主原则。
共产党人急于通过暴力夺权。他们相信俄国会帮忙，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征服一切。因为他们深信日耳曼民族中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他们。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消灭资产阶级做特别准备。只要对手按兵不动，就没必要先发制人。如果资产阶级轻举妄动，打倒他们也易如反掌。最初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看法。1918年圣诞节期间，柏林爆发了一场冲突，冲突双方是新政府和一支滋事的共产党队伍——人民水兵部队。水兵们对抗政府。恐慌中，“人民代表议会”召唤一支驻扎在柏林附近的尚未解散的旧军队前来帮忙，这是一支隶属前皇家卫队，由一个贵族将领指挥的徒步骑兵部队。双方发生了一些小摩擦；然后政府命令这些卫队撤退。卫队本来已经赢得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是政府命令他们撤回，因为政府对自己的作为缺乏信心，它不想与“同志们”作对。这次无关紧要的冲突使“独立社会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推进是不可阻挡的。为了避免失去民望和及时加入未来的共产党政府，独立社会党从“人民代表议会”机构中撤出了自己的代表。“多数社会党人”现在孤零零地掌管着政府，孤零零地对帝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不如人意的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迅速蔓延的失业等等——负责。在激进者眼中，“多数社会党”人成了反动派和不公正事态的捍卫者。
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激进分子的计划。他们会占领政府大楼、可能会监禁甚至杀害政府成员。诺斯克曾被政府任命为总指挥，他试图组织一支由“多数社会党”人组成的部队，但是徒劳无功。没有哪个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对抗共产党人。1919年1月5日，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党人在柏林街头展开了战斗，控制了首都的主要地区。但是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意外的援助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报道这件事：大众一致支持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也一直希望实现社会主义。但不幸的是，他们非常信任全部由老社会民主党要员组成的政府，认为它不会妨碍大众的努力。然而，艾伯特、诺斯克和谢德曼背叛了他们。这些叛徒急于拯救资本主义，他们与旧军队的残余势力和资本家雇佣的黑帮——自由军团勾结。反动派军队突然冲向毫无戒备的共产党领袖，暗杀了他们，驱散了失去领袖的大众。于是，反动政策开始启动，最终导致了魏玛共和国倒台和纳粹主义占据了优势。
这种陈述忽略了1918年最后几个星期，德意志民族政治心态发生的剧烈变化。在1918年10月和11月初，大多数国民真诚地准备支持民主政府。因为社会民主党被认为是一个民主政党，又是议会第一大党，因此，大家几乎一致同意，愿意委托社会民主党在建立未来的平民政府制度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随后就发生令人震惊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头面人物拒绝民主制度，宣称自己要实行无产阶级独裁。简单说，五十来年来他们所公开宣称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有这些言论看来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将罗莎·卢森堡——一个外国人——推向霍亨索伦家族的位置。德国人睁开了他们的双眼。他们怎么会让自己再被社会民主党的宣传蒙蔽？他们看懂了，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很明显是为欺骗傻瓜发明的词汇。事实上，正如保守派一直论断的那样，民主的倡导者只是希望建立暴民统治和煽动者的专政。
共产党人严重低估了德意志民族的智力。他们没有认识到，用那些在俄国已经成功的办法对待德国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吹嘘说，在五十年来鼓吹支持民主的过程中，他们从未真诚拥护民主；他们告诉德国人：“你们上当了，我们骗你们时多聪明！现在我们搞定你们了！”不仅对其他国民，甚至对社会民主党大多数老党员来说，这都太过分了。几周之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非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丧失了它们此前所有的信誉。民主观念本身成了无可救药的可疑对象。从那时起，对许多德国人来讲，民主这个词成了欺骗的同义词。在1919年年初，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比他们的领袖所认为的少了很多。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劳工也坚决反对他们。
民族主义者很快领悟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意蕴。他们抓住了机会。几周以前，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现在他们学会了如何卷土重来。“背刺”传说已经恢复了他们丧失的自信。现在他们明白未来必须采取什么策略。首先，他们必须阻止红色暴政的建立，防止共产党人消灭非无产者。
11月，前保守主义政党及一些附属团体将他们的政党改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lionale Volkspartei，以下简称民族党）。在11月23日发表的首份宣言中，他们要求“鉴于最近的事件，只能从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回到议会制政府上来，将它作为唯一恰当的制度。”他们进一步要求个人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和选举权平等。德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一个本质上反民主的政党，出于纯粹的策略原因向选民提出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纲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找到了行家；民族党人则从阅读列宁和布哈林的著作中获益匪浅。现在，他们也为今后夺取政权制定了一项精确的计划。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支持议会制政府、自由和民主事业，以便在更久的将来颠覆它们。为了执行该计划的第一部分，他们不仅打算与天主教徒合作，也打算与“多数社会党”人及其老领导合作，这些老领导正坐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大楼里瑟瑟发抖。
为了在过渡时期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拯救议会制度及自由，必须打败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人的军队。在能干的指挥官的领导下，旧军队残余力量足以成功对付共产党人。
但是，在将军队伍中找不到这样的指挥官了。兴登堡老了，在战争中，他的作用仅仅在于让鲁登道夫放手去做事；现在，没有了鲁登道夫，他也束手无策。其他将军则正在等待兴登堡的命令；他们缺乏主动性。但是，军队纪律的废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将军们的不作为再也不能阻碍军队的行动。年轻的军官，有时甚至是尉官，填补了无人下令的空缺。那些不太急于回到正经工作岗位，喜欢部队的冒险生活甚于常规工作的复员军人中，有一些军官组建了自由军团，这些人为了自己着想，战斗在自由军团的最前线。其他军官将参谋总部那些更恪守成规的官员置之一旁，有时甚至不加尊重地强迫将军们介入内战。
“人民代表议会”已经对营救完全不抱希望时，援兵突然出现。部队涌入柏林，镇压了共产党人的反叛。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俘，然后遭到暗杀。这次胜利并没有结束内战。它在各省持续了数月，在柏林一次又一次重新爆发。然而，1919年1月军队带来的胜利，在柏林保障了制宪会议的选举、议会会议的召开和魏玛宪章的颁布。威廉二世经常说：“我的卫兵涉足哪里，哪里就不再有民主问题。”魏玛民主却是特例。皇帝卫队的骑兵为民主而战，并且获得了胜利。魏玛宪章得以审议并获得投票通过，只是因为民主的对手——民族党——宁愿选择民主也不想要共产党人的独裁。自由的死敌把议会制政府作为礼物送给德意志民族，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把他们的赠品拿回来。
“多数社会党”人及其附庸——民主党，为了掩饰这些悲惨的事实，又徒劳地编造了一个传说。他们说，“十一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里，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内讨论何种政府形式最符合德国劳工的利益。争论有时非常激烈，因为有些激进分子试图扰乱他们。但最后，经过仔细审议，工人们作出决议：议会民主制度将会最合适的政府形式。社会民主党宽宏大量地放弃了独裁统治，这是一个自愿决议的产物，它为德国工人的政治成熟提供了新的证据。
这种解释回避了主要问题。1919年1月初，德国只有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只能在议会主义与罗莎·卢森堡及卡尔·李卜克内西联合独裁下的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之间做选择。这场斗争无法以和平的民主方式来决定。共产党人不会屈服于多数决。他们是一支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和许多其他地区。要不是民族党团伙及其部队，要不是旧军队的残余力量，他们会在全国夺权并在德国建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治。只有一个因素能够并且也的确阻止了他们的侵犯——那就是右派的武装力量。
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断言，不仅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都反对独裁和支持议会制政府。但是，问题不再是人们是否准备好将选票投给哪一个政党，而是他们是否准备为自己的信念牺牲生命。共产党人只是一小部分少数派，但只有一种手段可以对付他们：强杀伤性武器。任何想要民主的人——无论是从其世界观角度，还是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都不得不进攻共产党的据点，击溃其武装集团，并让政府控制首都和国家其他地区。每一个人都清楚这就是当前事态。“多数社会党”的每个成员都充分认识到，不以武力与共产党人战斗就等于向共产主义屈服。但只有少数政府人员为组织抵抗作了实际上是蹩脚的尝试，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所有的政治盟友都拒绝配合。
理解那些命运多舛的日子里造成“多数社会党”上述态度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本质的部分。它们在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重现，满脑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面对类似的情形。在这些观念中，我们遇到了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撇开其经济上的失败不谈——甚至在政治行动领域，过去和现在也一直遭遇历史上最明显的失败？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记住，不是共产党人，而是那些真诚地反对独裁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述道：为了给民主社会主义铺平道路，必须粉碎共产党。（在1918年10月和1919年1月的那些日子里，德国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沉浸在大多数人民支持他们的社会主义纲领之幻觉中。）必须用武装抵抗来打败共产党叛乱。但是，这件事不该由我们来干。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谁也不能指望我们起来武装反对我们的阶级和党的同志。脏活必须有人干，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信念与此政策相悖。我们必须坚持阶级团结和党内的原则。除此之外，干脏活会损害我们的民望，会妨害我们在临近的选举中获得成功。确实，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因为共产党并不觉得自己要受同样的团结理念束缚。他们能与我们战斗，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骂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和反动派。我们无法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们是与我们作斗争的革命派，而我们如果与他们战斗，看上去就真的像是反动派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域，鄙视和攻击更谨慎者的激进分子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他们叫做变节者和叛徒，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无助地采取不抵抗态度。
这些太过世故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德国人民——当中有数百万老党员——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政策将意味着德国马克思主义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一个执政党不得不承认：尽管镇压势在必行，尽管战斗时不我待，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信条，其他人要去补上这个篓子，这就等于说从今往后，它彻底放弃它的一切政治领导资格。
非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指责艾伯特、诺斯克和其他领导人与镇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民族党人进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只不过是病急乱投医（consultation）。在与民族党指挥官的会谈中，那些吓坏了的“人民代表议会”及其幕僚很可能没有隐瞒他们的害怕、无助和被营救的喜悦。但是，在那些阶级团结原则的坚定支持者看来，这已经意味着通敌。
这一切事态中最突出的事实是，德国共产主义被右派单独击败，而非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急于保持中立。要不是民族党军队介入，德国可能已经在1919年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1919年1月事件的后果是，民族党人威望大增；他们光荣地拯救国家，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成了卑鄙之徒。每一次新的共产党动乱都重复着同样的过程。民族党单枪匹马与共产党人战斗，而社会民主党犹犹豫豫地反对他们的“共产党同志”。社会民主党掌控着普鲁士——帝国内最重要的州——和其他一些小州；但是他们之所以能掌控，得感谢防卫军中的民族党人和自由军团。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就开始受到右派摆布。
民族党和共产党仅仅将魏玛共和国视为为争取各自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战场。双方都全副武装投入内战；都数次试图发动进攻，又都被对方武力击退。但是，民族党一天天强大，而共产党则逐渐瘫痪（paralyzed）。这并非是一个事关选票与议会代表人数的问题。这些政党的重心不在议会事务上。民族党可以任意行事。他们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工薪阶层、企业家、农民和部分熟练工人的支持。他们熟悉德国人的生活。他们可以根据国家和各省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遵守来自俄国的那些不熟悉德国情况的无知长官的命令，每当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命令传来，他们就被迫一夜之间改变政策。没有任何聪慧正直的人能够忍受这种奴役。因此，德国共产党领袖的智力和道德素养远低于德国政客的平均水准。他们不是民族党人的对手。他们在德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仅只是破坏分子和阴谋家。1919年1月之后，他们不再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当然，纳粹的十年暴政使德国共产党复活了；在希特勒垮台那天，他们会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
如果德国人有得选的话，1918年他们会选择支持民主。但是，事情是，他们只能在共产党和民族党这两个独裁集团之间作选择。在这两个独裁政党之间，不存在准备支持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的必然结果——民主——的第三个集团。无论是“多数社会党”及其附庸——民主党——还是天主教中央党都不适合实行“有钱人”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他们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都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霍亨索伦家族因为拒绝英国议会制度而失去了王位。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则是因为它拒绝了法国自1875-1930年间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实现过的共和主义。魏玛共和国没有自己的纲领，只能在两个以独裁统治为目标的集团之间走中间路线。对政府的支持者来说，议会制并不是最好的政府体制。它只是紧急措施和权宜之计。“多数社会党”人想成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成为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天主教想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天主教结合起来，还继续保持民主。这种折衷主义注定要失败。它吸引不了年轻人。在每一次与坚定的对手发生冲突，它都无法抵挡。
除了民族主义，只剩下一个可选项：实行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在德国，没有人考虑过这种拨乱反正（reversion）。它需要放弃一切社会福利、政府控制和工会压力措施。相反，那些自认为正在与激进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及其外围政党，然后是共产党、中央党和一些农民群体——是国家控制主义和极端保护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但是，他们思想太狭隘，看不到这些政策会导致德国闭关自守，会带来无数问题（德国自然资源缺乏，无法自给自足）。他们只会闭上双眼。我们不会高估德国大众的智力能力。但是他们也不至于驽钝到看不清闭关自守是德国的核心问题，而只有民族主义者才有一个如何处理它的主意（尽管是个形似而实非的主意）。在其他政党对闭关自守的危险性避而不谈的时候，民族主义者拿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征服世界，因为它是提供给德国人的唯一一个解决闭关锁国难题的计划，德国人对它表示了公开赞成。没有人告诉大众，还有其他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甚至没有足够真诚地去指出，纳粹统治世界的计划注定要遭遇军事上的失败；人民固执地坚信自己不可战胜，他们不想伤害人民的自尊心。但即使是侵略主义的对手们充分揭示了新战争的危害和风险，平民大众仍然会偏爱纳粹。因为更为谨慎和狡猾的纳粹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拯救德国的计划；它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我们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成功。但是，无论如何，它给了我们一个计划，而再没有任何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面临的严重情况。如果你随波逐流，命运已经注定；如果你追随我们，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
德国左派的行为跟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左派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鸵鸟政策。一方面，左派主张国家全能，因此主张极端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它没有思考这个事实：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德国注定要挨饿。德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吹嘘说，他们的党为阻止德国重整军备作了一些——实际上是非常蹩脚和微小的——努力。但这只是证明了他们反复无常和看不清现实。任何人想要维护和平，都必须与国家控制主义作斗争。然而，在支持国家控制主义方面，左派的狂热程度不亚于右派。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支持政府干预商业的政策，这必然导致统制经济。但只有纳粹明白，俄国可以在自给自足中生存，而德国不能。因此，纳粹成功了，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主张自由放任——即市场经济——的政党。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支持霍亨索伦军国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所谓的“效率”。民族主义教授说，民主也许是一种适合小国家的政府形式，小国的独立受到大国之间互相较量的保护；民主也许是一种适合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政府形式，它们受到了地理位置的保护；但是，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德国被敌对国家包围，孤独地立于世界之林；德国的边界没有自然屏障的保护；德国的安全建立在军队之上，这是霍亨索伦家族的独特成就。将军队这一无敌工具交给议会，交给一个多嘴多舌又不胜其职的市民团体，那很愚蠢。
但是现在，一战带来了一场惨败，摧毁了皇室、容克、军官和文官过去的威信。西方的议会制度证明了它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威尔逊总统赋予这场战争的目标是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看上去像是让世界为了民主而受到战火的淬炼。德国人开始修正他们的政治信条。他们转向民主。民主这个词，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半个世纪，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内它又再次流行起来。民主在德国人心中的意思，是恢复战争过程中被终止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最重要的是以议会制政府取代半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如每位德国人所知，这些观点包含在议会中人数最多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纲领中。人们期望社会民主党现在能实现他们纲领中的民主原则，并准备支持该党的政治重建努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答案，一个除了一小撮职业马克思主义专家之外，没有人能够预知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宣称，我们具备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与你们资产阶级的自由、议会和民主观念毫无关系。我们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即我们的独裁。我们不会保证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寄生虫的人权，不会给予你们选举权和议会代表。从今以后，只应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来统治。如果你们误解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那是你们的错误。如果你们更仔细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会更加清楚我们的意见。
革命的第二天，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为帝国任命了一个新政府——“人民代表议会”（the Mandataries of the People）。这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独裁的政府。它只由该党的代表组成，它不打算让其他政党在政府中分得一杯羹。
战争结束时，老的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三个集团：“多数社会民主党（the majority socialists）”、“独立社会民主党（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s）”和共产党。政府一半成员是“多数社会党”人，另一半是“独立社会党”人。三个群体中，最激进的那一派没有参与政府的组建。他们憎恨与温和的“多数社会党”人合作，骂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激进分子，即斯巴达克同盟或共产党，要求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他们的简要纲领是：一切权力必须掌握在苏维埃工人和战士手中，他们强烈拒绝任何保证非党成员政治权利的计划，疯狂反对议会制度。他们想根据苏维埃模式重组德国和以俄国方式“清算”资产阶级。他们相信全世界都处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前夜，革命将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永久的共产主义乐园，他们急于为这项光荣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独立社会党”人同情共产党人的观点，但他们不会这么直言不讳。正是这种保留态度使他们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依赖，后者的激进言论击中了他们的心扉。“多数社会党”人既没有自己的观点，对他们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也没有明确的意见。他们的摇摆不定并非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认识到大多数德国社会党工人很看重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民主因素，反对放弃议会制度。“多数社会党”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相容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民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他们既没有认识社会主义与民主本不相容，也不理解为什么说德国更应该采取俄国模式的专政制度，而非西方的民主原则。
共产党人急于通过暴力夺权。他们相信俄国会帮忙，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征服一切。因为他们深信日耳曼民族中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他们。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消灭资产阶级做特别准备。只要对手按兵不动，就没必要先发制人。如果资产阶级轻举妄动，打倒他们也易如反掌。最初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看法。1918年圣诞节期间，柏林爆发了一场冲突，冲突双方是新政府和一支滋事的共产党队伍——人民水兵部队。水兵们对抗政府。恐慌中，“人民代表议会”召唤一支驻扎在柏林附近的尚未解散的旧军队前来帮忙，这是一支隶属前皇家卫队，由一个贵族将领指挥的徒步骑兵部队。双方发生了一些小摩擦；然后政府命令这些卫队撤退。卫队本来已经赢得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是政府命令他们撤回，因为政府对自己的作为缺乏信心，它不想与“同志们”作对。这次无关紧要的冲突使“独立社会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推进是不可阻挡的。为了避免失去民望和及时加入未来的共产党政府，独立社会党从“人民代表议会”机构中撤出了自己的代表。“多数社会党人”现在孤零零地掌管着政府，孤零零地对帝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不如人意的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迅速蔓延的失业等等——负责。在激进者眼中，“多数社会党”人成了反动派和不公正事态的捍卫者。
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激进分子的计划。他们会占领政府大楼、可能会监禁甚至杀害政府成员。诺斯克曾被政府任命为总指挥，他试图组织一支由“多数社会党”人组成的部队，但是徒劳无功。没有哪个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对抗共产党人。1919年1月5日，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党人在柏林街头展开了战斗，控制了首都的主要地区。但是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意外的援助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报道这件事：大众一致支持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也一直希望实现社会主义。但不幸的是，他们非常信任全部由老社会民主党要员组成的政府，认为它不会妨碍大众的努力。然而，艾伯特、诺斯克和谢德曼背叛了他们。这些叛徒急于拯救资本主义，他们与旧军队的残余势力和资本家雇佣的黑帮——自由军团勾结。反动派军队突然冲向毫无戒备的共产党领袖，暗杀了他们，驱散了失去领袖的大众。于是，反动政策开始启动，最终导致了魏玛共和国倒台和纳粹主义占据了优势。
这种陈述忽略了1918年最后几个星期，德意志民族政治心态发生的剧烈变化。在1918年10月和11月初，大多数国民真诚地准备支持民主政府。因为社会民主党被认为是一个民主政党，又是议会第一大党，因此，大家几乎一致同意，愿意委托社会民主党在建立未来的平民政府制度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随后就发生令人震惊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头面人物拒绝民主制度，宣称自己要实行无产阶级独裁。简单说，五十来年来他们所公开宣称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有这些言论看来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将罗莎·卢森堡——一个外国人——推向霍亨索伦家族的位置。德国人睁开了他们的双眼。他们怎么会让自己再被社会民主党的宣传蒙蔽？他们看懂了，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很明显是为欺骗傻瓜发明的词汇。事实上，正如保守派一直论断的那样，民主的倡导者只是希望建立暴民统治和煽动者的专政。
共产党人严重低估了德意志民族的智力。他们没有认识到，用那些在俄国已经成功的办法对待德国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吹嘘说，在五十年来鼓吹支持民主的过程中，他们从未真诚拥护民主；他们告诉德国人：“你们上当了，我们骗你们时多聪明！现在我们搞定你们了！”不仅对其他国民，甚至对社会民主党大多数老党员来说，这都太过分了。几周之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非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丧失了它们此前所有的信誉。民主观念本身成了无可救药的可疑对象。从那时起，对许多德国人来讲，民主这个词成了欺骗的同义词。在1919年年初，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比他们的领袖所认为的少了很多。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劳工也坚决反对他们。
民族主义者很快领悟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意蕴。他们抓住了机会。几周以前，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现在他们学会了如何卷土重来。“背刺”传说已经恢复了他们丧失的自信。现在他们明白未来必须采取什么策略。首先，他们必须阻止红色暴政的建立，防止共产党人消灭非无产者。
11月，前保守主义政党及一些附属团体将他们的政党改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lionale Volkspartei，以下简称民族党）。在11月23日发表的首份宣言中，他们要求“鉴于最近的事件，只能从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回到议会制政府上来，将它作为唯一恰当的制度。”他们进一步要求个人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和选举权平等。德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一个本质上反民主的政党，出于纯粹的策略原因向选民提出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纲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找到了行家；民族党人则从阅读列宁和布哈林的著作中获益匪浅。现在，他们也为今后夺取政权制定了一项精确的计划。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支持议会制政府、自由和民主事业，以便在更久的将来颠覆它们。为了执行该计划的第一部分，他们不仅打算与天主教徒合作，也打算与“多数社会党”人及其老领导合作，这些老领导正坐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大楼里瑟瑟发抖。
为了在过渡时期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拯救议会制度及自由，必须打败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人的军队。在能干的指挥官的领导下，旧军队残余力量足以成功对付共产党人。
但是，在将军队伍中找不到这样的指挥官了。兴登堡老了，在战争中，他的作用仅仅在于让鲁登道夫放手去做事；现在，没有了鲁登道夫，他也束手无策。其他将军则正在等待兴登堡的命令；他们缺乏主动性。但是，军队纪律的废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将军们的不作为再也不能阻碍军队的行动。年轻的军官，有时甚至是尉官，填补了无人下令的空缺。那些不太急于回到正经工作岗位，喜欢部队的冒险生活甚于常规工作的复员军人中，有一些军官组建了自由军团，这些人为了自己着想，战斗在自由军团的最前线。其他军官将参谋总部那些更恪守成规的官员置之一旁，有时甚至不加尊重地强迫将军们介入内战。
“人民代表议会”已经对营救完全不抱希望时，援兵突然出现。部队涌入柏林，镇压了共产党人的反叛。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俘，然后遭到暗杀。这次胜利并没有结束内战。它在各省持续了数月，在柏林一次又一次重新爆发。然而，1919年1月军队带来的胜利，在柏林保障了制宪会议的选举、议会会议的召开和魏玛宪章的颁布。威廉二世经常说：“我的卫兵涉足哪里，哪里就不再有民主问题。”魏玛民主却是特例。皇帝卫队的骑兵为民主而战，并且获得了胜利。魏玛宪章得以审议并获得投票通过，只是因为民主的对手——民族党——宁愿选择民主也不想要共产党人的独裁。自由的死敌把议会制政府作为礼物送给德意志民族，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把他们的赠品拿回来。
“多数社会党”人及其附庸——民主党，为了掩饰这些悲惨的事实，又徒劳地编造了一个传说。他们说，“十一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里，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内讨论何种政府形式最符合德国劳工的利益。争论有时非常激烈，因为有些激进分子试图扰乱他们。但最后，经过仔细审议，工人们作出决议：议会民主制度将会最合适的政府形式。社会民主党宽宏大量地放弃了独裁统治，这是一个自愿决议的产物，它为德国工人的政治成熟提供了新的证据。
这种解释回避了主要问题。1919年1月初，德国只有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只能在议会主义与罗莎·卢森堡及卡尔·李卜克内西联合独裁下的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之间做选择。这场斗争无法以和平的民主方式来决定。共产党人不会屈服于多数决。他们是一支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和许多其他地区。要不是民族党团伙及其部队，要不是旧军队的残余力量，他们会在全国夺权并在德国建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治。只有一个因素能够并且也的确阻止了他们的侵犯——那就是右派的武装力量。
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断言，不仅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都反对独裁和支持议会制政府。但是，问题不再是人们是否准备好将选票投给哪一个政党，而是他们是否准备为自己的信念牺牲生命。共产党人只是一小部分少数派，但只有一种手段可以对付他们：强杀伤性武器。任何想要民主的人——无论是从其世界观角度，还是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都不得不进攻共产党的据点，击溃其武装集团，并让政府控制首都和国家其他地区。每一个人都清楚这就是当前事态。“多数社会党”的每个成员都充分认识到，不以武力与共产党人战斗就等于向共产主义屈服。但只有少数政府人员为组织抵抗作了实际上是蹩脚的尝试，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所有的政治盟友都拒绝配合。
理解那些命运多舛的日子里造成“多数社会党”上述态度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本质的部分。它们在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重现，满脑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面对类似的情形。在这些观念中，我们遇到了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撇开其经济上的失败不谈——甚至在政治行动领域，过去和现在也一直遭遇历史上最明显的失败？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记住，不是共产党人，而是那些真诚地反对独裁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述道：为了给民主社会主义铺平道路，必须粉碎共产党。（在1918年10月和1919年1月的那些日子里，德国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沉浸在大多数人民支持他们的社会主义纲领之幻觉中。）必须用武装抵抗来打败共产党叛乱。但是，这件事不该由我们来干。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谁也不能指望我们起来武装反对我们的阶级和党的同志。脏活必须有人干，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信念与此政策相悖。我们必须坚持阶级团结和党内的原则。除此之外，干脏活会损害我们的民望，会妨害我们在临近的选举中获得成功。确实，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因为共产党并不觉得自己要受同样的团结理念束缚。他们能与我们战斗，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骂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和反动派。我们无法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们是与我们作斗争的革命派，而我们如果与他们战斗，看上去就真的像是反动派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域，鄙视和攻击更谨慎者的激进分子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他们叫做变节者和叛徒，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无助地采取不抵抗态度。
这些太过世故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德国人民——当中有数百万老党员——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政策将意味着德国马克思主义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一个执政党不得不承认：尽管镇压势在必行，尽管战斗时不我待，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信条，其他人要去补上这个篓子，这就等于说从今往后，它彻底放弃它的一切政治领导资格。
非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指责艾伯特、诺斯克和其他领导人与镇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民族党人进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只不过是病急乱投医（consultation）。在与民族党指挥官的会谈中，那些吓坏了的“人民代表议会”及其幕僚很可能没有隐瞒他们的害怕、无助和被营救的喜悦。但是，在那些阶级团结原则的坚定支持者看来，这已经意味着通敌。
这一切事态中最突出的事实是，德国共产主义被右派单独击败，而非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急于保持中立。要不是民族党军队介入，德国可能已经在1919年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1919年1月事件的后果是，民族党人威望大增；他们光荣地拯救国家，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成了卑鄙之徒。每一次新的共产党动乱都重复着同样的过程。民族党单枪匹马与共产党人战斗，而社会民主党犹犹豫豫地反对他们的“共产党同志”。社会民主党掌控着普鲁士——帝国内最重要的州——和其他一些小州；但是他们之所以能掌控，得感谢防卫军中的民族党人和自由军团。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就开始受到右派摆布。
民族党和共产党仅仅将魏玛共和国视为为争取各自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战场。双方都全副武装投入内战；都数次试图发动进攻，又都被对方武力击退。但是，民族党一天天强大，而共产党则逐渐瘫痪（paralyzed）。这并非是一个事关选票与议会代表人数的问题。这些政党的重心不在议会事务上。民族党可以任意行事。他们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工薪阶层、企业家、农民和部分熟练工人的支持。他们熟悉德国人的生活。他们可以根据国家和各省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遵守来自俄国的那些不熟悉德国情况的无知长官的命令，每当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命令传来，他们就被迫一夜之间改变政策。没有任何聪慧正直的人能够忍受这种奴役。因此，德国共产党领袖的智力和道德素养远低于德国政客的平均水准。他们不是民族党人的对手。他们在德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仅只是破坏分子和阴谋家。1919年1月之后，他们不再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当然，纳粹的十年暴政使德国共产党复活了；在希特勒垮台那天，他们会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
如果德国人有得选的话，1918年他们会选择支持民主。但是，事情是，他们只能在共产党和民族党这两个独裁集团之间作选择。在这两个独裁政党之间，不存在准备支持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的必然结果——民主——的第三个集团。无论是“多数社会党”及其附庸——民主党——还是天主教中央党都不适合实行“有钱人”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他们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都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霍亨索伦家族因为拒绝英国议会制度而失去了王位。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则是因为它拒绝了法国自1875-1930年间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实现过的共和主义。魏玛共和国没有自己的纲领，只能在两个以独裁统治为目标的集团之间走中间路线。对政府的支持者来说，议会制并不是最好的政府体制。它只是紧急措施和权宜之计。“多数社会党”人想成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成为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天主教想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天主教结合起来，还继续保持民主。这种折衷主义注定要失败。它吸引不了年轻人。在每一次与坚定的对手发生冲突，它都无法抵挡。
除了民族主义，只剩下一个可选项：实行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在德国，没有人考虑过这种拨乱反正（reversion）。它需要放弃一切社会福利、政府控制和工会压力措施。相反，那些自认为正在与激进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及其外围政党，然后是共产党、中央党和一些农民群体——是国家控制主义和极端保护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但是，他们思想太狭隘，看不到这些政策会导致德国闭关自守，会带来无数问题（德国自然资源缺乏，无法自给自足）。他们只会闭上双眼。我们不会高估德国大众的智力能力。但是他们也不至于驽钝到看不清闭关自守是德国的核心问题，而只有民族主义者才有一个如何处理它的主意（尽管是个形似而实非的主意）。在其他政党对闭关自守的危险性避而不谈的时候，民族主义者拿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征服世界，因为它是提供给德国人的唯一一个解决闭关锁国难题的计划，德国人对它表示了公开赞成。没有人告诉大众，还有其他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甚至没有足够真诚地去指出，纳粹统治世界的计划注定要遭遇军事上的失败；人民固执地坚信自己不可战胜，他们不想伤害人民的自尊心。但即使是侵略主义的对手们充分揭示了新战争的危害和风险，平民大众仍然会偏爱纳粹。因为更为谨慎和狡猾的纳粹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拯救德国的计划；它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我们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成功。但是，无论如何，它给了我们一个计划，而再没有任何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面临的严重情况。如果你随波逐流，命运已经注定；如果你追随我们，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
德国左派的行为跟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左派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鸵鸟政策。一方面，左派主张国家全能，因此主张极端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它没有思考这个事实：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德国注定要挨饿。德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吹嘘说，他们的党为阻止德国重整军备作了一些——实际上是非常蹩脚和微小的——努力。但这只是证明了他们反复无常和看不清现实。任何人想要维护和平，都必须与国家控制主义作斗争。然而，在支持国家控制主义方面，左派的狂热程度不亚于右派。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支持政府干预商业的政策，这必然导致统制经济。但只有纳粹明白，俄国可以在自给自足中生存，而德国不能。因此，纳粹成功了，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主张自由放任——即市场经济——的政党。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