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 on Nostr: 林培瑞：中共的“問題辭令” 「解放前」是什麼意思? ...
林培瑞：中共的“問題辭令”
「解放前」是什麼意思? 幾十年來，在中國的媒體和課本里，「解放前」就是「1949年以前」的意思。我最近讀老朋友Orville Schell（夏偉）的回憶錄，裡面他注意到：連我們外國人常常用Liberation （解放）當時間符號，忘了它原本的意思。不知不覺的，中國人的奴才化時期變成了「解放」後。
我們用的語言辭令影不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研究現代認識論的學者幾乎一致認為影響相當大。其實，這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早就很明顯：四書五經的語言背進腦子以後，有助於一個人的思考。
既然如此，我們應該檢視「解放」之類的辭令對我們腦的潛移默化。
隨便舉個例子：幾年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會議上遇到了一位久違的熟人。她回憶起我們1989年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問：「那是在動亂之前還是之後？」我逗樂了她：「你說的『動亂』是什麼？學生動亂還是政府動亂？」她條件反射地回答：“學生動亂阿！”然後她向我瞪了一會兒眼睛，突然明白了我狡猾的滑球性問題，激動地說：“哦，是的！政府動亂。屠殺！”，然後做了長篇修復：她自己曾是1989年的學生抗議者，在天安門抗議過，示威者是一致的。但雖然如此，在她腦中「學生動亂」這個詞變成了日常用語，跟「解放前」同類。其他的「問題辭令」不少。比如：
領導：「領」原本的意思類似「帶路」。大禮堂裡的招待人把你「領」到座位上去。 「導」的意思類似於「指南」。紐約市的導遊給你看帝國大廈，自由女神像等地。不管是“領”還是“導”，跟隨的人都願意跟隨。但中共的「領導」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不是你願意跟隨，是你必須跟隨。更像英語的boss(頭目)。中共七十五年來對中國人說我們是「領導」是一種棉裡藏針的欺騙語言，但日子久了，一般人都接受了。
上面：老百姓提到領導人，常常用“上面”兩個字做委婉語：“問問上面”，“上面不允許”，等等。有時候連語言都不用，光把食指往上指就夠了。 「上」指的是更高，更好的意思，雖然“領導”與“高”，作為概念，沒有內在關係。二十年前我住在新澤西州溫莎（West Windsor, New Jersey）鄉鎮，市長是台灣裔美國人，姓薛。有一年，一個中國代表團來訪，問市長“你上面是誰？”薛市長明白了意思，但故意答了一句“我上面是選民。”
代表：人民代表大會做「代表」是什麼意思？從字面的意思來看，代表應該把不在場的一個群體的意見傳達到大會上，做他們的傳聲筒。但實際上，人大的代表們投票時，不怎麼聽家鄉的話，常常問都不問。聽的是上面的指示和「精神」。要是家鄉的老百姓真的有意見呢？開始鬧事？那就麻煩了，上面要緊張了。德國戲劇家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在描寫東歐共產黨時，諷刺地說：“最近領導對人民很失望，考慮再換一群新的。”
維穩：這個月初，中國財政部公佈2024年公共安全預算為2,276.62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長1.44%。為什麼需要那麼大的一筆錢來「維穩」？一個社會，如果是本來很「和諧」的（胡錦濤語），怎麼會需要那麼大的「維穩」努力？恰好是因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比較多才會需要。維持的是表層的穩定。要是把話說得明白一點，這個預算應該叫做「鎮壓費」或「控制費」。
法律：中國公安部的措施，根據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都是「依法處理」的。同時，自由派知識分子要求依照「憲法」治國。同一個「法」字，兩個很不一樣的意思。這個問題在中共的社會有悠久的歷史。 1980年夏天我在北京訪問名作家王蒙，提了寫作自由的問題，他說中國需要「出版法」來保護作家。有了這麼個法律，作家才不會“心有餘悸”，才能放開地寫。過幾天我又訪問了解放軍（注意：“解放”軍）名作家劉白羽，他主動地提了“出版法”三個字，但他的意思是相反的：國家應該用法律來“修理”不規範的作家。
中國知識分子習慣了這兩種「法」的意思，不覺得稀奇，可惜外國人懂的太少。三十年來，好心的西方法律學者到中國去，想幫中共把法律給“現代化”，跟國際法律接軌，但沒看到他們實際的作用常常是幫中共用法律做其工具更好地鞏固自己的統治。
友誼：另外一個外國人常常理解錯的「問題辭令」是「友誼」。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中共對外使用「統一戰線」時，「友誼」是主要武器之一。 「友善」外國人的定義是：對中共有用的外國人。那些外國朋友是有意地還是無意地幫忙沒有關係，只要客觀效果有利於中共就配得上「朋友」。這種友誼與日常生活裡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八○年代住在北京，住的是「友誼賓館」。中國朋友來看我—即使是有名的作家—在門口都得填表，把自己的姓名單位訪問理由等等寫下來等「批准」了才能進來。這裡，官方的「友誼」阻礙了普通的友誼。
1972年中共的「乒乓球代表團」到美國來三週，我做陪同翻譯跟他們一塊兒旅行。不久後，新華社公佈了紀錄片，裡頭林培瑞絕對是「朋友」。再過十七年，幫助方勵之和李淑賢進美國使館避難，同樣一個林培瑞卻變成「不懷好意的境外勢力。」直到現在，許多外國人不理解民間友誼和官方「友誼」的區別。
我們不妨記得「論語」的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解放，動亂，領導，上面，代表，維穩，法律，友誼以及許多其他的中共的專門辭令包含欺騙。以直言代之我們才能真正「解放」。
https://lm.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voachinese.com%2Fa%2Fccp-problematic-terminology-20240328%2F7548330.html%3Ffbclid%3DIwAR2gjlJzxpO_Pau8aAvnPCZ8Z4Ay031mJzdDhGw4t6BhoadDowLVqaDxFc0&h=AT2_GlLWSwzqjRa9Mfv4YcYj8yispF3XBE74hUjNQyOr97GhtdnCvRuOlZoebx4Bn8mlpCG_VwjwXNGDrEANYOpwRn5u2J0RF0pE_OT6-PnX_J-M7fd4TcENIIHALOBC_YK1Na21qth0sOoOQshH
「解放前」是什麼意思? 幾十年來，在中國的媒體和課本里，「解放前」就是「1949年以前」的意思。我最近讀老朋友Orville Schell（夏偉）的回憶錄，裡面他注意到：連我們外國人常常用Liberation （解放）當時間符號，忘了它原本的意思。不知不覺的，中國人的奴才化時期變成了「解放」後。
我們用的語言辭令影不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研究現代認識論的學者幾乎一致認為影響相當大。其實，這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早就很明顯：四書五經的語言背進腦子以後，有助於一個人的思考。
既然如此，我們應該檢視「解放」之類的辭令對我們腦的潛移默化。
隨便舉個例子：幾年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會議上遇到了一位久違的熟人。她回憶起我們1989年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問：「那是在動亂之前還是之後？」我逗樂了她：「你說的『動亂』是什麼？學生動亂還是政府動亂？」她條件反射地回答：“學生動亂阿！”然後她向我瞪了一會兒眼睛，突然明白了我狡猾的滑球性問題，激動地說：“哦，是的！政府動亂。屠殺！”，然後做了長篇修復：她自己曾是1989年的學生抗議者，在天安門抗議過，示威者是一致的。但雖然如此，在她腦中「學生動亂」這個詞變成了日常用語，跟「解放前」同類。其他的「問題辭令」不少。比如：
領導：「領」原本的意思類似「帶路」。大禮堂裡的招待人把你「領」到座位上去。 「導」的意思類似於「指南」。紐約市的導遊給你看帝國大廈，自由女神像等地。不管是“領”還是“導”，跟隨的人都願意跟隨。但中共的「領導」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不是你願意跟隨，是你必須跟隨。更像英語的boss(頭目)。中共七十五年來對中國人說我們是「領導」是一種棉裡藏針的欺騙語言，但日子久了，一般人都接受了。
上面：老百姓提到領導人，常常用“上面”兩個字做委婉語：“問問上面”，“上面不允許”，等等。有時候連語言都不用，光把食指往上指就夠了。 「上」指的是更高，更好的意思，雖然“領導”與“高”，作為概念，沒有內在關係。二十年前我住在新澤西州溫莎（West Windsor, New Jersey）鄉鎮，市長是台灣裔美國人，姓薛。有一年，一個中國代表團來訪，問市長“你上面是誰？”薛市長明白了意思，但故意答了一句“我上面是選民。”
代表：人民代表大會做「代表」是什麼意思？從字面的意思來看，代表應該把不在場的一個群體的意見傳達到大會上，做他們的傳聲筒。但實際上，人大的代表們投票時，不怎麼聽家鄉的話，常常問都不問。聽的是上面的指示和「精神」。要是家鄉的老百姓真的有意見呢？開始鬧事？那就麻煩了，上面要緊張了。德國戲劇家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在描寫東歐共產黨時，諷刺地說：“最近領導對人民很失望，考慮再換一群新的。”
維穩：這個月初，中國財政部公佈2024年公共安全預算為2,276.62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長1.44%。為什麼需要那麼大的一筆錢來「維穩」？一個社會，如果是本來很「和諧」的（胡錦濤語），怎麼會需要那麼大的「維穩」努力？恰好是因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比較多才會需要。維持的是表層的穩定。要是把話說得明白一點，這個預算應該叫做「鎮壓費」或「控制費」。
法律：中國公安部的措施，根據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都是「依法處理」的。同時，自由派知識分子要求依照「憲法」治國。同一個「法」字，兩個很不一樣的意思。這個問題在中共的社會有悠久的歷史。 1980年夏天我在北京訪問名作家王蒙，提了寫作自由的問題，他說中國需要「出版法」來保護作家。有了這麼個法律，作家才不會“心有餘悸”，才能放開地寫。過幾天我又訪問了解放軍（注意：“解放”軍）名作家劉白羽，他主動地提了“出版法”三個字，但他的意思是相反的：國家應該用法律來“修理”不規範的作家。
中國知識分子習慣了這兩種「法」的意思，不覺得稀奇，可惜外國人懂的太少。三十年來，好心的西方法律學者到中國去，想幫中共把法律給“現代化”，跟國際法律接軌，但沒看到他們實際的作用常常是幫中共用法律做其工具更好地鞏固自己的統治。
友誼：另外一個外國人常常理解錯的「問題辭令」是「友誼」。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中共對外使用「統一戰線」時，「友誼」是主要武器之一。 「友善」外國人的定義是：對中共有用的外國人。那些外國朋友是有意地還是無意地幫忙沒有關係，只要客觀效果有利於中共就配得上「朋友」。這種友誼與日常生活裡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八○年代住在北京，住的是「友誼賓館」。中國朋友來看我—即使是有名的作家—在門口都得填表，把自己的姓名單位訪問理由等等寫下來等「批准」了才能進來。這裡，官方的「友誼」阻礙了普通的友誼。
1972年中共的「乒乓球代表團」到美國來三週，我做陪同翻譯跟他們一塊兒旅行。不久後，新華社公佈了紀錄片，裡頭林培瑞絕對是「朋友」。再過十七年，幫助方勵之和李淑賢進美國使館避難，同樣一個林培瑞卻變成「不懷好意的境外勢力。」直到現在，許多外國人不理解民間友誼和官方「友誼」的區別。
我們不妨記得「論語」的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解放，動亂，領導，上面，代表，維穩，法律，友誼以及許多其他的中共的專門辭令包含欺騙。以直言代之我們才能真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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