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主权者 刘仲敬：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来说 ...
主权者
刘仲敬：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来说
政治家的是非跟普通人的道德观念不一样
它不是以人为单位的
而是以黎塞留所谓的那种“没有灵魂的国家”为单位的
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时被人攻击说：
“你这样搞下去，像一个基督徒吗”
他回答说：“人有永恒的灵魂
而国家却只有现世的这顶多几百年时间
人类永恒的灵魂在上帝那里会得到公正
即使他死了也没关系
而国家一旦灭亡，就永远不会复活
我是要为国家利益负责
国家利益像古代希腊
罗马无神论者所设想的人那样
它就只有这几十年
没有了就没有了，是吃不起亏的
人作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而公正的上帝是无法被欺骗的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你做了初一而我不做初二，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国家”
什么叫主权者呢
我们要注意，现代主权者的理论
来自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王权理论
包括伊斯兰世界
和其他异教世界的所有共和国
它的主权理论也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理论
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
儒教、印度教或者什么其他传统宗教
代表共和国的主权者大公、总统、总督
它的主权概念是16世纪政治学家
对基督教王权概念的扩大化处理
其实也是同一个来源
王国是一个政治婚姻
国王是新郎，王国是新娘
由兰斯大主教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加冕礼
就像由牧师主持的新郎和新娘的婚礼
国王在上帝的代表主持的结婚典礼上跟新娘交换了誓词
这个誓词是要对上帝负责
而不是仅仅对人和人之间负责
丈夫作为一家之主
要为妻子而向上帝负责
这个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事情
妻子方面，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方面
所做出的是基于责任
荣誉、信仰的自愿效忠
而不是基于利害关系
恐惧、威胁、暴力的被迫服从
如果丈夫需要强迫妻子
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服从
那么基督教的婚姻就实际上已经破裂了
双方都已经背弃了对上帝的承诺
这个婚姻观念跟希腊、罗马
或者其他异教世界当中
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婚姻观念来说差别就很大了
可以说，按照这种理论来看
东方各国的国家观念
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办法把妻子跟妓女区别开来的家庭
它自然而然要产生出
没有办法把小孩跟小猪区别开来
小孩和小猪一样都可以烤着吃的政治社会
这种观念在16世纪
变成了包括各共和国在内的主权观念
主权者是什么呢
主权者就是，像丈夫命令妻子那样
他替你去承担正义或者不正义的选择
比如法兰西国王决心跟土耳其人联盟去打西班牙国王
这是不是正义战争的问题
由法兰西国王作为神圣正统的君主替你承担
法兰西的国民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这个命令是非正义或有罪的
国王要负责替国民承担罪行
就好像是，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
妻子的行为不是由妻子自己负责的
如果妻子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是为丈夫做的
丈夫就像在婚姻誓言中所说的那样
作为一家之主，为他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负责
妻子的罪也是他的罪
换句话说，包括国王和共和国元首在内的主权者
他像医生特别容易死于败血症一样
是特别容易下地狱的
医生之所以容易死
是因为他要替病人去死
国王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建立在
他要替他的臣民下地狱
替他的臣民做出极其艰难的道德选择
其中就包括为国家利益而做出按照个人道德来说
是不道德的事情
假如黎塞留的神学理论是正确的
由于法兰西国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台柱
如果被假冒伪善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倒了
基督教世界蒙受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因此即使用土耳其人来打击西班牙国王
也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
如果这种理论是错误的
法兰西国王是要为他的臣民勾引土耳其人而下地狱的
相对而言，他的臣民跟着土耳其人
屠杀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时候是没有良心负担的
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臣民
并不是根据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去这样做
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跟土耳其海盗勾结
去杀了一个英国或西班牙的基督徒
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但是如果国王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去命令臣民
他的臣民根据自己在国王加冕典礼上
所做出的效忠誓言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如果有罪
那也是完全由法兰西国王来承担
其实这个理论现在仍然活在所有国家的政治理论当中
包括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
乌克兰总统手按圣经和宪法宣誓就职的仪式
这些仪式在深受无神论传统薰陶的中国人看来
基本上就是儿戏，看上去是毫无感觉的
绝对没有一套房子来得重要
所以中国人的婚姻
和他们的整个社会也充满了儿戏的氛围
有些东西他们是根本理解不了的
对无神论者来说，现世的一套房子
肯定比死后下不下地狱要重要得多
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理解歪了
主权者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事情
执行者的道德责任是归于主权者的
这一切的有罪无罪都是算在主权者的头上
所以夏多布里昂才说：
“拿破仑的军队在那不勒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移民
在阿卡杀害了一个无辜的战俘时
在上帝的帐簿当中就给拿破仑扣掉了一分
直到有朝一日
上帝撤销了拿破仑曾经被教皇祝福过的合法性
所有那些曾经以拿破仑的名义做过坏事的人
他们的罪行全都落到拿破仑一个人头上
这是拿破仑当这个皇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所有的政权
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
都有毁灭的一天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圣经上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
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恶贯满盈，你就得死
国家也是这个样子的
主权者代表国家，为了国家的生存
必须做不义的事情
你想要制造一个无罪的国家
就像要做一个无罪的人一样
儒家认为这是可能的
而基督教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不存在好人和坏人的斗争
也不存在好国家和坏国家的斗争
所有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坏的
都是必须做坏事的
这些罪都要落在主权者的头上
像马修·阿诺德诗歌上所说的那样
上帝把一堆字母交给人类
人类在沙滩上拼来拼去
拼出了巴比伦、罗马、英国和法国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
而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内部发酵起来
使得美轮美奂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
人类又要在沙滩上重新搭起积木
这个是人类的永恒处境
是不可能改变的
负现实责任的政治家，像黎塞留
他就不能像沙漠里面的基督教隐士那样说：
“世界是罪恶的，我只能在沙漠上忏悔”
而是：“我是法兰西王国的首相
我对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利益负责
对现世的、眼前的、终有一死的
没有灵魂的国家利益负责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做不到这一点
说明你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
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
你也可以让土耳其苏丹
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主权者
自己做费拉或者沙漠隐士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来做主权者
或者不想去做费拉和沙漠隐士
那你就得自己做主权者
你必须像克伦威尔在出山以前所说的那样
要把罪恶的责任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事先知道你自己要犯罪
而且还非得要承担犯罪的责任不可
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
裁决它的标准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是可以做的
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去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则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就是主权者的伦理观念
它跟寻常人的伦理观念是不一样的
为主权者服务的公职人员只负责技术上的东西
道德上的正义性要由主权者替他们负责
主持人：可是像美国人在他们的电影里面所表达的概念
任何一个人在战场上
应该还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去作战
所以美国人特别讲究战争的大义名分
或者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宪法
任何一个法官
即使在没有明文法条规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依照他对于人类的理性
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共通观念去创造法律
照您这样讲，是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
这些人也相当于在担负主权者的功能
刘仲敬：主权者本身就是一个神学概念
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国王有两个身体
他作为人的那个身体并不是他的政治身体
他的政治身体就是王国本身
王国并不是国王及其臣民的简单组合
而共和国的主权当然也不是总统或者总督
而是每一个公民所做出相应选择的一个总积分
这就像蚂蚁窝里面蚂蚁的集体行动一样
整个蚂蚁窝像一个有智慧的生命
而每一只蚂蚁
则像人的一片手指甲那样是没有智慧的
这样形成的公义才产生了主权者
但是公义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体现
它就体现为在神圣符号包围下的国家元首个人
王权的神圣性或者法统的神圣性就是这样产生的
刘仲敬：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来说
政治家的是非跟普通人的道德观念不一样
它不是以人为单位的
而是以黎塞留所谓的那种“没有灵魂的国家”为单位的
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时被人攻击说：
“你这样搞下去，像一个基督徒吗”
他回答说：“人有永恒的灵魂
而国家却只有现世的这顶多几百年时间
人类永恒的灵魂在上帝那里会得到公正
即使他死了也没关系
而国家一旦灭亡，就永远不会复活
我是要为国家利益负责
国家利益像古代希腊
罗马无神论者所设想的人那样
它就只有这几十年
没有了就没有了，是吃不起亏的
人作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而公正的上帝是无法被欺骗的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你做了初一而我不做初二，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国家”
什么叫主权者呢
我们要注意，现代主权者的理论
来自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王权理论
包括伊斯兰世界
和其他异教世界的所有共和国
它的主权理论也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理论
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
儒教、印度教或者什么其他传统宗教
代表共和国的主权者大公、总统、总督
它的主权概念是16世纪政治学家
对基督教王权概念的扩大化处理
其实也是同一个来源
王国是一个政治婚姻
国王是新郎，王国是新娘
由兰斯大主教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加冕礼
就像由牧师主持的新郎和新娘的婚礼
国王在上帝的代表主持的结婚典礼上跟新娘交换了誓词
这个誓词是要对上帝负责
而不是仅仅对人和人之间负责
丈夫作为一家之主
要为妻子而向上帝负责
这个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事情
妻子方面，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方面
所做出的是基于责任
荣誉、信仰的自愿效忠
而不是基于利害关系
恐惧、威胁、暴力的被迫服从
如果丈夫需要强迫妻子
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服从
那么基督教的婚姻就实际上已经破裂了
双方都已经背弃了对上帝的承诺
这个婚姻观念跟希腊、罗马
或者其他异教世界当中
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婚姻观念来说差别就很大了
可以说，按照这种理论来看
东方各国的国家观念
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办法把妻子跟妓女区别开来的家庭
它自然而然要产生出
没有办法把小孩跟小猪区别开来
小孩和小猪一样都可以烤着吃的政治社会
这种观念在16世纪
变成了包括各共和国在内的主权观念
主权者是什么呢
主权者就是，像丈夫命令妻子那样
他替你去承担正义或者不正义的选择
比如法兰西国王决心跟土耳其人联盟去打西班牙国王
这是不是正义战争的问题
由法兰西国王作为神圣正统的君主替你承担
法兰西的国民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这个命令是非正义或有罪的
国王要负责替国民承担罪行
就好像是，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
妻子的行为不是由妻子自己负责的
如果妻子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是为丈夫做的
丈夫就像在婚姻誓言中所说的那样
作为一家之主，为他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负责
妻子的罪也是他的罪
换句话说，包括国王和共和国元首在内的主权者
他像医生特别容易死于败血症一样
是特别容易下地狱的
医生之所以容易死
是因为他要替病人去死
国王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建立在
他要替他的臣民下地狱
替他的臣民做出极其艰难的道德选择
其中就包括为国家利益而做出按照个人道德来说
是不道德的事情
假如黎塞留的神学理论是正确的
由于法兰西国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台柱
如果被假冒伪善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倒了
基督教世界蒙受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因此即使用土耳其人来打击西班牙国王
也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
如果这种理论是错误的
法兰西国王是要为他的臣民勾引土耳其人而下地狱的
相对而言，他的臣民跟着土耳其人
屠杀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时候是没有良心负担的
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臣民
并不是根据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去这样做
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跟土耳其海盗勾结
去杀了一个英国或西班牙的基督徒
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但是如果国王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去命令臣民
他的臣民根据自己在国王加冕典礼上
所做出的效忠誓言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如果有罪
那也是完全由法兰西国王来承担
其实这个理论现在仍然活在所有国家的政治理论当中
包括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
乌克兰总统手按圣经和宪法宣誓就职的仪式
这些仪式在深受无神论传统薰陶的中国人看来
基本上就是儿戏，看上去是毫无感觉的
绝对没有一套房子来得重要
所以中国人的婚姻
和他们的整个社会也充满了儿戏的氛围
有些东西他们是根本理解不了的
对无神论者来说，现世的一套房子
肯定比死后下不下地狱要重要得多
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理解歪了
主权者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事情
执行者的道德责任是归于主权者的
这一切的有罪无罪都是算在主权者的头上
所以夏多布里昂才说：
“拿破仑的军队在那不勒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移民
在阿卡杀害了一个无辜的战俘时
在上帝的帐簿当中就给拿破仑扣掉了一分
直到有朝一日
上帝撤销了拿破仑曾经被教皇祝福过的合法性
所有那些曾经以拿破仑的名义做过坏事的人
他们的罪行全都落到拿破仑一个人头上
这是拿破仑当这个皇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所有的政权
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
都有毁灭的一天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圣经上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
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恶贯满盈，你就得死
国家也是这个样子的
主权者代表国家，为了国家的生存
必须做不义的事情
你想要制造一个无罪的国家
就像要做一个无罪的人一样
儒家认为这是可能的
而基督教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不存在好人和坏人的斗争
也不存在好国家和坏国家的斗争
所有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坏的
都是必须做坏事的
这些罪都要落在主权者的头上
像马修·阿诺德诗歌上所说的那样
上帝把一堆字母交给人类
人类在沙滩上拼来拼去
拼出了巴比伦、罗马、英国和法国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
而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内部发酵起来
使得美轮美奂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
人类又要在沙滩上重新搭起积木
这个是人类的永恒处境
是不可能改变的
负现实责任的政治家，像黎塞留
他就不能像沙漠里面的基督教隐士那样说：
“世界是罪恶的，我只能在沙漠上忏悔”
而是：“我是法兰西王国的首相
我对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利益负责
对现世的、眼前的、终有一死的
没有灵魂的国家利益负责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做不到这一点
说明你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
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
你也可以让土耳其苏丹
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主权者
自己做费拉或者沙漠隐士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来做主权者
或者不想去做费拉和沙漠隐士
那你就得自己做主权者
你必须像克伦威尔在出山以前所说的那样
要把罪恶的责任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事先知道你自己要犯罪
而且还非得要承担犯罪的责任不可
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
裁决它的标准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是可以做的
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去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则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就是主权者的伦理观念
它跟寻常人的伦理观念是不一样的
为主权者服务的公职人员只负责技术上的东西
道德上的正义性要由主权者替他们负责
主持人：可是像美国人在他们的电影里面所表达的概念
任何一个人在战场上
应该还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去作战
所以美国人特别讲究战争的大义名分
或者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宪法
任何一个法官
即使在没有明文法条规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依照他对于人类的理性
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共通观念去创造法律
照您这样讲，是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
这些人也相当于在担负主权者的功能
刘仲敬：主权者本身就是一个神学概念
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国王有两个身体
他作为人的那个身体并不是他的政治身体
他的政治身体就是王国本身
王国并不是国王及其臣民的简单组合
而共和国的主权当然也不是总统或者总督
而是每一个公民所做出相应选择的一个总积分
这就像蚂蚁窝里面蚂蚁的集体行动一样
整个蚂蚁窝像一个有智慧的生命
而每一只蚂蚁
则像人的一片手指甲那样是没有智慧的
这样形成的公义才产生了主权者
但是公义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体现
它就体现为在神圣符号包围下的国家元首个人
王权的神圣性或者法统的神圣性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