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责任权利与阶级 ...
责任权利与阶级
主持人：我想跟阿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上等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 你之前说过，不满意现状，就认为责任都在别人身上，应该是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来负责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这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 loser 的主要特点。上等人一般把自己看成是在惊涛骇浪中一条小船的驾驶员。你可以稍微再发展一下这个概念吗？
刘仲敬：我们看一下，阶级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阶级是逃避责任的产物。 原始人在雨下不来的时候，就去找他们的祭司求雨。 如果祭司求不来雨，他们就把祭司烧死。 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祭司，这样责任就不在他们身上了。 而祭司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对下雨、五谷丰登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军事首领是什么样的人？他要为成败负责。 而在他之上，除了神明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责任承担者了。 承担责任的人和要求别人承担责任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而主观和客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如果你总是认为责任应该由别人承担，那么你的决策地位和权力，渐渐的就被推到别人身上去了。 在最好的情况下，你像英国国王一样，只保留下名誉上的权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就彻底完蛋了。 民主的理论家，包括现在美国大多数作家(这话是亨廷顿说的，我只是在引用)，以为权力是银行保险柜里面的一块黄金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被一些阴谋家抢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权力像威望一样，是一个不断变化、动态平衡的东西。 你躺在自己的威望当中睡大觉，不知不觉你就不再是知名人士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这种现象是不断发生、不断更替的。 一个僵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依靠吃老本过日子，依靠过去开国帝王积累下来的信用积分为生。 后代帝王不知道，这个信用积分已经被他透支得差不多了。 而江湖之上，有"桃园三结义"的关二爷之类的人，虽然还不是皇帝，但江湖人士已经觉得，他们说出来的话，信用比皇帝的金口玉言更高。 在这个时候，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朝廷就塌下来了，各路英雄纷纷称王称帝。
世界总是这样运行的。承担责任这件事情，照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是源于一种本能的不愉快的感觉。 依赖别人获得利益和成功，你心里就感到很不愉快、很不痛快。 这个很不痛快的感觉，类似于小孩子学会了翻筋斗，虽然翻筋斗没有任何用处，但他要连番二十几个筋斗，直到他累为止。 如果你不让他翻，他就不高兴，他要把精力发泄完了才高兴。 人有这样的倾向，如果觉得自己有两下，不发泄出来，就像没有打到女人体内，而是打到被单上一样，有一种空虚不满的感觉。
这种不满的感觉使你觉得，单纯的利益并不重要，你一定得把它发挥出来才行。 于是，你就在原有的体系之外，自动创造了一套体系。 实际上，它已经是权力的雏形了，因为威望就是权力的雏形。 而威望来自于你的担当，一个自发秩序的行动。 比如春游这些活动，总会碰上某些困难，总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困难他能解决。 然后别人鼓鼓掌，他就满意了。这就是权力产生的雏形。 世界在不断变化，超出任何有形结构的预测能力。 任何结构和体制，都只是针对过去几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而世界总会有新问题产生出来，然后总会有人跳出来。 以这种方式，非正式的权力涌现出来。 而且，非正式的权力，早晚会在某一代接班人身上，变成正式的权力；就像路易十四继承圣路易的遗产，董仲舒之流继承孔子的遗产一样。 通过继承发展，新的正式权力渐渐的建制化。
正式的权力和非正式的权力，他们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有些萎缩，有些长大，有些停滞不前，有些不断生长，像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动植物一样。 几代人以后，原先的格局自然而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至于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承担责任是有风险的？ 这里面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血气之类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这么干，你的血气不能容许你。 而这些东西，很可能跟血清素或者其他什么激素有关系。 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睾丸酮理论——“酋长天生性欲过人，所以他勇气过人”，有可能是正确的。 而且，也跟你周围的环境有关系。
我经常发现一个现象，这是我提出东亚洼地理论的源泉，就是所有二十四史当中，人数极少的蛮族之类的外来人，发挥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像鲍罗廷一样的不成比例。 每一次风吹草动的时候，不是伊朗商人跳出来，就是突厥藩将跳出来。 而作为编户齐民的广大农民，除了被县太爷打板子和伸出脖子供张献忠屠杀以外， 好像是什么也不能做似的。 而那些伊朗来的人和其他什么地方来的人，比如来到印度的巴布尔、来到东亚的花木兰，在自己老家往往是失败者；但跑到东方来流亡，却变成了中流砥柱。 不同的生态环境当中，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对周围人做出相应反应的预期。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周围的人都是孬种，你不显摆一下，简直对不起自己，你显摆一下的动机就会特别的强。 如果你预估你周围的人都比你强，你就会倾向于躲在后面，让早已被历史检验过的高手去打头阵。
封建时代的宗主和附庸，基本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渐渐分出等级来了。 有一些小领主希望靠圣路易这样的大领主保护，而他们的领地也不比圣路易的领地小。 那就说明，圣路易的勇敢、武力和号召力明显不一样，他能够号召来很多骑士，而那些小领主只能号召出自己手下的家丁。 能号召出骑士，有一个原因，可能圣路易是虔诚的基督徒、名声特别好。 因此，这就不仅仅是武力的问题了，还跟公共形象有密切关系。 总之，经过这样的博弈以后，阶级分层逐渐形成，同时不断细化。 而阶级分层体现的，就是承担风险的能力。 层级越高，承担风险的能力要求更强，跟宗教的关系也越密切，因为宗教是人类应对风险的一种反应。不确定性越高，就越需要宗教。风险越大，人越有可能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导致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人是特别需要上帝的。像希腊人普鲁塔克说的那样，凡是说自己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人，运气都不好；凡是说自己的胜利归功于神明的人，运气都好。 于是，人就会越来越虔诚。这当然可能是幸存者偏差的缘故，或者跟幸存者偏差无法区分。但无论如何，跟那些失败者相比，幸存的胜利者都是更加虔诚的人。 于是，宗教和高风险相互支持。宗教为高风险的存在提供了保护，就是说，上帝的意旨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你失败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不够虔诚，上帝用阿拉伯人来惩罚你，就像用亚述人来惩罚犹太人一样。
这样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因为有了宗教，国王和骑士的安全程度大大提高了。 在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下，阶级制度变得进一步精细化和复杂化了。 阶级制度就是一种政治生态体系。 生态体系的网络越复杂，相应的联系越多，它就越稳定。 越简单的生态系统越容易崩溃。 越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它一部分遭到毁灭的情况下，越容易能够弥补损失而不至于整体崩溃。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反馈和筛选。 阶级制度是文明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 没有阶级制度或者阶级制度极其简单，比如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原始部落，很容易被复杂的文明吞并或者消灭。
凡是持续时间长的复杂文明，一定有复杂的阶级结构。 而且，这些阶级结构通常包括宗教因素在内，这个现像有其博弈演化上的选择。 在不同文明当中，特别容易发生人口灭绝的文明，一般就对应着特别简单的阶级结构。
例如，秦始皇以后的阶级结构，就比孔子时代要简单得多。 孔子时代的阶级结构，是周天子和各路诸侯，秦始皇以后，就变成了皇帝、县官和顺民。 县官跟顺民一样，都是皇帝可以随便杀的。这么简单的阶级结构，完全可能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整个垮下来。 然后，广大原先只能依靠皇帝保护的顺民，全都变成张献忠的屠杀对象，整个人口替换一波。
但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春秋时代也不会有这种事情。 阶级结构的简化，是文明退化的一个标志，它本身不是一个好现象。 阶级结构的复杂化，才是文明进步的倾向。 当然，福利国家和官僚国家是不利于文明进步的，因为它是简化和一刀切。 自然而然，一个复杂的文明会在这种官僚体系产生的同时， 在体系之外，补偿性的产生自留地性质的非正式体系。 这些非正式体系的生长，才是文明本身生命力的体现。
主持人：我想跟阿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上等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 你之前说过，不满意现状，就认为责任都在别人身上，应该是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来负责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这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 loser 的主要特点。上等人一般把自己看成是在惊涛骇浪中一条小船的驾驶员。你可以稍微再发展一下这个概念吗？
刘仲敬：我们看一下，阶级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阶级是逃避责任的产物。 原始人在雨下不来的时候，就去找他们的祭司求雨。 如果祭司求不来雨，他们就把祭司烧死。 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祭司，这样责任就不在他们身上了。 而祭司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对下雨、五谷丰登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军事首领是什么样的人？他要为成败负责。 而在他之上，除了神明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责任承担者了。 承担责任的人和要求别人承担责任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而主观和客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如果你总是认为责任应该由别人承担，那么你的决策地位和权力，渐渐的就被推到别人身上去了。 在最好的情况下，你像英国国王一样，只保留下名誉上的权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就彻底完蛋了。 民主的理论家，包括现在美国大多数作家(这话是亨廷顿说的，我只是在引用)，以为权力是银行保险柜里面的一块黄金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被一些阴谋家抢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权力像威望一样，是一个不断变化、动态平衡的东西。 你躺在自己的威望当中睡大觉，不知不觉你就不再是知名人士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这种现象是不断发生、不断更替的。 一个僵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依靠吃老本过日子，依靠过去开国帝王积累下来的信用积分为生。 后代帝王不知道，这个信用积分已经被他透支得差不多了。 而江湖之上，有"桃园三结义"的关二爷之类的人，虽然还不是皇帝，但江湖人士已经觉得，他们说出来的话，信用比皇帝的金口玉言更高。 在这个时候，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朝廷就塌下来了，各路英雄纷纷称王称帝。
世界总是这样运行的。承担责任这件事情，照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是源于一种本能的不愉快的感觉。 依赖别人获得利益和成功，你心里就感到很不愉快、很不痛快。 这个很不痛快的感觉，类似于小孩子学会了翻筋斗，虽然翻筋斗没有任何用处，但他要连番二十几个筋斗，直到他累为止。 如果你不让他翻，他就不高兴，他要把精力发泄完了才高兴。 人有这样的倾向，如果觉得自己有两下，不发泄出来，就像没有打到女人体内，而是打到被单上一样，有一种空虚不满的感觉。
这种不满的感觉使你觉得，单纯的利益并不重要，你一定得把它发挥出来才行。 于是，你就在原有的体系之外，自动创造了一套体系。 实际上，它已经是权力的雏形了，因为威望就是权力的雏形。 而威望来自于你的担当，一个自发秩序的行动。 比如春游这些活动，总会碰上某些困难，总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困难他能解决。 然后别人鼓鼓掌，他就满意了。这就是权力产生的雏形。 世界在不断变化，超出任何有形结构的预测能力。 任何结构和体制，都只是针对过去几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而世界总会有新问题产生出来，然后总会有人跳出来。 以这种方式，非正式的权力涌现出来。 而且，非正式的权力，早晚会在某一代接班人身上，变成正式的权力；就像路易十四继承圣路易的遗产，董仲舒之流继承孔子的遗产一样。 通过继承发展，新的正式权力渐渐的建制化。
正式的权力和非正式的权力，他们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有些萎缩，有些长大，有些停滞不前，有些不断生长，像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动植物一样。 几代人以后，原先的格局自然而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至于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承担责任是有风险的？ 这里面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血气之类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这么干，你的血气不能容许你。 而这些东西，很可能跟血清素或者其他什么激素有关系。 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睾丸酮理论——“酋长天生性欲过人，所以他勇气过人”，有可能是正确的。 而且，也跟你周围的环境有关系。
我经常发现一个现象，这是我提出东亚洼地理论的源泉，就是所有二十四史当中，人数极少的蛮族之类的外来人，发挥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像鲍罗廷一样的不成比例。 每一次风吹草动的时候，不是伊朗商人跳出来，就是突厥藩将跳出来。 而作为编户齐民的广大农民，除了被县太爷打板子和伸出脖子供张献忠屠杀以外， 好像是什么也不能做似的。 而那些伊朗来的人和其他什么地方来的人，比如来到印度的巴布尔、来到东亚的花木兰，在自己老家往往是失败者；但跑到东方来流亡，却变成了中流砥柱。 不同的生态环境当中，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对周围人做出相应反应的预期。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周围的人都是孬种，你不显摆一下，简直对不起自己，你显摆一下的动机就会特别的强。 如果你预估你周围的人都比你强，你就会倾向于躲在后面，让早已被历史检验过的高手去打头阵。
封建时代的宗主和附庸，基本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渐渐分出等级来了。 有一些小领主希望靠圣路易这样的大领主保护，而他们的领地也不比圣路易的领地小。 那就说明，圣路易的勇敢、武力和号召力明显不一样，他能够号召来很多骑士，而那些小领主只能号召出自己手下的家丁。 能号召出骑士，有一个原因，可能圣路易是虔诚的基督徒、名声特别好。 因此，这就不仅仅是武力的问题了，还跟公共形象有密切关系。 总之，经过这样的博弈以后，阶级分层逐渐形成，同时不断细化。 而阶级分层体现的，就是承担风险的能力。 层级越高，承担风险的能力要求更强，跟宗教的关系也越密切，因为宗教是人类应对风险的一种反应。不确定性越高，就越需要宗教。风险越大，人越有可能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导致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人是特别需要上帝的。像希腊人普鲁塔克说的那样，凡是说自己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人，运气都不好；凡是说自己的胜利归功于神明的人，运气都好。 于是，人就会越来越虔诚。这当然可能是幸存者偏差的缘故，或者跟幸存者偏差无法区分。但无论如何，跟那些失败者相比，幸存的胜利者都是更加虔诚的人。 于是，宗教和高风险相互支持。宗教为高风险的存在提供了保护，就是说，上帝的意旨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你失败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不够虔诚，上帝用阿拉伯人来惩罚你，就像用亚述人来惩罚犹太人一样。
这样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因为有了宗教，国王和骑士的安全程度大大提高了。 在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下，阶级制度变得进一步精细化和复杂化了。 阶级制度就是一种政治生态体系。 生态体系的网络越复杂，相应的联系越多，它就越稳定。 越简单的生态系统越容易崩溃。 越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它一部分遭到毁灭的情况下，越容易能够弥补损失而不至于整体崩溃。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反馈和筛选。 阶级制度是文明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 没有阶级制度或者阶级制度极其简单，比如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原始部落，很容易被复杂的文明吞并或者消灭。
凡是持续时间长的复杂文明，一定有复杂的阶级结构。 而且，这些阶级结构通常包括宗教因素在内，这个现像有其博弈演化上的选择。 在不同文明当中，特别容易发生人口灭绝的文明，一般就对应着特别简单的阶级结构。
例如，秦始皇以后的阶级结构，就比孔子时代要简单得多。 孔子时代的阶级结构，是周天子和各路诸侯，秦始皇以后，就变成了皇帝、县官和顺民。 县官跟顺民一样，都是皇帝可以随便杀的。这么简单的阶级结构，完全可能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整个垮下来。 然后，广大原先只能依靠皇帝保护的顺民，全都变成张献忠的屠杀对象，整个人口替换一波。
但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春秋时代也不会有这种事情。 阶级结构的简化，是文明退化的一个标志，它本身不是一个好现象。 阶级结构的复杂化，才是文明进步的倾向。 当然，福利国家和官僚国家是不利于文明进步的，因为它是简化和一刀切。 自然而然，一个复杂的文明会在这种官僚体系产生的同时， 在体系之外，补偿性的产生自留地性质的非正式体系。 这些非正式体系的生长，才是文明本身生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