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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自由才是最好的保障
风灵
很多人喜欢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稳定而有保障，不像市场经济那样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搏一搏，固然有可能单车变摩托，但如果搏输了，不管是犯了错误，还是运气不好，都有可能遭遇损失，陷入困难。对于厌恶风险，追求四平八稳的人而言，有保障的生活当然是最重要的。
对此，哈耶克认为，经济保障确实是重要的，但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保障。一种是所有人平等享有的最低保障体系，这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包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如食品、衣服和住所等，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健康为限。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各种不可抗的风险，很少有人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社会保险是必要的。有人为此给哈耶克扣上了社民主义的大帽子，但哈耶克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的竞争状态是否受到了影响。他认为，在现代富裕发达的社会中，让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最低保障，并不会对市场中的自由竞争造成危害。
但是，哈耶克却强烈反对另一种保障，即对某些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保障。
上个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工会势力非常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百废待兴，但工会却决不允许降低工资，这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并使得英国商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还稳坐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英国受到强势工会和错误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一蹶不振，再也不能重现昔日的辉煌。而美国在29-33年的大萧条期间，政府同样受制于工会，竭力要求各大企业不能降低工资，这令失业激增并长期固化，同样也推高了商品的成本，为此，美国又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埋下了严重隐患。
即使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40年代，英美等国各行各业要求特权，要求保障的呼声也是不减反增，相关的经济政策应时而生，其重要性不断增长。
哈耶克认为，对经济体中的部分人提供收入保障，是对没有获得这种保障的人最残酷的剥削。如果得到保障的行业欣欣向荣，那么所有的收益都会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被该行业现有的成员瓜分，他人无缘染指。而那些没得到保障且需求下降的行业，其成员就走投无路了，只能在完全的绝望中面对失业的困境。换言之，一些人确实得到了经济安全，而剩下的人却更加不安全了。所以，以“稳定”为理由限制竞争，尤其是限制人们进入受到保障的行业，其实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近80年过去了，21世纪的今天，各种行业垄断仍然大行其道。以G7之一的意大利为例，《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文章从罗马等大城市长期存在的打车难问题谈起。意大利政客不敢得罪出租车司机，害怕他们罢工瘫痪交通。出租车行业因此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发放固定数量的牌照，阻止Uber这样的叫车软件来搅局。出租车供应十分有限，随处可见外国游客们拖着行李箱无奈地等待。而意大利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顽固拒绝竞争、创新和效率提升，使得意大利的经济30年来都停滞不前，经济总量比2007年甚至还减少了1.5%。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虽然没有强大的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垄断势力，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泾渭分明，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
另一方面，对竞争的限制，加上人们受计划经济教条的影响，谴责各种包含风险的经济活动，将承担风险赚取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让社会逐渐僵化，失去活力。年轻人没有冒险精神，不再愿意经商创业，而宁愿追求领取固定薪水的安全的工作。不管是学校还是媒体，从小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由国家保障的稳定工作更为优越无私而更少贪财图利。“雇佣100个人是剥削，而指挥100个人则令人尊敬。”
获得这种安全保障的代价是自由。如果不承担风险，也就意味着丧失了选择的权利。类似于在军事组织中，每个人做什么都由上级安排，他无需选择，也不承担风险，由此而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但这必然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军营的保障，是受制于人的保障，而不是自由社会的保障。
在自由社会之中，每个人自由地做出选择，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和责任。不受阻碍的竞争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才是最好的保障。作为雇员，如果现有的行业或公司在走下坡路，你可以改换门庭，另谋高就；作为消费者，如果某个商家不能或不愿为你提供商品或服务，还有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商家可以选择。
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依赖于他人，但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人；虽然选择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即使马斯克或巴菲特也不能保证笔笔交易都赚钱，但机会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可以不断努力，不断尝试，总会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自由与安全，哈耶克引用的富兰克林的名言，可谓是最好的总结：“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一丁点暂时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风灵
很多人喜欢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稳定而有保障，不像市场经济那样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搏一搏，固然有可能单车变摩托，但如果搏输了，不管是犯了错误，还是运气不好，都有可能遭遇损失，陷入困难。对于厌恶风险，追求四平八稳的人而言，有保障的生活当然是最重要的。
对此，哈耶克认为，经济保障确实是重要的，但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保障。一种是所有人平等享有的最低保障体系，这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包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如食品、衣服和住所等，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健康为限。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各种不可抗的风险，很少有人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社会保险是必要的。有人为此给哈耶克扣上了社民主义的大帽子，但哈耶克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的竞争状态是否受到了影响。他认为，在现代富裕发达的社会中，让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最低保障，并不会对市场中的自由竞争造成危害。
但是，哈耶克却强烈反对另一种保障，即对某些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保障。
上个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工会势力非常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百废待兴，但工会却决不允许降低工资，这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并使得英国商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还稳坐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英国受到强势工会和错误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一蹶不振，再也不能重现昔日的辉煌。而美国在29-33年的大萧条期间，政府同样受制于工会，竭力要求各大企业不能降低工资，这令失业激增并长期固化，同样也推高了商品的成本，为此，美国又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埋下了严重隐患。
即使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40年代，英美等国各行各业要求特权，要求保障的呼声也是不减反增，相关的经济政策应时而生，其重要性不断增长。
哈耶克认为，对经济体中的部分人提供收入保障，是对没有获得这种保障的人最残酷的剥削。如果得到保障的行业欣欣向荣，那么所有的收益都会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被该行业现有的成员瓜分，他人无缘染指。而那些没得到保障且需求下降的行业，其成员就走投无路了，只能在完全的绝望中面对失业的困境。换言之，一些人确实得到了经济安全，而剩下的人却更加不安全了。所以，以“稳定”为理由限制竞争，尤其是限制人们进入受到保障的行业，其实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近80年过去了，21世纪的今天，各种行业垄断仍然大行其道。以G7之一的意大利为例，《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文章从罗马等大城市长期存在的打车难问题谈起。意大利政客不敢得罪出租车司机，害怕他们罢工瘫痪交通。出租车行业因此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发放固定数量的牌照，阻止Uber这样的叫车软件来搅局。出租车供应十分有限，随处可见外国游客们拖着行李箱无奈地等待。而意大利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顽固拒绝竞争、创新和效率提升，使得意大利的经济30年来都停滞不前，经济总量比2007年甚至还减少了1.5%。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虽然没有强大的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垄断势力，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泾渭分明，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
另一方面，对竞争的限制，加上人们受计划经济教条的影响，谴责各种包含风险的经济活动，将承担风险赚取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让社会逐渐僵化，失去活力。年轻人没有冒险精神，不再愿意经商创业，而宁愿追求领取固定薪水的安全的工作。不管是学校还是媒体，从小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由国家保障的稳定工作更为优越无私而更少贪财图利。“雇佣100个人是剥削，而指挥100个人则令人尊敬。”
获得这种安全保障的代价是自由。如果不承担风险，也就意味着丧失了选择的权利。类似于在军事组织中，每个人做什么都由上级安排，他无需选择，也不承担风险，由此而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但这必然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军营的保障，是受制于人的保障，而不是自由社会的保障。
在自由社会之中，每个人自由地做出选择，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和责任。不受阻碍的竞争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才是最好的保障。作为雇员，如果现有的行业或公司在走下坡路，你可以改换门庭，另谋高就；作为消费者，如果某个商家不能或不愿为你提供商品或服务，还有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商家可以选择。
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依赖于他人，但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人；虽然选择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即使马斯克或巴菲特也不能保证笔笔交易都赚钱，但机会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可以不断努力，不断尝试，总会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自由与安全，哈耶克引用的富兰克林的名言，可谓是最好的总结：“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一丁点暂时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