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on Nostr: ...

伟大的思想家所留下来的惊世思想是拯救人类于水火最后的希望。

quoting note1mma…jzyn

#### 米塞斯――在故土未享荣光的先知
作者：贝蒂娜·比恩·格里夫斯
翻译：RADL

贝蒂娜·比恩·格里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是经济教育基金会(FEE)的特约编辑、常驻学者及理事。她是米塞斯在纽约多年的助手、编辑、译者和文献编纂人，是最重要的米塞斯研究者之一。格里夫斯女士于2018年去世，享年100岁。

本文写于1994年，原载于经济教育基金会网站。


那是在1921年，时近午夜，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正带领一些访客穿过灯光昏暗的维也纳内城。城市已经入睡，一切都很安静，只听见这几个人的低声交谈和踏在鹅卵石街道上的脚步声。这些人刚刚参加完一个经济研讨会，在会上他们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灾难性后果。第一次世纪大战之后的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物价都在飞涨。德国和奥地利尤其面临着恶性通胀。在奥地利，经济一片低迷，全国有大量的工业企业停产，其它的企业也只是间歇性生产。

当一行人走近市中心时，夜晚的宁静被“奥匈银行印钞机沉重的轰鸣声”所打破。他们在维也纳的主人——米塞斯告诉他们，这些印钞机“日夜不停地运行，制造新的银行钞票”。在整个国家之中，只有印制钞票的印钞机在开足马力地运转。“让我们希望，”米塞斯对他的客人们说，“德国和奥地利的生产能够恢复到战前的规模，那些与战争和通货膨胀、尤其是印钞相关的产业能够给更有用的经济活动让路。”

通胀主义的敌人

米塞斯在年轻时就已经在担忧通货膨胀了。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写了很多篇关于货币与银行业的严肃研究论文。有一天，奥地利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恩斯特·冯·普勒纳把米塞斯叫到他的办公室讨论米塞斯的一篇文章。“我不明白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要关心通胀，”普勒纳说，“通胀在过去的确曾经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他继续说道，“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已经在实行金本位了，你能想象英格兰、法国或德国会脱离金本位吗？”

当时年仅26岁的路德维希，中等身材、严肃正派、举止得体、带着军人的风度，待人彬彬有礼。但他却有着不同的意见。“我看到那些国家中的运动，”米塞斯说，“除了‘通胀主义者’之外，再没有合适的词来形容。那些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表达着对通胀、甚至是无限制通胀的热情。那些通胀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迟早会影响大众舆论，那一定会导致政府采取通胀的政策。”（米塞斯的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证实，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都脱离了金本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塞斯服役于奥匈帝国的东线部队（俄国前线）。当他返回维也纳时，发现通货膨胀已经加重了人民的贫困。工作和储蓄了数十年的人们发现，他们的养老金价值正在蒸发，一辈子的积蓄只够在街上坐几趟电车。商家无法用销售的收入来补充库存。例如，一位在1914年库存有一万双鞋的鞋商，由于鞋价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他的资产每年都在缩水，直到最后，他一年的销售收入只够买一副鞋带。

一位奥地利移民在1900年之前去美国赚到了钱，把他的财产馈赠给奥地利的孤儿，要为他们建立一所教育机构。按照奥地利法律，在机构事宜安排妥当之前，美元必须投资于奥地利政府债券。计划被世界大战打断了。战争结束后，政府债券已经因为通胀而变得分文不值，孤儿们也就一无所有了。

身为经济学家的米塞斯认识到，通胀对一些人有利，而其他人则为此付出代价。那些勤勉、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并储蓄的人成了“失败者”，因为通胀侵蚀了他们的积蓄。那些入不敷出、靠借债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成了“赢家”，因为他们可以用一文不值的纸币来还债。

1922年，伊格纳茨·塞佩尔成为奥地利的总理。塞佩尔博士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为人诚实、正直，但对金融知之甚少，他不是常见的那种政客。当时作为政府顾问的米塞斯和一位律师朋友、金融专家威廉·罗森贝格一起说服塞佩尔：为了民众的利益，应该停止滥发钞票。然后米塞斯意识到，塞佩尔以为停止通胀就会立刻带来繁荣。米塞斯不想骗他。“停止通货膨胀，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经济会有所改善，”米塞斯告诉塞佩尔，“但不是立刻……它的最初效果会是一场‘稳定性危机’，在短期内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困难。”米塞斯继续解释其原因：“人们现在预期物价会一直上涨，他们已经尽可能地去适应通货膨胀。停止发行钞票会造成一次打击，那些怀有通胀预期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计划受挫。因此，停止通胀的即时后果不会给你和你的政党带来好处。我不是说你会遇到严重的困难……”

塞佩尔打断了他，“但你说这是有必要的，并且这是合乎道德的事。这样的话就没问题。政党要做的不仅是短期内受欢迎的事，还要做对国家最有利的事。”多亏了塞佩尔，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在1922年秋天得到了遏制。仅过了一年，德国在一战后的通胀就以灾难而告终。并且，尽管遭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塞佩尔蒙席（译注：蒙席是教会中的神职，近似于主教）和他所在的政党（在1923年10月）赢得了下一次选举。

米塞斯对共产主义的抨击

米塞斯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严肃地抨击了共产主义（或者按照它通常的名称：社会主义）。两年之后，米塞斯又用《社会主义》一书震撼了世人，他在书中说明，如果共产主义者想要消灭私有产权，他们将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因而不能规划生产。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财产都是公有的，计划者将不得不靠士兵和刽子手来执行他们的命令。

没有私有产权，就不会有私人所有者对商品和服务出价，也就不存在真实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没有私人所有者——每个人都以趋利避害作为行动的原则——就不会有市场价格来指示出每个人想要什么以及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什么。没有市场价格，就不会有竞争，不会有盈利和亏损的系统。没有盈亏体系，就不会有相互关联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独立生产者构成的网络。没有私有产权、竞争、市场价格和盈亏体系，计划者就不知道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或者如何生产。

除非计划者能够观察并复制其它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产情况，否则他们将“没有经济计算的罗盘，在各种可能的、可以想象的经济组合的海洋中茫然失措。”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会充斥着经济浪费、不当投资、生产瓶颈、某些产品过剩和另一些产品的短缺。这当然不是什么乌托邦。

当《社会主义》在1922年面世时，一战后亲社会主义的欧洲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对共产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的严厉批评。不只是社会主义的辩论家，还有一些饱学的教授也对该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几十年来，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积极地为苏联及其经济体系辩护，认为这个国家显然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存续了下来。而且，它仍在运转。1957年，瑞典社会学家贡纳·默达尔（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对米塞斯发出嘲讽，说米塞斯认为“不可能”的那种经济计划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得到实行，而且“通常是在经济学家的有力指导之下”。

苏联社会跌跌撞撞地挣扎了几十年，一如米塞斯所预料的，其法令由士兵和刽子手执行，并且常常接收国外的大笔援助。在1917年革命后的72年中，它的人民承受着经济短缺和瓶颈，容忍着劣质商品，捱受着物质的匮乏。72年来，苏维埃政府努力复制着国外的生产过程和国外的价格，最后终于遭到致命一击。1989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苏联及其附属国在整个72年中普遍存在的经济浪费和持续的不当投资是他们毁灭的原因，这也为米塞斯1920年的论著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证明。尽管试图反驳米塞斯的文字有成千上万，苏联的中央计划者们终究没能完成经济计算。米塞斯是对的。

1989年，当米塞斯98岁的遗孀得知柏林墙被拆除、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被推翻时，她很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天。“不过”，她说，“他知道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垮台的。”

纳粹的兴起

米塞斯是犹太人，而社会上的反犹主义日渐高涨。身为理解人的行为原理的经济学家，他在1927年就看出了不祥之兆。他意识到欧洲几国政府所奉行的干预主义政策将给整个大陆及其居民带来灾难。他预见到了中欧地区自由的终结，但世界没有听从他的警告。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祖国奥地利遭遇了失败。他在一战期间跟随德军作战，之后留在了德国。战后不久，他就夺得了德国工人党的控制权，并将它改组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到1930年代，希特勒的运动在德国收获了大批的追随者。

1932年9月，在德国巴特基辛根举行的“社会政策协会”会议期间的一次花园茶会上，米塞斯突然问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了？希特勒掌权后将会终止这样的会议。”米塞斯的听众们起初被他的话惊呆了，之后大笑起来。米塞斯继续说道：“希特勒在十二个月之内就会上台。”而在场的其他人都认为这不太可能。“但即便如此，”他们问道，“就算希特勒真的掌权，为什么我们的协会就不能再聚了？”米塞斯说，希特勒不会容忍知识分子的聚会，因为他们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对头。

1933年3月，大约在协会的九月会议之后六个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正如米塞斯所预料的，协会再也没有重聚，直到二战结束之后。

米塞斯在奥地利政府商会担任国家议会经济顾问多年。他是维也纳大学的兼职无薪讲师，只收取学生的学费作为收入。1927年，他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凭借其丰硕作品的影响力——著作、文章及演讲——米塞斯在欧洲赢得了严肃学者的声誉，并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

米塞斯在维也纳还为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博士生们开设了一个私人研讨班。米塞斯和他研讨班的学生们进行严肃的研究工作，但他们也会开开玩笑、一起吃饭、还会唱些轻松的经济学歌曲——由研讨班的一名成员费利克斯·考夫曼创作。

有一天，米塞斯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大声地跟他的一位年轻经济学家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开起了玩笑。“也许我们的文明快要结束了，也许环城大道上会长满野草，”他指的是维也纳环绕内城的宽阔街道，修建在中世纪的防御要塞遗址上。“也许我们都得离开奥地利。但是我们要去哪儿、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都能胜任些什么差事？”米塞斯推测他们将要去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并开始为每个人进行就业规划。“你，弗里茨，”他说，“友好而善于交际，大概可以做个夜总会跳舞演员，给年轻的、年长的女士们带来些欢乐时光。”米塞斯为他其他的朋友们一一建议了在这间夜总会能找到的各种工作：演员、歌手、服务员、女招待和酒保。当考虑到他自己的天赋时，米塞斯说：“很不幸，我不擅长跳舞或唱歌，估计服务员也干不好。我只好穿着制服站在外面当门卫了。”

米塞斯的维也纳朋友们听从了他的警告，在1938年希特勒军队进入维也纳、吞并奥地利之前离开了那里。大多数人来到了美国，并很快找到了工作，不是作为服务员和酒保，而是成为了知名院校中的教授。

流亡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本人，预见到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威胁，在1934年离开了维也纳，去瑞士日内瓦的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不过他还保留着在维也纳的寓所，并与商业周期研究所和商会保持着专业上的联系。

路德维希，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很少与人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在维也纳的朋友和同事都很确定地认为他会保持独身。然而，在1930年代，他却在悄然追求一位颇具魅力的女士——曾是演员的格蕾特（或玛吉特）·赫兹菲尔德·谢雷尼。玛吉特·谢雷尼是一位寡妇，独自一人努力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米塞斯在1938年2月回了一趟维也纳，为他们的婚姻做准备。同年3月，当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时，一切陷入了混乱。玛吉特在维也纳设法给已经回到日内瓦的路德维希发电报，告诉他“不用来”。她和女儿吉塔（玛吉特的儿子已经去英国留学了）最终成功地拿到了必要的文件和火车票，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在那里玛吉特和路德维希悄悄地结婚了。1938年3月希特勒接管奥地利之后不久，米塞斯在维也纳的公寓就遭到了洗劫，奥地利纳粹毁掉了他的书和财产。

（译注：包括米塞斯本人在内，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书和手稿都被毁掉了。然而，1996年，理查德·埃贝林夫妇却在莫斯科意外地发现了他的手稿，后来将这些论文翻译并集结成了一套三册书《米塞斯选集》——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米塞斯教授和夫人一起在瑞士生活了几年，在日内瓦享受了一段知识分子生活。然而，当德军征服法国、开进巴黎时，他们决定离开瑞士、前往美国。他们和其他难民一起乘坐巴士穿过法国南部逃离。这一旅程令人痛苦不堪。巴士司机被迫频繁更改路线，以免撞上德国士兵。到了西班牙边境，因为签证不再有效，他们只好返回到附近的小镇赛贝尔，米塞斯想办法乘坐凌晨四点的火车去图卢兹办理了新的签证。第二天，载着乘客的巴士穿过边境，进入西班牙。然后难民们坐火车去巴塞罗那，再搭飞机去里斯本，在那经过13天的等待，终于乘船去了美国。

米塞斯夫妇于1940年8月到达纽约。时年59岁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用新的语言为新的听众们写作、演讲并授课。在美国的这些年里，他在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任教，并写下了很多部重要著作。尽管他的书在刚问世时常常受到猛烈的批评，但他对市场运行、货币、通胀、政府干预和共产主义的分析，都是扎实地建立在人的行动的原则基础之上，保持着生命力，并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也许事实会证明，正如他的一位仰慕者所说，米塞斯将是“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下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