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殷周与隋唐 ...
殷周与隋唐
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殷商，按照他们的贵族武士结构形成的这个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它建国的这一段时间内，使东亚地区的文明繁复性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削减。如果你按照正统的史观来说，说殷商是一个文明的进步，但实际上从人口和其他方面来看，殷商时代比起以前文字还没有产生出来的高古时代，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环绕殷商周围那一个地区的大规模聚落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损失。可以说，本来是一大片难分伯仲的文明体，构成一个连续的东亚文明地带，甚至超出了亚洲的范围，一直延续到美洲，在殷商兴起以后，变成了一个以殷商为中心的一个文明中心，在周围只剩下一系列破碎的小部落地带。在这个过程中间，周边地区小部落的人口和文明的复杂程度都大大削减了。你可以合理地假定，由于战争酷烈程度的升级，那些来不及产生出强大武士团体的部族，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毁灭，只有规模比较小、能够逃避殷商打击的部族，和另外一种，根据殷商的打击重新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新蛮族部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下去。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后，东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出现了永久性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组织能力所在的地方和经济中心所在的地方永久性地分离了。生产能力最强的族群，从此以后再也不是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而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在生产和经济利益上始终是掠夺者和征服者。
蛮族的二度生成是在殷商中后期形成的。我们所知的游牧民族在高古时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部族，多多少少都是兼业几种生活方式，其中可能包括猎取和驯化牲畜，但是很少有人专业这么做的。专业的牧民是在定居文明已经兴起后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才重新产生的，它的产生，很可能就是，拒绝接受书面文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文明群体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被消灭的那些群体，重新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结构。单纯的游牧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需要从定居的民族引进许多生产物资，因此一开始就有战争和共生方式。战争就是世界秩序的支付方式。而他们重新组织，强化他们驯养牧群的技术，从而产生了另一种不同于定居民族的武士团体。这样的武士团体能够对抗中原地区的武士团体，构成长期战争的格局，而通过战争的方式让双方之间交流物资，凡是不能够进行这种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调整的部族，或多或少，早晚都会被两者之一吸收掉。
殷商的体制，照我们现在看来，涸泽而渔的性质是相当强的。像纣王，照史书上的记载，所谓的俘虏亿兆东夷人（《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种事情就隐含着许多不妙的线索。因为照殷人对四夷的划分方法，只有东夷是人，西方和北方的什么戎狄之类了，从他们的造字法就可以看出，殷人是不把他们当人的。而“夷”呢，在甲骨文当中是人的别称，就是说，殷人是一个泛渤海圈文明的一个突出成就者，它和泛渤海圈文明中东夷这一方是一家，而跟周人所在的西戎、南蛮之类的不是一家。而最后的结果是，纣王俘虏了亿兆东夷人，而因为纣伐东夷而陨其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殷商的人口开发结构，经过中后期的涸泽而渔以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已经不得不把原先的同盟军和依附对象当作人口掠夺的目标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系统已经到了内循环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这就像西班牙征服者来临之前的阿兹特克人，他们通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断地掠夺周围各部落的人口，他们用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规模进行活人人殉和献祭，以至于在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墨西哥这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孤独地处在其中，而周围只有许多原始部落。原先曾经存在过的、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玛雅城邦已经彻底没落，而周围的原始部落，把西班牙人当成自己的解放者和救星。当殷商灭亡，周人来临的时候，殷商周围的族群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殷商的灭亡，等于是摆脱了极度残酷的战争和人口损失，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周人，被孔子所崇拜的周礼，尽管有很多是儒家学者后来的涂脂抹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说，它确实很有效的收缩了战斗范围。周礼把战争严格的限制在极少数精英分子中，在整个西周和春秋初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殷商时代经常出现过的那种女武士参加战争甚至在君王死后和男武士一起被殉葬的情况。甚至男性武士的人殉也变得很少见了，变成遭到谴责的对象，像《诗经?秦风?黄鸟》就是描绘秦穆公因为违反了周王朝的礼法和游戏规则，在他身后按照野蛮的习俗把三良殉葬，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春秋时期的宋国，是殷人的直系后代，在他自己的公室被烧毁、需要做一个大动作的时候，他也顶多是祭了一匹马，而为了献祭这一匹马，还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正常的祭祀，最高的级别就是献祭一头牛，比较次级的祭祀，也就是献祭一头羊。人殉这件事情，在周王朝的政治伦理中是遭到严厉谴责的，被儒家分子谴责为不人道的（《左传?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杜预注：“……用马祀盘庚，皆非礼。”）。
你从《诗经?豳风?七月》这些诗篇就可以看得到，周代的村落，与殷商时代不同，是高度和平的。他们只需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土特产之类的，就可以在领主的保护之下获得和平的生活，基本上不承担什么军事义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末期，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崛起以后，才重新出现把全国领土投入战场的局面。西周和春秋时期，休养生息了几百年，很可能是东亚历史的又一个小阳春时代。在这几百年积累的资源，最后形成了非常灿烂的春秋文化，而春秋文化也就是殷商联合移民团向各地的土族传递信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混合体制。在混合的初期，双方的隔离还是很明显的；到混合的后期，也就是到了春秋中后期，他们和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地方色彩很明显的各种文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齐楚秦晋各个文明群体。所谓的诸子百家时代，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长期积累和建设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的。
但是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战争和全民动员体制，又以预支的方法，破坏了这些文明群体的延续性。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可以说是物质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毁灭时期。从政治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官僚制度的发育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来的这些地方文化共同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单调，最后变得越来越统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晋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遭到破坏较少的东方——齐楚这些地方的残余文化和他们的巫术方术体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汉中心地带——关中。但是他们的征服也是昙花一现的，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汉末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亚和北印度引进的体系渐渐地替代。到东汉末年，可以说，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沉迷于对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阑入，有一个侧面的效果，就是中国古代的诗歌，由诗经时代的四言诗逐步变成了汉魏时代的五言诗，而且增添了很多韵脚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次蛮族文化的阑入，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出现的。
汉魏时代等于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趋于僵化和简单化的时代。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乐趣都极度简化了。东汉末年普遍出现田荒、人荒这样的局面，以至于朝廷用了极大的努力来维持人口，但是赋税人口仍然不断减少。像杨震（杨震，东汉名儒，官至太尉。他曾上疏汉安帝说：“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这些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已经公开谈论田荒、人荒的问题。过去只是凉州（今甘肃一带）或者幽州（今河北北部一带）这样的边区地带人口减少，而现在冀州这样的靠近京师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区也开始日益荒凉。边界的蛮族不断阑入，以至于西部地区找出一个能读孝经和儒家经典的人都变得非常困难。东汉晚期的士大夫开始担心，关西还能不能够算是儒家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从东汉晚期到三国魏晋，尽管朝廷上层表面上看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是整个过程一直是狄、羌、鲜卑人口不断向核心地带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开启了“五胡乱华”局面）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永嘉之乱以后的初期，北方人口损失的情况是难以做精确统计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顿北方的人口的时候，原有的汉魏人口，照他们当时的统计，就是说，重新建立宗主督护制，统计华北地区的人口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迁移来的人口是占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两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认为是汉魏时期原来的残余，因为已经包括了石虎、苻坚经过多次迁移以后，多次掺杂过的后裔。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墓葬群仍然充满了四个字、五个字的鲜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长孙无忌这样的上层——尽管出身其实也是鲜卑人——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为汉字。再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当中，关中地区的胡族人口才缓慢地把他们的名字改变成汉名。这样给后来的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汉唐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隋唐又重新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古典文明。但从人口结构来说，显然不是这样。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这个换血甚至充分体现在他们的骨骼结构上面。上古时代，从周到汉的人口是有延续性的，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中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是被重新洗过一遍了。这个洗过一遍的彻底程度，大概至少相当于伦巴第（在意大利北部）这些地区，尽管他们仍然自称为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马略和苏拉时代的罗马建设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更有可能是北方日耳曼人消灭当地土著居民的结果。隋唐时期，东亚的人口结构大致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隋唐时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个模型，它代表了以后经常出现、一再出现、时间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的蛮族替代模式。这个替代模式，第一步是边界之外的、组织力较强的胡人部落，阑入组织力较弱、濒临崩溃的中原社会；第二步是，他们在由游牧转为定居的过程中，将他们原有的部落结构自动变为封建结构。这一步其实是很好走的。因为真正的封建，无论是西周的封建和日耳曼的封建，其实也是部落组织在进入定居文明以后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变形期现象。部落的长老和武士自动地就会变成封建体制下的领主，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由游牧转为定居了。在转为定居的初期，他们仍然能够部分地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和部落的军事传统，因此他们的战斗力，虽然远不如部落时代，但仍然比高度腐化和软弱的帝国顺民要强得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部族传统作为社区核心也在不断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将会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钵，掩盖自己的蛮族出身，重新用官吏来统治顺民。在这个过程中间，原先的武士，能够加入官僚体制的，就会变成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统的，就会被削弱，变得跟其他顺民没有什么区别。
在北魏，这个过程就激起了严重的六镇叛乱（524年）。六镇叛乱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魏孝文帝所谓的改革。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把鲜卑人和常见的部族组织改变成为汉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鲜卑贵族只要跟着皇帝一起走、跟着皇帝做官的，都变成新的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原先镇守边塞和没有跟着皇帝做官的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骑士身份，变得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当然非常不满，凭着他们的武力优势掀起了叛乱。这就是所谓的六镇之乱，导致了北周和北齐的建立和洛阳朝廷的瓦解。可以说北魏的失败，就是在官僚化、建立吏治国家、抛弃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因为步骤没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毁灭的一个典范。但是它的毁灭并不能改变整个程序，实际上后来的北周和隋唐两朝，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径。
唐代初年的战斗力靠的什么？靠府兵。府兵是从何而来的？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继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来自于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北朝时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宇文泰、杨坚之父杨忠、李渊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镇）的鲜卑杂胡士兵。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领之下，进入残破的关中，然后宇文泰没有能力征收货币税收，没有能力给他们支付官僚系统的常备军常见的固定薪饷，只能用土地来代替薪饷，把他们分封到各地，他们在那里就自动构成了劫后农村的一个秩序中心。因为他们有最强的武力，其他武力不够强的、没有能力自己备马上阵的残余居民就会依附他们、团结在他们周围。因为在府兵制形成的初期，能够参加府兵是一个阶级特权的表示：第一说明你原先是从龙入关的那些部族武士的后代，就相当于是清朝跟着顺治多尔衮一起入京的八旗后代，所以身份比较高；第二，你能够参加军队，能够立战功，而战功就是任官资格的一个主要考绩，没有这个资格，你很难担任高级职位的。所以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府兵在最初，地位是高于普通农户的。
但是随着官僚化的日益强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府兵必须自费跟随皇帝出兵打仗；而普通的农户则可以逍遥地自己在家里面种田。而打仗的开支越来越大。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关中一隅的情况下——这种格局跟春秋封建的格局相差不远，每一个封国的骑士只需要自备武装到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一旦帝国统一了以后，他们就必须裹粮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远征，到边境地区去打仗，很可能就不会活着回来了。这样的远征，在经济上是极大的负担，很容易使人倾家荡产。结果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原先作为一种特权阶级的府兵，在唐太宗一朝征高丽、征突厥以后，却变成了一种倒霉的象征，因为你需要自己带着粮食去，一直到辽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多半就没有办法活着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当府兵呢。朝廷给你的那些可能的利益，还赶不上你自己因为倾家荡产当兵受到的损失。因此唐太宗就痛感过去的府兵制正在崩溃中，原先踊跃当兵的人不存在了。尽管朝廷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愿意当兵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他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势，最后结果是导致了武后玄宗朝用朝廷金帛招募的雇佣兵完全取代了府兵。雇佣兵和官僚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都表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开支是极小的。无论文武官制，文武官其实是不分的，都由贵族免费担任，担任官职是一种特权，非贵族阶级没有资格做官，也无需承担这样的负担。而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平等的，向所有顺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做官或者是当兵。但是做官和当兵只是为了待遇，做官可以得到俸禄，当兵可以得到饷银。因此它的开支是极高的。这个巨大的开支必须由那些不当兵也不做官的顺民来承担。
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变，就意味着顺民负担的极大加重、财政的急剧膨胀和官僚机构与常备军的迅速扩大。同时由于在封建主义下，因为出将入相，贵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而依靠金帛招募的这些雇佣兵却是很容易叛乱的。所以帝国官僚制度发展到后期的话，终归会出现财政危机。一方面是朝廷无法支付军饷，另一方面是雇佣来的军队早晚会发动叛乱。同时，顺民因为是单方面支付财政压力，负担越来越重，逐步也会变成流民和难民。所以这个过程像是一个系统自动崩溃，是无法改变的。这个系统，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这个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唐代末期所谓的藩镇之乱，骨子里面就是唐朝政府从中亚招募蛮族武士补充它原先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旧军队，这些蛮族武士形成了朝廷难以控制的藩镇，但是也延长了朝廷的寿命。这些藩镇在内地日久，逐步也丧失了它的战斗力，于是新一批蛮族又必须阑入。在安史之乱时期为朝廷平叛的朔方军，后来在中原日久就渐渐地就失去战斗力，在黄巢之乱的时候就已经抵挡不住了。于是朝廷又必须进一步招募更加野蛮的沙陀人，把他们安置在太原一带。而这个太原军事集团，就是后来五代中四代的起源。而这个军事集团在进入中原、承平日久以后，又渐渐地抵挡不住外来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其他集团。于是这个蛮族阑入的过程中，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原地区的居民，首先变得驯化和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间创造出极大的繁荣以后，最后在战争中被消灭，然后又被新的蛮族所替代。这个替代的最后一步就是辽、金、元的相继入侵。
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殷商，按照他们的贵族武士结构形成的这个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它建国的这一段时间内，使东亚地区的文明繁复性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削减。如果你按照正统的史观来说，说殷商是一个文明的进步，但实际上从人口和其他方面来看，殷商时代比起以前文字还没有产生出来的高古时代，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环绕殷商周围那一个地区的大规模聚落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损失。可以说，本来是一大片难分伯仲的文明体，构成一个连续的东亚文明地带，甚至超出了亚洲的范围，一直延续到美洲，在殷商兴起以后，变成了一个以殷商为中心的一个文明中心，在周围只剩下一系列破碎的小部落地带。在这个过程中间，周边地区小部落的人口和文明的复杂程度都大大削减了。你可以合理地假定，由于战争酷烈程度的升级，那些来不及产生出强大武士团体的部族，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毁灭，只有规模比较小、能够逃避殷商打击的部族，和另外一种，根据殷商的打击重新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新蛮族部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下去。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后，东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出现了永久性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组织能力所在的地方和经济中心所在的地方永久性地分离了。生产能力最强的族群，从此以后再也不是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而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在生产和经济利益上始终是掠夺者和征服者。
蛮族的二度生成是在殷商中后期形成的。我们所知的游牧民族在高古时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部族，多多少少都是兼业几种生活方式，其中可能包括猎取和驯化牲畜，但是很少有人专业这么做的。专业的牧民是在定居文明已经兴起后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才重新产生的，它的产生，很可能就是，拒绝接受书面文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文明群体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被消灭的那些群体，重新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结构。单纯的游牧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需要从定居的民族引进许多生产物资，因此一开始就有战争和共生方式。战争就是世界秩序的支付方式。而他们重新组织，强化他们驯养牧群的技术，从而产生了另一种不同于定居民族的武士团体。这样的武士团体能够对抗中原地区的武士团体，构成长期战争的格局，而通过战争的方式让双方之间交流物资，凡是不能够进行这种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调整的部族，或多或少，早晚都会被两者之一吸收掉。
殷商的体制，照我们现在看来，涸泽而渔的性质是相当强的。像纣王，照史书上的记载，所谓的俘虏亿兆东夷人（《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种事情就隐含着许多不妙的线索。因为照殷人对四夷的划分方法，只有东夷是人，西方和北方的什么戎狄之类了，从他们的造字法就可以看出，殷人是不把他们当人的。而“夷”呢，在甲骨文当中是人的别称，就是说，殷人是一个泛渤海圈文明的一个突出成就者，它和泛渤海圈文明中东夷这一方是一家，而跟周人所在的西戎、南蛮之类的不是一家。而最后的结果是，纣王俘虏了亿兆东夷人，而因为纣伐东夷而陨其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殷商的人口开发结构，经过中后期的涸泽而渔以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已经不得不把原先的同盟军和依附对象当作人口掠夺的目标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系统已经到了内循环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这就像西班牙征服者来临之前的阿兹特克人，他们通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断地掠夺周围各部落的人口，他们用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规模进行活人人殉和献祭，以至于在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墨西哥这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孤独地处在其中，而周围只有许多原始部落。原先曾经存在过的、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玛雅城邦已经彻底没落，而周围的原始部落，把西班牙人当成自己的解放者和救星。当殷商灭亡，周人来临的时候，殷商周围的族群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殷商的灭亡，等于是摆脱了极度残酷的战争和人口损失，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周人，被孔子所崇拜的周礼，尽管有很多是儒家学者后来的涂脂抹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说，它确实很有效的收缩了战斗范围。周礼把战争严格的限制在极少数精英分子中，在整个西周和春秋初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殷商时代经常出现过的那种女武士参加战争甚至在君王死后和男武士一起被殉葬的情况。甚至男性武士的人殉也变得很少见了，变成遭到谴责的对象，像《诗经?秦风?黄鸟》就是描绘秦穆公因为违反了周王朝的礼法和游戏规则，在他身后按照野蛮的习俗把三良殉葬，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春秋时期的宋国，是殷人的直系后代，在他自己的公室被烧毁、需要做一个大动作的时候，他也顶多是祭了一匹马，而为了献祭这一匹马，还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正常的祭祀，最高的级别就是献祭一头牛，比较次级的祭祀，也就是献祭一头羊。人殉这件事情，在周王朝的政治伦理中是遭到严厉谴责的，被儒家分子谴责为不人道的（《左传?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杜预注：“……用马祀盘庚，皆非礼。”）。
你从《诗经?豳风?七月》这些诗篇就可以看得到，周代的村落，与殷商时代不同，是高度和平的。他们只需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土特产之类的，就可以在领主的保护之下获得和平的生活，基本上不承担什么军事义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末期，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崛起以后，才重新出现把全国领土投入战场的局面。西周和春秋时期，休养生息了几百年，很可能是东亚历史的又一个小阳春时代。在这几百年积累的资源，最后形成了非常灿烂的春秋文化，而春秋文化也就是殷商联合移民团向各地的土族传递信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混合体制。在混合的初期，双方的隔离还是很明显的；到混合的后期，也就是到了春秋中后期，他们和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地方色彩很明显的各种文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齐楚秦晋各个文明群体。所谓的诸子百家时代，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长期积累和建设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的。
但是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战争和全民动员体制，又以预支的方法，破坏了这些文明群体的延续性。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可以说是物质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毁灭时期。从政治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官僚制度的发育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来的这些地方文化共同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单调，最后变得越来越统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晋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遭到破坏较少的东方——齐楚这些地方的残余文化和他们的巫术方术体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汉中心地带——关中。但是他们的征服也是昙花一现的，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汉末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亚和北印度引进的体系渐渐地替代。到东汉末年，可以说，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沉迷于对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阑入，有一个侧面的效果，就是中国古代的诗歌，由诗经时代的四言诗逐步变成了汉魏时代的五言诗，而且增添了很多韵脚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次蛮族文化的阑入，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出现的。
汉魏时代等于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趋于僵化和简单化的时代。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乐趣都极度简化了。东汉末年普遍出现田荒、人荒这样的局面，以至于朝廷用了极大的努力来维持人口，但是赋税人口仍然不断减少。像杨震（杨震，东汉名儒，官至太尉。他曾上疏汉安帝说：“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这些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已经公开谈论田荒、人荒的问题。过去只是凉州（今甘肃一带）或者幽州（今河北北部一带）这样的边区地带人口减少，而现在冀州这样的靠近京师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区也开始日益荒凉。边界的蛮族不断阑入，以至于西部地区找出一个能读孝经和儒家经典的人都变得非常困难。东汉晚期的士大夫开始担心，关西还能不能够算是儒家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从东汉晚期到三国魏晋，尽管朝廷上层表面上看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是整个过程一直是狄、羌、鲜卑人口不断向核心地带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开启了“五胡乱华”局面）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永嘉之乱以后的初期，北方人口损失的情况是难以做精确统计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顿北方的人口的时候，原有的汉魏人口，照他们当时的统计，就是说，重新建立宗主督护制，统计华北地区的人口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迁移来的人口是占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两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认为是汉魏时期原来的残余，因为已经包括了石虎、苻坚经过多次迁移以后，多次掺杂过的后裔。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墓葬群仍然充满了四个字、五个字的鲜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长孙无忌这样的上层——尽管出身其实也是鲜卑人——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为汉字。再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当中，关中地区的胡族人口才缓慢地把他们的名字改变成汉名。这样给后来的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汉唐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隋唐又重新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古典文明。但从人口结构来说，显然不是这样。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这个换血甚至充分体现在他们的骨骼结构上面。上古时代，从周到汉的人口是有延续性的，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中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是被重新洗过一遍了。这个洗过一遍的彻底程度，大概至少相当于伦巴第（在意大利北部）这些地区，尽管他们仍然自称为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马略和苏拉时代的罗马建设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更有可能是北方日耳曼人消灭当地土著居民的结果。隋唐时期，东亚的人口结构大致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隋唐时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个模型，它代表了以后经常出现、一再出现、时间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的蛮族替代模式。这个替代模式，第一步是边界之外的、组织力较强的胡人部落，阑入组织力较弱、濒临崩溃的中原社会；第二步是，他们在由游牧转为定居的过程中，将他们原有的部落结构自动变为封建结构。这一步其实是很好走的。因为真正的封建，无论是西周的封建和日耳曼的封建，其实也是部落组织在进入定居文明以后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变形期现象。部落的长老和武士自动地就会变成封建体制下的领主，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由游牧转为定居了。在转为定居的初期，他们仍然能够部分地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和部落的军事传统，因此他们的战斗力，虽然远不如部落时代，但仍然比高度腐化和软弱的帝国顺民要强得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部族传统作为社区核心也在不断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将会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钵，掩盖自己的蛮族出身，重新用官吏来统治顺民。在这个过程中间，原先的武士，能够加入官僚体制的，就会变成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统的，就会被削弱，变得跟其他顺民没有什么区别。
在北魏，这个过程就激起了严重的六镇叛乱（524年）。六镇叛乱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魏孝文帝所谓的改革。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把鲜卑人和常见的部族组织改变成为汉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鲜卑贵族只要跟着皇帝一起走、跟着皇帝做官的，都变成新的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原先镇守边塞和没有跟着皇帝做官的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骑士身份，变得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当然非常不满，凭着他们的武力优势掀起了叛乱。这就是所谓的六镇之乱，导致了北周和北齐的建立和洛阳朝廷的瓦解。可以说北魏的失败，就是在官僚化、建立吏治国家、抛弃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因为步骤没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毁灭的一个典范。但是它的毁灭并不能改变整个程序，实际上后来的北周和隋唐两朝，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径。
唐代初年的战斗力靠的什么？靠府兵。府兵是从何而来的？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继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来自于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北朝时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宇文泰、杨坚之父杨忠、李渊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镇）的鲜卑杂胡士兵。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领之下，进入残破的关中，然后宇文泰没有能力征收货币税收，没有能力给他们支付官僚系统的常备军常见的固定薪饷，只能用土地来代替薪饷，把他们分封到各地，他们在那里就自动构成了劫后农村的一个秩序中心。因为他们有最强的武力，其他武力不够强的、没有能力自己备马上阵的残余居民就会依附他们、团结在他们周围。因为在府兵制形成的初期，能够参加府兵是一个阶级特权的表示：第一说明你原先是从龙入关的那些部族武士的后代，就相当于是清朝跟着顺治多尔衮一起入京的八旗后代，所以身份比较高；第二，你能够参加军队，能够立战功，而战功就是任官资格的一个主要考绩，没有这个资格，你很难担任高级职位的。所以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府兵在最初，地位是高于普通农户的。
但是随着官僚化的日益强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府兵必须自费跟随皇帝出兵打仗；而普通的农户则可以逍遥地自己在家里面种田。而打仗的开支越来越大。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关中一隅的情况下——这种格局跟春秋封建的格局相差不远，每一个封国的骑士只需要自备武装到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一旦帝国统一了以后，他们就必须裹粮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远征，到边境地区去打仗，很可能就不会活着回来了。这样的远征，在经济上是极大的负担，很容易使人倾家荡产。结果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原先作为一种特权阶级的府兵，在唐太宗一朝征高丽、征突厥以后，却变成了一种倒霉的象征，因为你需要自己带着粮食去，一直到辽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多半就没有办法活着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当府兵呢。朝廷给你的那些可能的利益，还赶不上你自己因为倾家荡产当兵受到的损失。因此唐太宗就痛感过去的府兵制正在崩溃中，原先踊跃当兵的人不存在了。尽管朝廷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愿意当兵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他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势，最后结果是导致了武后玄宗朝用朝廷金帛招募的雇佣兵完全取代了府兵。雇佣兵和官僚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都表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开支是极小的。无论文武官制，文武官其实是不分的，都由贵族免费担任，担任官职是一种特权，非贵族阶级没有资格做官，也无需承担这样的负担。而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平等的，向所有顺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做官或者是当兵。但是做官和当兵只是为了待遇，做官可以得到俸禄，当兵可以得到饷银。因此它的开支是极高的。这个巨大的开支必须由那些不当兵也不做官的顺民来承担。
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变，就意味着顺民负担的极大加重、财政的急剧膨胀和官僚机构与常备军的迅速扩大。同时由于在封建主义下，因为出将入相，贵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而依靠金帛招募的这些雇佣兵却是很容易叛乱的。所以帝国官僚制度发展到后期的话，终归会出现财政危机。一方面是朝廷无法支付军饷，另一方面是雇佣来的军队早晚会发动叛乱。同时，顺民因为是单方面支付财政压力，负担越来越重，逐步也会变成流民和难民。所以这个过程像是一个系统自动崩溃，是无法改变的。这个系统，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这个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唐代末期所谓的藩镇之乱，骨子里面就是唐朝政府从中亚招募蛮族武士补充它原先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旧军队，这些蛮族武士形成了朝廷难以控制的藩镇，但是也延长了朝廷的寿命。这些藩镇在内地日久，逐步也丧失了它的战斗力，于是新一批蛮族又必须阑入。在安史之乱时期为朝廷平叛的朔方军，后来在中原日久就渐渐地就失去战斗力，在黄巢之乱的时候就已经抵挡不住了。于是朝廷又必须进一步招募更加野蛮的沙陀人，把他们安置在太原一带。而这个太原军事集团，就是后来五代中四代的起源。而这个军事集团在进入中原、承平日久以后，又渐渐地抵挡不住外来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其他集团。于是这个蛮族阑入的过程中，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原地区的居民，首先变得驯化和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间创造出极大的繁荣以后，最后在战争中被消灭，然后又被新的蛮族所替代。这个替代的最后一步就是辽、金、元的相继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