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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主义——当今所有国家的困境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发展到现在，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过去，文明与私有制紧密联系。如果历史能教给我们什么东西，那就是——私有财产与文明密不可分。
政府总是看不惯私有财产。政府从来就不倾向于自由。掌控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性上就会高估这些机构的运作能力，并致力于迫使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屈从于它的直接影响。国家控制主义是统治者、战争狂和公务员的职业病。只有在公民的倒逼下，政府才可能自由化。
自古以来，政府就急于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他们的努力从未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人们常常将政府的这种挫败归咎于所采取的措施低效和执行不力。他们认为，所需要的是更有干劲，更加残暴，然后成功才会有保障。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开始明白干预主义必然会失败。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与市场有关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相应的价格形态。价格、工资和利率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它们受到干扰，市场中运行的力量就会趋于恢复其自然状态。政府法令只会破坏市场运作，危及消费者需求之满足，而不会实现它们所追求的特定目的。
非常流行的现代干预主义学说无视经济科学，断言存在某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计划经济的经济协作制度，它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可行的。这第三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中，政府可以通过命令和禁令干预私有产权的运用。有人声称，这种干预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同样相去甚远；它提供了社会组织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它介于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它在保留了二者优点的同时，又避免了它们各自固有的缺陷。对干预主义的这种自我标榜，受到更古老的德国国家控制主义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和其他国家的许多群体拥护和支持。除了像俄罗斯和纳粹德国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当下每一个政府都在践行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政策的突出例子就是德意志帝国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当代美国的新政。
马克思主义者不支持干预主义。他们认可经济学关于“干预措施定会受挫”之义理的正确性。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力倡其所践行的干预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干预主义是破坏和瘫痪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他们希望以此加速实现计划经济。但是逻辑一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鄙弃干预主义，认为它是无意义（idle）的改良主义，会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并不指望通过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计划经济的乌托邦，相反，他们相信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产生计划经济。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参与任何他们认为是在干预资本主义自然演化的事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一以贯之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品质。于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会都热衷于支持干预主义。
将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混杂在一起是行不通的。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如果有一些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和公营的，这不会形成兼具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企业由国家或市政所有和经营，不会改变市场经济的特征。作为原料、设备和劳动力的购买者，作为财货和服务的销售者，他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场景。他们受制于“为消费者需求而生产”的定律，必须力求利润，至少要避免亏损。当政府试图通过动用公共资金弥补工厂和商铺的损失，以消除或减轻对消费者和市场的依赖时，结果只会是将这种依赖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想要弥补损失必须新增税入。但是，这种新增课税会影响市场。是市场机制的运作，而非政府征税，决定了税负的影响会落在谁头上，以及决定了它会如何影响生产与消费。决定这些公营企业运营状况的是市场，而非政府。
干预主义也不应与德国模式的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干预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以彻底废除市场为目标，它不想让私有产权沦为一种假象，让企业主沦落为经理。干预主义政府不想消灭私人企业；它只想通过孤立（isolated）的干预措施来监管私人企业的运作。令行禁止的全局系统（all-round system of orders and prohibitions）旨在控制全部的生产与分配部门，干预主义并没有将它们的干预措施设计为这种系统中的运作齿轮；这些干预措施的目的不是以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取代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
想掌握干预主义的含义和影响，研究两种最重要的干预方式：限制性干预（interference by restriction）和限价性干预（interference by price control）的运作就足够了。
限制性干预的直接目标，是使生产偏离按市场和消费者的指令形成的轨道。政府要么禁止生产某种财货，要么禁止应用某些生产方式，要么通过税收或惩罚使这些方式更难以实现。因此，它消灭了一些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最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进口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很明显，所有这些手段都使人民整体上更贫穷而非更富裕。它们阻止人们尽其所能地有效利用其知识和能力、劳力和物力。在未受阻碍的市场中，各种起作用的力量倾向于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利用每一种生产资料。政府干预带来了与之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削弱了供给。
尽管有些限制性措施导致了供给减少，在这里我们也无需追问，是不是能以它们还有其他优点为由来证明其合理性。 我们无需讨论如下问题：通过小麦进口税提高面包价格的坏处，是否可能因国内农民收入增加而抵消。对我们的宗旨来说，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已经足够：限制措施不能被视为增加财富和福利的手段，相反，它们只是造成了支出。它们就像政府从向公民征税所得中拿钱支付的补贴一样，不是生产性的政策措施，而只是支出性措施。它们不是财富创造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只是消耗财富的方式。
价格管制的目标是颁布不同于市场决定的价格、工资和利率。我们先来探讨最高限价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政府试图强行使价格低于市场价。
由不受阻碍的市场设定的价格对应的是供求平衡。每个人只要愿意支付市价，就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每个人只要愿意以市价出售，就能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政府在可售财货数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下令必须以更低的价格买卖，从而使将按潜在市价求售或付款都视为违法，那么这种均衡就再也无法保持。供给不变，现在市场上有更多潜在买家，也就是无法承受更高市价，但打算以更低的官方价格购买的人。也有尽管已经打算按政府定价甚至比这更高的价格入手，但却无法购买的潜在买家。价格不再是区分可能购买和可能不购买的潜在买家的手段。一种不同的拣选原则开始起作用。先到者先买，后到者被拒之门外。这种事态的可见结果是，家庭主妇和儿童在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一种价格管制时代到访过欧洲的人都熟悉的景象。如果政府不希望只有那些来得早的人，或售货员的私人朋友能买到东西，而其他人空手回家，那么它就必须调控可用库存的分配。它不得不引入某种定量配给。
但是价格上限不仅不能增加，而且会减少供给。因此，它无法实现当局希望的目标。相反，从政府和公众舆论的角度看，它所导致的状态甚至比原先它们想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如果政府想让穷人的孩子获得更多牛奶，它必须以市价购买牛奶，并以更低廉的价格亏本卖给贫穷的父母。损失可以用税收来弥补。但是，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给牛奶制定一个低于市价的价格，结果将事与愿违。为了避免亏损，那些成本最高的边际生产者将退出生产和销售牛奶的业务。他们会将他们的奶牛和技能用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目的。例如，他们会生产奶酪、黄油或牛肉。消费者能获得的牛奶将会更少，而非更多。然后，政府不得不在两个选项中做选择：要么放弃牛奶限价的努力，废除限价法令；要么在牛奶限价的基础上增加二次限价。在第二种情形下，政府必须限定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价格，以使边际生产者不再蒙受亏损并避免限制产出。但是，接着同样的问题，会在更长远的阶段（remoter plane）重复发生。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下降，政府又回到了起点，再次面对干预的失败。如果政府固执地推进其计划，它不得不再进一步。生产“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也需要其他生产要素，政府必须对这类生产要素继续限价。因此，政府被迫步步深入，给一切事物限价，这些事物包括一切消费品和一切生产要素——无论是人（即劳动力）还是物质资料——并强迫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位劳动者在政府限定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上持续工作。没有任何工业门类（branch of industry）能够逃脱这种全方位的价格和工资管制，以及政府为其所希望看到的生产量而下的全局（general）指令。如果让某些门类免于管制，结果将是资本和劳动力向这些门类转移，以及政府已限价财货的供应量出现相应下降。然而，正是这些财货，政府认为它们对满足大众的需求来说尤其重要。
但是，当达到这种全方位控制实业的状态时，市场经济已经被德国模式的计划经济计划所取代。政府的生产管理委员会现在完全控制一切商业活动，并决定必须如何利用生产手段——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
孤立的限价措施无法实现其所追求的目的。事实上，它们产生的影响与政府追求的效果南辕北辙。如果政府为了消除这些不可避免又不受待见的后果，在推行干预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最终会将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体系转变成计划经济。
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价格管控支持者为纳粹价格管制的所谓成功着迷。他们相信，德国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内实行价格管制具备可行性。他们认为，只要像纳粹那样干劲十足、不顾一切和残酷无情，价格管制就会成功。那些想以纳粹的方式同纳粹斗争的人们没有看到，纳粹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系，而并非改良了市场经济体系。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种体系。人们不得不在这两种体系中做选择，除非人们认为混乱也是一个可选项。
当政府诉诸最低限价时，情况也一样。最低限价是指政府定价高于不受阻碍的市场形成的价格水平。实践中，最低限价最重要的案例是最低工资。有些国家最低工资率由政府直接制定。其他国家政府只是间接干预工资。政府通过默许工会使用强制和胁迫手段，放手让工会对付不情愿的雇主和雇员。如果不是这样，罢工就达不到工会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雇主可以自由雇佣劳工取代罢工者，罢工将无法迫使雇主给出高于未受阻碍的市场形成的工资。今天，工会政策的本质，是在政府“仁慈”的保护下，工会可以采用或威胁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因此，工会代表，是国家强制和胁迫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确定最低工资率等同于由政府干预确定最低工资。
工会成功迫使企业家保证给出更高工资。但其努力的结果并非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人为提高工资率导致相当一部分潜在劳动力永久失业。在这种更高的工资率下，在边际上雇佣劳动力不再有利可图。企业家被迫限制产出，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工会很少为其活动的必然结果烦心；它们不关心那些非其兄弟手足的其他劳动者的命运。但对政府来说就不同了，他们声称的目标是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他们不仅想让工会成员受益，还想惠及所有丢了工作的人。政府想要增加所有工人的收入；许许多多人无法找到工作，与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
随着工会主义越来越盛行，最低工资的悲催（dismal）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只是一部分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熟练工人——加入工会，那么，因工会而实现的工资增长没有导致失业，而是导致那些没有有效率的工会或根本没有工会的行业劳动力供应增加。因工会政策而失业的工人进入这些自由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并导致这些行业的工资下降。有组织的工人薪资上涨的必然结果是无组织工人工资下降。但是，随着工会主义的蔓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某一行业失去工作的工人发现，在其他行业更难找到工作。他们是工会的受害者。
即使没有任何政府和工会的干预，也存在失业问题。但是，在未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消除失业的趋势。失业者正在找工作，这个事实必然导致工资率确定在某一水平，以使企业家能够雇佣所有渴望工作和赚取工资的人们。但是，如果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率阻止市场工资率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调整，失业往往会成为永久性的大规模现象。
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提升所有渴望工作的人的市场工资率：增加可能改进生产技术，从而提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的可用资本品数量。可悲的是，当征召数百万人服役带来的人力短缺一旦被克服，这场正在摧毁一部分资本品库存的战争，必然导致实际工资率暂时下降。正因为充分意识到这一不良后果，自由主义认为战争不但是一场政治灾难，而且也是经济灾难。
政府支出不是消除失业的恰当手段。如果政府以征税或向公众举债来为其支出提供资金，它就会削减公民的私人投资和支付能力，削减程度与政府支出能力的增加程度相同。如果政府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额外的纸币或从商业银行借款）来为其支出提供资金，它就会带来物价的普遍上涨。如果到那时货币工资率根本没有上升，或上升幅度低于物价涨幅，大规模失业可能会消失。但它消失的原因正是实际工资率的下降。
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相同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现在可以比以前生产更多产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可以用于既有产业的扩展和新产业的发展。“技术性失业”作为一种暂时现象可能发生。但是很快，失业者会在新的产业或在扩张中的旧产业中找到新的工作。如今，数百万工人受雇于过去数十年中诞生的新工业领域。工薪阶层本身就是这些新兴工业产品的主要购买者。
广大群众的持续性失业问题，只有一种解药：放弃以政府法令或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提高工资率的政策。
那些因为想蓄意破坏（sabotage）资本主义，从而最终实现计划经济而拥护干预主义的人，至少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清楚其目标。但是那些不希望以德式统制经济或俄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取代私有制的人，在建议实行价格管制和工会强制时，就犯下了可悲的错误。
更为谨慎和老练的干预主义支持者聪明地认识到，政府对实业的干预从长期来看无法达到目的。但是，他们断言，现在需要的是立即行动，需要一个短期政策。即便长远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干预主义也很好，因为它会带来有益的直接效果。只思当下，不忧远虑。对于这种态度，必须强调两点：（1）经历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干预政策之后，我们已经在面对干预主义的长期后果；（2）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工资干预主义（wage interventionism）即使在短期内也必然失败。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发展到现在，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过去，文明与私有制紧密联系。如果历史能教给我们什么东西，那就是——私有财产与文明密不可分。
政府总是看不惯私有财产。政府从来就不倾向于自由。掌控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性上就会高估这些机构的运作能力，并致力于迫使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屈从于它的直接影响。国家控制主义是统治者、战争狂和公务员的职业病。只有在公民的倒逼下，政府才可能自由化。
自古以来，政府就急于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他们的努力从未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人们常常将政府的这种挫败归咎于所采取的措施低效和执行不力。他们认为，所需要的是更有干劲，更加残暴，然后成功才会有保障。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开始明白干预主义必然会失败。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与市场有关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相应的价格形态。价格、工资和利率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它们受到干扰，市场中运行的力量就会趋于恢复其自然状态。政府法令只会破坏市场运作，危及消费者需求之满足，而不会实现它们所追求的特定目的。
非常流行的现代干预主义学说无视经济科学，断言存在某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计划经济的经济协作制度，它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可行的。这第三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中，政府可以通过命令和禁令干预私有产权的运用。有人声称，这种干预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同样相去甚远；它提供了社会组织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它介于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它在保留了二者优点的同时，又避免了它们各自固有的缺陷。对干预主义的这种自我标榜，受到更古老的德国国家控制主义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和其他国家的许多群体拥护和支持。除了像俄罗斯和纳粹德国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当下每一个政府都在践行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政策的突出例子就是德意志帝国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当代美国的新政。
马克思主义者不支持干预主义。他们认可经济学关于“干预措施定会受挫”之义理的正确性。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力倡其所践行的干预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干预主义是破坏和瘫痪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他们希望以此加速实现计划经济。但是逻辑一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鄙弃干预主义，认为它是无意义（idle）的改良主义，会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并不指望通过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计划经济的乌托邦，相反，他们相信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产生计划经济。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参与任何他们认为是在干预资本主义自然演化的事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一以贯之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品质。于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会都热衷于支持干预主义。
将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混杂在一起是行不通的。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如果有一些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和公营的，这不会形成兼具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企业由国家或市政所有和经营，不会改变市场经济的特征。作为原料、设备和劳动力的购买者，作为财货和服务的销售者，他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场景。他们受制于“为消费者需求而生产”的定律，必须力求利润，至少要避免亏损。当政府试图通过动用公共资金弥补工厂和商铺的损失，以消除或减轻对消费者和市场的依赖时，结果只会是将这种依赖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想要弥补损失必须新增税入。但是，这种新增课税会影响市场。是市场机制的运作，而非政府征税，决定了税负的影响会落在谁头上，以及决定了它会如何影响生产与消费。决定这些公营企业运营状况的是市场，而非政府。
干预主义也不应与德国模式的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干预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以彻底废除市场为目标，它不想让私有产权沦为一种假象，让企业主沦落为经理。干预主义政府不想消灭私人企业；它只想通过孤立（isolated）的干预措施来监管私人企业的运作。令行禁止的全局系统（all-round system of orders and prohibitions）旨在控制全部的生产与分配部门，干预主义并没有将它们的干预措施设计为这种系统中的运作齿轮；这些干预措施的目的不是以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取代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
想掌握干预主义的含义和影响，研究两种最重要的干预方式：限制性干预（interference by restriction）和限价性干预（interference by price control）的运作就足够了。
限制性干预的直接目标，是使生产偏离按市场和消费者的指令形成的轨道。政府要么禁止生产某种财货，要么禁止应用某些生产方式，要么通过税收或惩罚使这些方式更难以实现。因此，它消灭了一些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最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进口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很明显，所有这些手段都使人民整体上更贫穷而非更富裕。它们阻止人们尽其所能地有效利用其知识和能力、劳力和物力。在未受阻碍的市场中，各种起作用的力量倾向于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利用每一种生产资料。政府干预带来了与之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削弱了供给。
尽管有些限制性措施导致了供给减少，在这里我们也无需追问，是不是能以它们还有其他优点为由来证明其合理性。 我们无需讨论如下问题：通过小麦进口税提高面包价格的坏处，是否可能因国内农民收入增加而抵消。对我们的宗旨来说，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已经足够：限制措施不能被视为增加财富和福利的手段，相反，它们只是造成了支出。它们就像政府从向公民征税所得中拿钱支付的补贴一样，不是生产性的政策措施，而只是支出性措施。它们不是财富创造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只是消耗财富的方式。
价格管制的目标是颁布不同于市场决定的价格、工资和利率。我们先来探讨最高限价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政府试图强行使价格低于市场价。
由不受阻碍的市场设定的价格对应的是供求平衡。每个人只要愿意支付市价，就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每个人只要愿意以市价出售，就能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政府在可售财货数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下令必须以更低的价格买卖，从而使将按潜在市价求售或付款都视为违法，那么这种均衡就再也无法保持。供给不变，现在市场上有更多潜在买家，也就是无法承受更高市价，但打算以更低的官方价格购买的人。也有尽管已经打算按政府定价甚至比这更高的价格入手，但却无法购买的潜在买家。价格不再是区分可能购买和可能不购买的潜在买家的手段。一种不同的拣选原则开始起作用。先到者先买，后到者被拒之门外。这种事态的可见结果是，家庭主妇和儿童在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一种价格管制时代到访过欧洲的人都熟悉的景象。如果政府不希望只有那些来得早的人，或售货员的私人朋友能买到东西，而其他人空手回家，那么它就必须调控可用库存的分配。它不得不引入某种定量配给。
但是价格上限不仅不能增加，而且会减少供给。因此，它无法实现当局希望的目标。相反，从政府和公众舆论的角度看，它所导致的状态甚至比原先它们想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如果政府想让穷人的孩子获得更多牛奶，它必须以市价购买牛奶，并以更低廉的价格亏本卖给贫穷的父母。损失可以用税收来弥补。但是，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给牛奶制定一个低于市价的价格，结果将事与愿违。为了避免亏损，那些成本最高的边际生产者将退出生产和销售牛奶的业务。他们会将他们的奶牛和技能用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目的。例如，他们会生产奶酪、黄油或牛肉。消费者能获得的牛奶将会更少，而非更多。然后，政府不得不在两个选项中做选择：要么放弃牛奶限价的努力，废除限价法令；要么在牛奶限价的基础上增加二次限价。在第二种情形下，政府必须限定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价格，以使边际生产者不再蒙受亏损并避免限制产出。但是，接着同样的问题，会在更长远的阶段（remoter plane）重复发生。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下降，政府又回到了起点，再次面对干预的失败。如果政府固执地推进其计划，它不得不再进一步。生产“生产牛奶所需的生产要素”也需要其他生产要素，政府必须对这类生产要素继续限价。因此，政府被迫步步深入，给一切事物限价，这些事物包括一切消费品和一切生产要素——无论是人（即劳动力）还是物质资料——并强迫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位劳动者在政府限定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上持续工作。没有任何工业门类（branch of industry）能够逃脱这种全方位的价格和工资管制，以及政府为其所希望看到的生产量而下的全局（general）指令。如果让某些门类免于管制，结果将是资本和劳动力向这些门类转移，以及政府已限价财货的供应量出现相应下降。然而，正是这些财货，政府认为它们对满足大众的需求来说尤其重要。
但是，当达到这种全方位控制实业的状态时，市场经济已经被德国模式的计划经济计划所取代。政府的生产管理委员会现在完全控制一切商业活动，并决定必须如何利用生产手段——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
孤立的限价措施无法实现其所追求的目的。事实上，它们产生的影响与政府追求的效果南辕北辙。如果政府为了消除这些不可避免又不受待见的后果，在推行干预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最终会将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体系转变成计划经济。
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价格管控支持者为纳粹价格管制的所谓成功着迷。他们相信，德国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内实行价格管制具备可行性。他们认为，只要像纳粹那样干劲十足、不顾一切和残酷无情，价格管制就会成功。那些想以纳粹的方式同纳粹斗争的人们没有看到，纳粹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系，而并非改良了市场经济体系。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种体系。人们不得不在这两种体系中做选择，除非人们认为混乱也是一个可选项。
当政府诉诸最低限价时，情况也一样。最低限价是指政府定价高于不受阻碍的市场形成的价格水平。实践中，最低限价最重要的案例是最低工资。有些国家最低工资率由政府直接制定。其他国家政府只是间接干预工资。政府通过默许工会使用强制和胁迫手段，放手让工会对付不情愿的雇主和雇员。如果不是这样，罢工就达不到工会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雇主可以自由雇佣劳工取代罢工者，罢工将无法迫使雇主给出高于未受阻碍的市场形成的工资。今天，工会政策的本质，是在政府“仁慈”的保护下，工会可以采用或威胁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因此，工会代表，是国家强制和胁迫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确定最低工资率等同于由政府干预确定最低工资。
工会成功迫使企业家保证给出更高工资。但其努力的结果并非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人为提高工资率导致相当一部分潜在劳动力永久失业。在这种更高的工资率下，在边际上雇佣劳动力不再有利可图。企业家被迫限制产出，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工会很少为其活动的必然结果烦心；它们不关心那些非其兄弟手足的其他劳动者的命运。但对政府来说就不同了，他们声称的目标是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他们不仅想让工会成员受益，还想惠及所有丢了工作的人。政府想要增加所有工人的收入；许许多多人无法找到工作，与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
随着工会主义越来越盛行，最低工资的悲催（dismal）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只是一部分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熟练工人——加入工会，那么，因工会而实现的工资增长没有导致失业，而是导致那些没有有效率的工会或根本没有工会的行业劳动力供应增加。因工会政策而失业的工人进入这些自由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并导致这些行业的工资下降。有组织的工人薪资上涨的必然结果是无组织工人工资下降。但是，随着工会主义的蔓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某一行业失去工作的工人发现，在其他行业更难找到工作。他们是工会的受害者。
即使没有任何政府和工会的干预，也存在失业问题。但是，在未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消除失业的趋势。失业者正在找工作，这个事实必然导致工资率确定在某一水平，以使企业家能够雇佣所有渴望工作和赚取工资的人们。但是，如果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率阻止市场工资率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调整，失业往往会成为永久性的大规模现象。
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提升所有渴望工作的人的市场工资率：增加可能改进生产技术，从而提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的可用资本品数量。可悲的是，当征召数百万人服役带来的人力短缺一旦被克服，这场正在摧毁一部分资本品库存的战争，必然导致实际工资率暂时下降。正因为充分意识到这一不良后果，自由主义认为战争不但是一场政治灾难，而且也是经济灾难。
政府支出不是消除失业的恰当手段。如果政府以征税或向公众举债来为其支出提供资金，它就会削减公民的私人投资和支付能力，削减程度与政府支出能力的增加程度相同。如果政府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额外的纸币或从商业银行借款）来为其支出提供资金，它就会带来物价的普遍上涨。如果到那时货币工资率根本没有上升，或上升幅度低于物价涨幅，大规模失业可能会消失。但它消失的原因正是实际工资率的下降。
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相同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现在可以比以前生产更多产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可以用于既有产业的扩展和新产业的发展。“技术性失业”作为一种暂时现象可能发生。但是很快，失业者会在新的产业或在扩张中的旧产业中找到新的工作。如今，数百万工人受雇于过去数十年中诞生的新工业领域。工薪阶层本身就是这些新兴工业产品的主要购买者。
广大群众的持续性失业问题，只有一种解药：放弃以政府法令或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提高工资率的政策。
那些因为想蓄意破坏（sabotage）资本主义，从而最终实现计划经济而拥护干预主义的人，至少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清楚其目标。但是那些不希望以德式统制经济或俄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取代私有制的人，在建议实行价格管制和工会强制时，就犯下了可悲的错误。
更为谨慎和老练的干预主义支持者聪明地认识到，政府对实业的干预从长期来看无法达到目的。但是，他们断言，现在需要的是立即行动，需要一个短期政策。即便长远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干预主义也很好，因为它会带来有益的直接效果。只思当下，不忧远虑。对于这种态度，必须强调两点：（1）经历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干预政策之后，我们已经在面对干预主义的长期后果；（2）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工资干预主义（wage interventionism）即使在短期内也必然失败。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