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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政治含义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向我们提供了民族（nation）这个词的不同定义。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科学应赋予它何种意义并不感兴趣。我们正在探讨的是，民族-国家化原则的欧洲支持者赋予民族和民族性的概念何种意义。重要的是确定这些术语在当今政治行动词汇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在实际生活和当代冲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美国或澳大利亚的政治学对民族-国家化原则一无所知。当美国人从大不列颠、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统治中自我解放时，他们的目标是自决，而非建立某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而后者正是民族-国家化原则赋予民族一词的含义。美国人的先祖漂洋过海来到美利坚，从语言上讲，美国人与其先祖的故国很相似。现在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并不想吞并讲英语的加拿大。反对英国管理体制的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也并非为建立一个法语国家而战。在加拿大自治领内，英语和法语两个语言族群，都或多或少地以和平的方式互相合作，在这里，没有“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人”。拉丁美洲也未受语言问题困扰。并不是语言不同造成了阿根廷从智利分离出来，或危地马拉从墨西哥分离出来。西半球也有很多种族、社会、政治甚至宗教冲突，但是，过去美洲的政治生活未受到语言族群问题的严重困扰。
当代亚洲也不存在任何严重的语言族群对立。印度在语言上并不一致；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差异问题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
情况可能很快会有所改变。但在目前，民族-国家化原则多少还只是一个欧洲概念，它是欧洲的主要政治问题。
然后，根据民族-国家化原则，每一个语言族群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接纳所有讲其本族语言的人们。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另立其并不吻合民族-国家化原则的国家。此项原则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些人急于改变自己的语言，以便据此原则来证明他们的建国理想是正当的。
挪威人现在用以口述笔录的惯用语言，几乎与丹麦一样。但是挪威人不打算放弃政治独立。为了给予其政治纲领以语言学上的支持，一些挪威名人想要创造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想从他们的地方土语中翻新出一种新的语言，一种类似于回到十五世纪古挪威语的东西。挪威最伟大的作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认为这些努力蠢疯了，并在《培尔·金特（Peer Gynt）》（ 译注：《培尔·金特》（Peer Gynt）是挪威著名的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最具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该书通过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探索了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重大哲学命题。原注：《培尔·金特》第四幕，疯人院场景。）一书中鄙视了这些做法。
爱尔兰人用英语会话和书写。最重要的英语作家，有些就是爱尔兰人。但是爱尔兰人希望在政治上独立。因此，他们推想，有必要回到他们国家曾经使用的盖尔方言（译注：一般来说，盖尔语包括：（1）苏格兰的盖尔语；（2）爱尔兰的盖尔语。苏格兰盖尔语是苏格兰最古老的语言，公元三世纪前后首先出现于苏格兰。五世纪后盖尔语已成为苏格兰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十九、二十世纪，盖尔语逐渐被排斥出苏格兰学校教育和公众生活领域。爱尔兰语正式名称是爱尔兰盖尔语。）上来。他们从古籍和手稿中发掘这种语言，并试图让它复活。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成功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由信奉犹太教的人组成的独立国家。对他们来说，犹太人是一个种群（people）和民族（nation）。在此，我们并不关心为这些主张提供正当性辩护的史学论证是否正确，也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计划是否听起来合理。但事实是，许多犹太人讲不同的语言；从民族-国家化原则的观点看，犹太复国主义的雄心，与爱尔兰人的雄心一样不合规矩（irregular）。（译注：民族-国家化原则要求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都不是全部说一种语言。他们的独立主张与这一规则不相符。）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引导犹太人用希伯来语会话和书写。这些计划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基督时代，巴勒斯坦的居民并不讲希伯来语（译注：希伯来语是犹太民族的语言，以色列通用语言，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语言之一。“希伯来”意为“渡河而来”，属于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的一个分支。许多以色列文学作品和文献都是用希伯来语写出来的，主要文献保留在《死海古卷》和大量宗教法典及文献之中。）；他们的母语是阿拉米语（Aramaic）（译注：阿拉米语是《圣经·旧约》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日常用语，《新约》中的《马太福音》即是以此语言书写。一些学者更认为耶稣基督是以这种语言传道。它属于闪米特语系，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希伯来语只是宗教的书面用语。人们并不理解希伯来语。当地居民普遍知晓的第二种语言是希腊语（原注：肯扬（Kenyon），“基督所知的圣经”《现代知识视野下的基督教史》（伦敦，1929年），第172页。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将意第绪语作为民族语言；但他们没有成功。意第绪语是一种日耳曼语方言，它从希伯来语中借用了一些词汇，但更多来自从斯拉夫语。它起源于欧洲东北部德意志地区犹太人所说的方言。在美国以希伯来字母印刷和发行的报纸不是以希伯来语而是以意第绪语写作的。）。
以上事实证明了民族-国家化原则的含义和威力。这一原则的倡导者所使用的术语“民族”和“民族性”等同于“语言族群”一词。哈布斯堡帝国在这些冲突中使用的术语是die nationale Frage（民族问题），其同义词是die Sprachenfrage（语言问题）；nationale Kämpfe（民族斗争），其同义词是Sprachenkämpfe（语言斗争）。冲突的主题通常是行政、法庭、军队应使用哪种语言，学校应教授哪种语言？
英国和法国的书籍报刊将这些冲突称为种族冲突，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欧洲没有种族冲突。人类学家无法借助解剖学的方法确立任何清晰的，能将欧洲那些分属不同族群（groups）的人们区分开来的身体特征，如果你把其中某人带到人类学家面前，人类学家将无法通过生物学方法来判断此人是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
同属于任一族群的人们也没有共同的血统。800年前，易北河右岸——整个德意志东北部——只居住着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各部落。在日耳曼历史学家称之为“东方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the East）”的过程中，它才变成日耳曼语言区。日耳曼人从西部和南部移民至这一地区；但其目前的人口主要来自土著的斯拉夫族人和波罗的海族人的后裔，这些人在教会和学校的影响下改说日耳曼语。当然，普鲁士沙文主义者断言，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土著已经被消灭，今天全部人口都是日耳曼殖民者的后裔。这种说法没有丝毫证据。普鲁士历史学家发明这种说法，是为了以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视角证明，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是正当合理的。但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否认，当地王公的王朝（波美拉尼亚王朝、西里西亚王朝、梅克伦堡王朝）（译注：这些都是德意志著名邦国的王室家族。）和绝大多数贵族家庭的斯拉夫血统是无可置疑的。普鲁士的露易丝王后（ 译注：玛丽·露易丝，全名Augusta Marie Luise Katharina（1811年9月30日-1890年1月7日），普鲁士王后和德意志帝国皇后，德皇威廉一世的妻子。）被所有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视为德意志妇女的典范，她是梅克伦堡公爵家族之后，这个家族最初的斯拉夫特征从未受到质疑。德意志东北部的许多贵族家族都可以追溯出斯拉夫祖先。当然，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家族谱系，无法像追溯贵族谱系那样确定到那么古早的时代；仅此就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拿不出他们有斯拉夫血统的证据。断言斯拉夫王公和骑士为了进口日耳曼裔农奴定居其庄园，而会去消灭他们原有的斯拉夫裔农奴，这是自相矛盾的。
人们从一个语言族群转到另一个语言族群，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古早时代。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存在这种现象，它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都没人对此加以评述。在纳粹运动中，纳粹宣扬的许多德国和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的杰出人物，其父母都不讲德语。类似情形遍布欧洲。在很多情况下，改换族群门庭的同时，姓氏也发生改变；更常见的是，人们保留了听上去像外国人的家族姓氏。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译注：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先后写了《青鸟》、《盲人》、《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蒙娜·凡娜》等多部剧本。被誉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和维尔哈伦（译注：埃米勒·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时诗人 ，剧作家 ，文艺评论家。）曾以法语写作；他们的名字则显示出其祖先是弗莱芒（译注：弗莱芒，欧洲民族之一，以荷兰语为母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属于白种人。弗莱芒人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因历史上居住在“佛兰德”或“法兰德斯” （荷兰语：Vlaanderen；英语：Flanders）地区得名，现今主要分布在比利时北部——弗莱芒大区。另外，还有一些弗莱芒人分布在荷兰和法国等国。）人。匈牙利诗人亚历山大·裴多菲（译注：裴多菲（1823年1月1日-1849年7月31日），旧译彼得斐，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他在1849年瑟克什堡（Schässburg）战役中为匈牙利革命事业牺牲——他是名为彼得洛维奇（Petrovics）的斯拉夫家族之子嗣。熟悉欧洲大地和人民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成千上万这样的案例。欧洲也是一个熔炉，或者毋宁说是许多熔炉的集合。
每当有人提出“某族群是否应被视为明显（distinct）的民族，并因此有权主张政治自治”的问题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争论——所涉及的族群使用的惯用语是一种明显的语言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方言？俄罗斯人坚持认为乌克兰或罗塞尼亚（Ruthenian）（译注：罗塞尼亚语属于斯拉夫语族的东斯拉夫语支，在语言分类上最接近乌克兰语。罗塞尼亚语使用者分布在乌克兰、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因为使用者分布在多国，罗塞尼亚语未有一个统一的拼字法，而根据了各自的方言来拼写。）惯用语是一种方言，就像德国北部的低地德语（Platt-Deutsch）（译注：低地德语是广泛分布于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德语方言体系，包括东低地德语——包括柏林、梅伦堡等地区所使用的东、西普鲁士德语、低地萨克森语——北美堪萨斯的德裔群体所使用的方言，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绝大多数城市、以及荷兰东南部很多省的一部分使用的方言、低地法兰克语——包括标准荷兰语、比利时的弗莱芒语。在德国地区，低地德语后来逐渐被标准德语取代，现在使用者甚少。）和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çal）语（译注：普罗旺斯语的学名是法兰克-普罗旺斯语，是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一种语言。该语言的主要使用者集中在意大利自治区瓦莱达奥斯塔。其他使用地区有意大利的都灵省、皮埃蒙特、福贾省，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区、萨瓦省以及瑞士的罗曼迪等地。）。捷克人用同样的观点反对斯洛伐克人的独立雄心，意大利人则以此反对列托-罗曼语（Rhaeto-Romanic idiom）（译注：列托-罗曼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通行于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仅仅数年前，瑞士政府才给予罗曼什语（Romansh）（译注：罗曼什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是瑞士四种官方语言之一，通行于格劳宾登州。）作为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许多纳粹宣称荷兰语不是一种语言，而只是日耳曼方言——一种自诩拥有语言地位的低地德语方言。
民族-国家化原则对瑞士政治思想的渗透较晚。有两个原因使瑞士迄今成功抵御了致其解体的力量。
第一个因素是瑞士三种主要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是优质语言。对于每一个生活欧洲大陆的人来说，从三者中习得其一，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如果一个德裔瑞士人掌握了法语或意大利语，那他不仅为其商业生涯提供了更好的装备，还能徜徉于最伟大的文学世界之一。法裔瑞士人或意裔瑞士人习得意大利语或德语时也是如此。因此，瑞士人并不反对双语教育。他们认为，让他们的孩子掌握这个国家其他两种语言中的一种或两种，对孩子们有很大帮助。但是一个法裔比利时人学习弗莱芒语（Flemish）（译注：弗莱芒语是比利时荷兰语的旧名称，主要通行于比利时北部区。比利时北部同荷兰南部相连， 历史上荷兰、 比利时曾是一个国家，所以弗莱芒语实际上即是南部荷兰语方言，它属于低地德语的一个分支。）能有何收获？一个斯洛伐克人学习匈牙利语能有何收获？一个匈牙利人学习罗马尼亚语能有何收获？对于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或捷克人而言，懂德语几乎必不可少；但一个德国人学习捷克语或波兰语就是浪费时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在瑞士的语言环境下，教育问题不那么重要。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结构。东欧国家从未自由化。他们直接从君主专制主义跳入国家控制主义。自185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坚持干预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席卷西方。他们毫不妥协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其国家控制主义的结果。但是，在一战前夕，瑞士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国家。自此之后，它就越来越转向干预主义；随着干预主义的扩散，语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提契诺（Ticino）（译注：提契诺位于瑞士南部，是瑞士意大利语区。），有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在德语区，有亲纳粹党；在西南部，有法兰西民族主义分子。瑞士联合民主政体的胜利无疑将阻止这些运动。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瑞士的完整性受到同样的因素保障，这种因素应归功于其历史起源与存续——亦即邻国的政治条件。（译注：此处是指，因为瑞士复杂的民族成分，互有矛盾的欧洲列强在瑞士都有亲缘族裔，这有利于瑞士保持独立，而没有被某一大国吞并或主动倾向于某一大国。）
在欧洲大陆有一个特例，在此例中，宗教原因和书面语字母类型，而非语言，成为区分两国的典型特征。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说相同的语言；但是塞尔维亚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译注：西里尔字母（Cyrillic）源于希腊字母，普遍认为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西里尔（827年–869年）在9世纪为了方便在斯拉夫民族传播东正教所创立的，被斯拉夫民族广泛采用，因此有时也称为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人使用罗马字母。塞尔维亚人坚守东正教会的正统信条；克罗地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必须再三强调，种族主义与种族纯洁及团结的考虑，在这些欧洲语言族群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诚然，民族主义者经常以“种族”和“共同血统”作为口号。但是，这只是宣传，对政策和政治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相反，民族主义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时，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拒绝种族主义和个体的种族特征。日耳曼种族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贵的日耳曼或雅利安英雄的原型图像，并从生物学上精确地描述了这一原型的身体特征。每个德国人都熟悉这个典范，大多数人相信这个原型的肖像画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哪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敢以此模式来区分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人们发现，日耳曼主义的区分准则并不像是这个种族标准，而是德语（ 原注：可以参考本书第八章中谈到的，民族主义者积极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中的所谓种族因素。）。如果根据种族特征撕裂德语族群，将导致至少八成德国人从日耳曼人行列中消失。无论希特勒还是戈培尔，抑或是绝大多数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拥趸，都不符合种族神话炮制的雅利安原型的肖像和身体特征。
匈牙利人为自己是蒙古部落的后裔而自豪，后者在中世纪早期征服了这些人自称为匈牙利的国家。罗马尼亚人吹嘘自己是罗马殖民者的后裔。希腊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人的高贵子嗣。
历史学家相当怀疑这些说法的正确性。这些国家的现代政治民族主义也无视这些说法。民族主义在语言而非种族特征或所称先祖之血统中发现了民族的实践性标准。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向我们提供了民族（nation）这个词的不同定义。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科学应赋予它何种意义并不感兴趣。我们正在探讨的是，民族-国家化原则的欧洲支持者赋予民族和民族性的概念何种意义。重要的是确定这些术语在当今政治行动词汇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在实际生活和当代冲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美国或澳大利亚的政治学对民族-国家化原则一无所知。当美国人从大不列颠、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统治中自我解放时，他们的目标是自决，而非建立某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而后者正是民族-国家化原则赋予民族一词的含义。美国人的先祖漂洋过海来到美利坚，从语言上讲，美国人与其先祖的故国很相似。现在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并不想吞并讲英语的加拿大。反对英国管理体制的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也并非为建立一个法语国家而战。在加拿大自治领内，英语和法语两个语言族群，都或多或少地以和平的方式互相合作，在这里，没有“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人”。拉丁美洲也未受语言问题困扰。并不是语言不同造成了阿根廷从智利分离出来，或危地马拉从墨西哥分离出来。西半球也有很多种族、社会、政治甚至宗教冲突，但是，过去美洲的政治生活未受到语言族群问题的严重困扰。
当代亚洲也不存在任何严重的语言族群对立。印度在语言上并不一致；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差异问题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
情况可能很快会有所改变。但在目前，民族-国家化原则多少还只是一个欧洲概念，它是欧洲的主要政治问题。
然后，根据民族-国家化原则，每一个语言族群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接纳所有讲其本族语言的人们。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另立其并不吻合民族-国家化原则的国家。此项原则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些人急于改变自己的语言，以便据此原则来证明他们的建国理想是正当的。
挪威人现在用以口述笔录的惯用语言，几乎与丹麦一样。但是挪威人不打算放弃政治独立。为了给予其政治纲领以语言学上的支持，一些挪威名人想要创造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想从他们的地方土语中翻新出一种新的语言，一种类似于回到十五世纪古挪威语的东西。挪威最伟大的作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认为这些努力蠢疯了，并在《培尔·金特（Peer Gynt）》（ 译注：《培尔·金特》（Peer Gynt）是挪威著名的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最具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该书通过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探索了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重大哲学命题。原注：《培尔·金特》第四幕，疯人院场景。）一书中鄙视了这些做法。
爱尔兰人用英语会话和书写。最重要的英语作家，有些就是爱尔兰人。但是爱尔兰人希望在政治上独立。因此，他们推想，有必要回到他们国家曾经使用的盖尔方言（译注：一般来说，盖尔语包括：（1）苏格兰的盖尔语；（2）爱尔兰的盖尔语。苏格兰盖尔语是苏格兰最古老的语言，公元三世纪前后首先出现于苏格兰。五世纪后盖尔语已成为苏格兰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十九、二十世纪，盖尔语逐渐被排斥出苏格兰学校教育和公众生活领域。爱尔兰语正式名称是爱尔兰盖尔语。）上来。他们从古籍和手稿中发掘这种语言，并试图让它复活。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成功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由信奉犹太教的人组成的独立国家。对他们来说，犹太人是一个种群（people）和民族（nation）。在此，我们并不关心为这些主张提供正当性辩护的史学论证是否正确，也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计划是否听起来合理。但事实是，许多犹太人讲不同的语言；从民族-国家化原则的观点看，犹太复国主义的雄心，与爱尔兰人的雄心一样不合规矩（irregular）。（译注：民族-国家化原则要求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都不是全部说一种语言。他们的独立主张与这一规则不相符。）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引导犹太人用希伯来语会话和书写。这些计划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基督时代，巴勒斯坦的居民并不讲希伯来语（译注：希伯来语是犹太民族的语言，以色列通用语言，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语言之一。“希伯来”意为“渡河而来”，属于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的一个分支。许多以色列文学作品和文献都是用希伯来语写出来的，主要文献保留在《死海古卷》和大量宗教法典及文献之中。）；他们的母语是阿拉米语（Aramaic）（译注：阿拉米语是《圣经·旧约》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日常用语，《新约》中的《马太福音》即是以此语言书写。一些学者更认为耶稣基督是以这种语言传道。它属于闪米特语系，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希伯来语只是宗教的书面用语。人们并不理解希伯来语。当地居民普遍知晓的第二种语言是希腊语（原注：肯扬（Kenyon），“基督所知的圣经”《现代知识视野下的基督教史》（伦敦，1929年），第172页。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将意第绪语作为民族语言；但他们没有成功。意第绪语是一种日耳曼语方言，它从希伯来语中借用了一些词汇，但更多来自从斯拉夫语。它起源于欧洲东北部德意志地区犹太人所说的方言。在美国以希伯来字母印刷和发行的报纸不是以希伯来语而是以意第绪语写作的。）。
以上事实证明了民族-国家化原则的含义和威力。这一原则的倡导者所使用的术语“民族”和“民族性”等同于“语言族群”一词。哈布斯堡帝国在这些冲突中使用的术语是die nationale Frage（民族问题），其同义词是die Sprachenfrage（语言问题）；nationale Kämpfe（民族斗争），其同义词是Sprachenkämpfe（语言斗争）。冲突的主题通常是行政、法庭、军队应使用哪种语言，学校应教授哪种语言？
英国和法国的书籍报刊将这些冲突称为种族冲突，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欧洲没有种族冲突。人类学家无法借助解剖学的方法确立任何清晰的，能将欧洲那些分属不同族群（groups）的人们区分开来的身体特征，如果你把其中某人带到人类学家面前，人类学家将无法通过生物学方法来判断此人是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
同属于任一族群的人们也没有共同的血统。800年前，易北河右岸——整个德意志东北部——只居住着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各部落。在日耳曼历史学家称之为“东方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the East）”的过程中，它才变成日耳曼语言区。日耳曼人从西部和南部移民至这一地区；但其目前的人口主要来自土著的斯拉夫族人和波罗的海族人的后裔，这些人在教会和学校的影响下改说日耳曼语。当然，普鲁士沙文主义者断言，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土著已经被消灭，今天全部人口都是日耳曼殖民者的后裔。这种说法没有丝毫证据。普鲁士历史学家发明这种说法，是为了以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视角证明，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是正当合理的。但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否认，当地王公的王朝（波美拉尼亚王朝、西里西亚王朝、梅克伦堡王朝）（译注：这些都是德意志著名邦国的王室家族。）和绝大多数贵族家庭的斯拉夫血统是无可置疑的。普鲁士的露易丝王后（ 译注：玛丽·露易丝，全名Augusta Marie Luise Katharina（1811年9月30日-1890年1月7日），普鲁士王后和德意志帝国皇后，德皇威廉一世的妻子。）被所有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视为德意志妇女的典范，她是梅克伦堡公爵家族之后，这个家族最初的斯拉夫特征从未受到质疑。德意志东北部的许多贵族家族都可以追溯出斯拉夫祖先。当然，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家族谱系，无法像追溯贵族谱系那样确定到那么古早的时代；仅此就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拿不出他们有斯拉夫血统的证据。断言斯拉夫王公和骑士为了进口日耳曼裔农奴定居其庄园，而会去消灭他们原有的斯拉夫裔农奴，这是自相矛盾的。
人们从一个语言族群转到另一个语言族群，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古早时代。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存在这种现象，它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都没人对此加以评述。在纳粹运动中，纳粹宣扬的许多德国和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的杰出人物，其父母都不讲德语。类似情形遍布欧洲。在很多情况下，改换族群门庭的同时，姓氏也发生改变；更常见的是，人们保留了听上去像外国人的家族姓氏。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译注：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先后写了《青鸟》、《盲人》、《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蒙娜·凡娜》等多部剧本。被誉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和维尔哈伦（译注：埃米勒·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时诗人 ，剧作家 ，文艺评论家。）曾以法语写作；他们的名字则显示出其祖先是弗莱芒（译注：弗莱芒，欧洲民族之一，以荷兰语为母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属于白种人。弗莱芒人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因历史上居住在“佛兰德”或“法兰德斯” （荷兰语：Vlaanderen；英语：Flanders）地区得名，现今主要分布在比利时北部——弗莱芒大区。另外，还有一些弗莱芒人分布在荷兰和法国等国。）人。匈牙利诗人亚历山大·裴多菲（译注：裴多菲（1823年1月1日-1849年7月31日），旧译彼得斐，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他在1849年瑟克什堡（Schässburg）战役中为匈牙利革命事业牺牲——他是名为彼得洛维奇（Petrovics）的斯拉夫家族之子嗣。熟悉欧洲大地和人民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成千上万这样的案例。欧洲也是一个熔炉，或者毋宁说是许多熔炉的集合。
每当有人提出“某族群是否应被视为明显（distinct）的民族，并因此有权主张政治自治”的问题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争论——所涉及的族群使用的惯用语是一种明显的语言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方言？俄罗斯人坚持认为乌克兰或罗塞尼亚（Ruthenian）（译注：罗塞尼亚语属于斯拉夫语族的东斯拉夫语支，在语言分类上最接近乌克兰语。罗塞尼亚语使用者分布在乌克兰、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因为使用者分布在多国，罗塞尼亚语未有一个统一的拼字法，而根据了各自的方言来拼写。）惯用语是一种方言，就像德国北部的低地德语（Platt-Deutsch）（译注：低地德语是广泛分布于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德语方言体系，包括东低地德语——包括柏林、梅伦堡等地区所使用的东、西普鲁士德语、低地萨克森语——北美堪萨斯的德裔群体所使用的方言，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绝大多数城市、以及荷兰东南部很多省的一部分使用的方言、低地法兰克语——包括标准荷兰语、比利时的弗莱芒语。在德国地区，低地德语后来逐渐被标准德语取代，现在使用者甚少。）和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çal）语（译注：普罗旺斯语的学名是法兰克-普罗旺斯语，是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一种语言。该语言的主要使用者集中在意大利自治区瓦莱达奥斯塔。其他使用地区有意大利的都灵省、皮埃蒙特、福贾省，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区、萨瓦省以及瑞士的罗曼迪等地。）。捷克人用同样的观点反对斯洛伐克人的独立雄心，意大利人则以此反对列托-罗曼语（Rhaeto-Romanic idiom）（译注：列托-罗曼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通行于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仅仅数年前，瑞士政府才给予罗曼什语（Romansh）（译注：罗曼什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是瑞士四种官方语言之一，通行于格劳宾登州。）作为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许多纳粹宣称荷兰语不是一种语言，而只是日耳曼方言——一种自诩拥有语言地位的低地德语方言。
民族-国家化原则对瑞士政治思想的渗透较晚。有两个原因使瑞士迄今成功抵御了致其解体的力量。
第一个因素是瑞士三种主要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是优质语言。对于每一个生活欧洲大陆的人来说，从三者中习得其一，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如果一个德裔瑞士人掌握了法语或意大利语，那他不仅为其商业生涯提供了更好的装备，还能徜徉于最伟大的文学世界之一。法裔瑞士人或意裔瑞士人习得意大利语或德语时也是如此。因此，瑞士人并不反对双语教育。他们认为，让他们的孩子掌握这个国家其他两种语言中的一种或两种，对孩子们有很大帮助。但是一个法裔比利时人学习弗莱芒语（Flemish）（译注：弗莱芒语是比利时荷兰语的旧名称，主要通行于比利时北部区。比利时北部同荷兰南部相连， 历史上荷兰、 比利时曾是一个国家，所以弗莱芒语实际上即是南部荷兰语方言，它属于低地德语的一个分支。）能有何收获？一个斯洛伐克人学习匈牙利语能有何收获？一个匈牙利人学习罗马尼亚语能有何收获？对于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或捷克人而言，懂德语几乎必不可少；但一个德国人学习捷克语或波兰语就是浪费时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在瑞士的语言环境下，教育问题不那么重要。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结构。东欧国家从未自由化。他们直接从君主专制主义跳入国家控制主义。自185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坚持干预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席卷西方。他们毫不妥协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其国家控制主义的结果。但是，在一战前夕，瑞士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国家。自此之后，它就越来越转向干预主义；随着干预主义的扩散，语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提契诺（Ticino）（译注：提契诺位于瑞士南部，是瑞士意大利语区。），有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在德语区，有亲纳粹党；在西南部，有法兰西民族主义分子。瑞士联合民主政体的胜利无疑将阻止这些运动。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瑞士的完整性受到同样的因素保障，这种因素应归功于其历史起源与存续——亦即邻国的政治条件。（译注：此处是指，因为瑞士复杂的民族成分，互有矛盾的欧洲列强在瑞士都有亲缘族裔，这有利于瑞士保持独立，而没有被某一大国吞并或主动倾向于某一大国。）
在欧洲大陆有一个特例，在此例中，宗教原因和书面语字母类型，而非语言，成为区分两国的典型特征。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说相同的语言；但是塞尔维亚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译注：西里尔字母（Cyrillic）源于希腊字母，普遍认为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西里尔（827年–869年）在9世纪为了方便在斯拉夫民族传播东正教所创立的，被斯拉夫民族广泛采用，因此有时也称为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人使用罗马字母。塞尔维亚人坚守东正教会的正统信条；克罗地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必须再三强调，种族主义与种族纯洁及团结的考虑，在这些欧洲语言族群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诚然，民族主义者经常以“种族”和“共同血统”作为口号。但是，这只是宣传，对政策和政治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相反，民族主义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时，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拒绝种族主义和个体的种族特征。日耳曼种族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贵的日耳曼或雅利安英雄的原型图像，并从生物学上精确地描述了这一原型的身体特征。每个德国人都熟悉这个典范，大多数人相信这个原型的肖像画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哪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敢以此模式来区分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人们发现，日耳曼主义的区分准则并不像是这个种族标准，而是德语（ 原注：可以参考本书第八章中谈到的，民族主义者积极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中的所谓种族因素。）。如果根据种族特征撕裂德语族群，将导致至少八成德国人从日耳曼人行列中消失。无论希特勒还是戈培尔，抑或是绝大多数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拥趸，都不符合种族神话炮制的雅利安原型的肖像和身体特征。
匈牙利人为自己是蒙古部落的后裔而自豪，后者在中世纪早期征服了这些人自称为匈牙利的国家。罗马尼亚人吹嘘自己是罗马殖民者的后裔。希腊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人的高贵子嗣。
历史学家相当怀疑这些说法的正确性。这些国家的现代政治民族主义也无视这些说法。民族主义在语言而非种族特征或所称先祖之血统中发现了民族的实践性标准。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