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犬一獒 on Nostr: ...
部队作家郑彦英在一篇题为《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的回忆文章里（见2011年5月17日《今晚报》），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春天，在广州偶遇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一位军级首长－－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因同住一个招待所，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他好奇，“一直想问刘少奇专案组的事情，那时候 刘少奇还没有平反，我不敢贸然开口”。后来终于有了机会：
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下面郑彦英转述了刘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说起的，当时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云云，不具引。
原来如此。人们长期以来，只看过刘少奇在中南海里边受批斗的照片，闹不清谁是组织者，照这个说法，意不在批斗，不过“调虎离山”罢了。但，按照当时以至后来社会上运动的常理，既然有权批斗，自然有权抄家，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个“文革”中，无法无天（连假装的法律程序也不讲），没有什么搜查证、逮捕证这一套，都是当着被批斗者或其家人的面，抄他们的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对刘少奇还有什么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红卫兵批斗是自发行动，可以针对国家主席无礼，而专案组虽干着非法抄家，却只能偷偷摸摸，怕给刘少奇留什么口实吗？设想不可谓不细，但仍然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专案组及其领导，潜意识中也自觉理亏，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之理直气壮吗？
这篇小文却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要说的是，看到郑文，我跟他初听中央专案组成员三条件的反应相似，也是一惊。特别是第三条大为意外。我先还以为“小学五年级以上”是个底线，绝然无法想象还有个“初中三年级以下”的上限。我几乎怀疑是否属实。
但我想起过去所知，有些机要部门，或也包括外事部门，政审特别严格的单位，接纳年轻人时，除讲究阶级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尽量来自边远地区，或通常所说的穷乡僻壤。这固然有“越穷越革命”的观念支配，也还因为相对于城市人口，他们社会关系单纯。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边电话联系上了，麻烦不麻烦？由此想到，当时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条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级以下，又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其知识结构有限，眼界阅历也有限，更易于约束管理吧。
而第一、二两条，我怀疑不是对所有专案组成员的要求，只是对像刘副主任这样的可作中央专案组（具体说是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人的要求。专案组那么多人，哪能个个是军级，个个是五代红呢。在当时，要找五代红的军级干部，多是红军时代参军的，的确也难从中找出几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来了。至于专案组一般工作人员中，是不是全数都要求初中三年级以下，我也略有存疑。但转念一想，即便如此，料想这些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也早已经过自学和培训，不会在当初的学历上停步不前了。这是不需要今天的我们“替古人担忧”的。
以上云云，是读郑文后的一些联想。因关于特定时期的专案组，当事人很少有人详细陈说，而回顾历史，又往往绕不开，人们对专案组是如何组成的，如何运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郑彦英这篇略窥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
---邵燕祥：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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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下面郑彦英转述了刘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说起的，当时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云云，不具引。
原来如此。人们长期以来，只看过刘少奇在中南海里边受批斗的照片，闹不清谁是组织者，照这个说法，意不在批斗，不过“调虎离山”罢了。但，按照当时以至后来社会上运动的常理，既然有权批斗，自然有权抄家，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个“文革”中，无法无天（连假装的法律程序也不讲），没有什么搜查证、逮捕证这一套，都是当着被批斗者或其家人的面，抄他们的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对刘少奇还有什么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红卫兵批斗是自发行动，可以针对国家主席无礼，而专案组虽干着非法抄家，却只能偷偷摸摸，怕给刘少奇留什么口实吗？设想不可谓不细，但仍然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专案组及其领导，潜意识中也自觉理亏，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之理直气壮吗？
这篇小文却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要说的是，看到郑文，我跟他初听中央专案组成员三条件的反应相似，也是一惊。特别是第三条大为意外。我先还以为“小学五年级以上”是个底线，绝然无法想象还有个“初中三年级以下”的上限。我几乎怀疑是否属实。
但我想起过去所知，有些机要部门，或也包括外事部门，政审特别严格的单位，接纳年轻人时，除讲究阶级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尽量来自边远地区，或通常所说的穷乡僻壤。这固然有“越穷越革命”的观念支配，也还因为相对于城市人口，他们社会关系单纯。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边电话联系上了，麻烦不麻烦？由此想到，当时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条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级以下，又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其知识结构有限，眼界阅历也有限，更易于约束管理吧。
而第一、二两条，我怀疑不是对所有专案组成员的要求，只是对像刘副主任这样的可作中央专案组（具体说是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人的要求。专案组那么多人，哪能个个是军级，个个是五代红呢。在当时，要找五代红的军级干部，多是红军时代参军的，的确也难从中找出几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来了。至于专案组一般工作人员中，是不是全数都要求初中三年级以下，我也略有存疑。但转念一想，即便如此，料想这些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也早已经过自学和培训，不会在当初的学历上停步不前了。这是不需要今天的我们“替古人担忧”的。
以上云云，是读郑文后的一些联想。因关于特定时期的专案组，当事人很少有人详细陈说，而回顾历史，又往往绕不开，人们对专案组是如何组成的，如何运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郑彦英这篇略窥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
---邵燕祥：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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