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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喜律师：“我爱你们，但我不能放弃理想和信念”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个十二月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来。
12年重刑，这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判决，被告人已被关押三年零四个月。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获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国律师。于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许志永，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因为这个刑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引起了巨大轰动。CNN、纽约时报等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作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追随该运动“自由、爱、公义”的精神，他参与推动教育平权，组织公民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行为。也正因为参加这些活动，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并于次年4月8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而同样被捕的许志永，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
出狱后，丁家喜与许志永没有停止行动，仍然奔走中国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为在厦门的一场朋友聚会而再度入狱。
与大学就学法律、早早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领域甚晚。2003年，当身为法律学者的许志永因“孙志刚案”发起三博士上书，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进入公共视野时，丁家喜才刚创立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此后许志永创立公盟、探访“黑监狱”、调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权、推动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几年里，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过着众人眼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打高尔夫、住五星级宾馆、吃鲍参燕翅。
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最终，因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他们殊途同归。是什么原因促使丁家喜放弃原有的生活，投身社会运动？又是什么让他在饱受牢狱之灾后仍不放弃，成为中国近十年来社会运动的标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来的历程，会发现，一切皆有来路。
1 “我发现只有律师职业可以改变社会”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当时“文革”结束刚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各种思潮朝气蓬勃。上了大学后，丁家喜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对于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县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鲜，也让他开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和静坐。在2017年接受《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他曾表示，“我对当时（学潮）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与许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动家不同，丁家喜此后并未继续投身社会运动。本科毕业后，他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代号六〇六所）工作了两年，接着又回北航继续读研究生。也是在读研究生时，他结识了妻子罗胜春。
据罗胜春介绍，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航的热学实验室。“当时他穿着沈阳606所的工作服走进来，满面笑容，对我叫了声’师姐’。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让房间充满了阳光。”自那以后，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便开始恋爱。互为初恋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恋爱后的那个春季学期，丁家喜常骑自行车载着罗胜春穿行校园。罗胜春熬夜写论文时，他也会陪伴左右。
在罗胜春眼里，那时的丁家喜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 “他喜欢读书，大学时读了很多文学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都读过，目标是读遍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品。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讲。好像他什么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也去看改编的电影。记忆中，他还会聊文革带给人的扭曲，谈及产权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中学时就开始迷恋罗素的自由思想、熟读梁晓声伤痕文学的罗胜春来说，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鸣。在她记忆中，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有一段时间还迷恋上了写诗，在一个本子上写满了给她的情诗。
“当时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书上，只有两套工作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时他也会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罗胜春都记得这些往事。
在罗胜春看来，除了喜欢阅读，丁家喜还是一个关怀他人、阳光乐观的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为婚姻不幸而自杀，这让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责没有好好关心妹妹。在罗胜春看来，他是那种把身边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后，他也总借钱给朋友，哪怕常常有借无还。
也许正是丁家喜的这份热心让他选择转行做了律师。研究生时，他就因厌倦专业课程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律师资格。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辞职，转行做了律师。据罗胜春回忆，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何喜欢文学的丁家喜会选择做律师，但他告诉她，“我经过了两年思考，发现只有律师这个职业可以替人说话，为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这是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职业。”
对此，丁家喜的朋友吕先生也补充，丁家喜多年后向他透露，自己的兴趣本来是做研究，但他觉得当年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有未来。因为体制内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
2 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
与许多热心公义的人权律师不同，转行做律师后，丁家喜接触的大多数是商业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丁家喜曾说，他在做律师助理时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但当时因为法庭不采纳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感到伤心与失望，逐渐远离刑辩领域，转而专注他更擅长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
代理商业案子让丁家喜得以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罗胜春回忆，当时丁家喜经常去打高尔夫，去茶馆，和不同人聊天。“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话说，广泛社交让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当时帮很多企业家应对过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帮他们讨回过钱。”罗胜春说。
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共性，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为了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给相关部门，2002年，他加入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民盟期间，他曾写过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要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要求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要求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然而，如罗胜春所说，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议多年后才正式被纳入政策执行。
屡屡没有回音的提案让他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寻社会改革的出路。
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社会运动的是他于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访学。据罗胜春描述，当时他在做缅甸、伊朗等国家民主进程的比较研究，几乎每天都在看文献、上网查资料、思考研究问题。陪他一同访学的女儿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国内“茉莉花运动”爆发之际，外面的资讯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国内还有这么多抗争的人。这七个月的查阅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丁家喜的问题，也仿佛点燃了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研究令他意识到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那之后）他想要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说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说话。”罗胜春如此解释那次访学对他的影响。
2011年10月1日回国后，丁家喜开始了他的社会运动之路。经朋友搭线，他在当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与许志永见面，并于10月下旬参与了许志永与滕彪等人组织的宪法研讨会。自那以后，他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帮忙组织宪法研讨会和公民聚餐，再到后来，他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从联络各地公民、订场地、到整理通讯录、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后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时，组织倡议书的签名、发放传单、张打横幅，丁家喜几乎事事亲力亲为。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联络组织的核心。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核心参与者李先生回忆，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时，丁家喜通过微博私信他，邀请他参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见面中，丁家喜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会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着电脑，记录到会人员的联系方式，还教大家罗伯特议事规则。非常有亲和力，什么都懂，又是律师，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说。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请与介绍下，李先生开始协助联络公民聚会，结识许志永等人，后来一起组织和参与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除了组织公民聚会，丁家喜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他为北京拆迁户齐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后发表文章为她声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访者，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与律师伙伴一同去青海，为被拘留的异议人士与警方交涉。据罗胜春回忆，丁家喜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后告诉她，丁家喜回国后开始将事务所的所有事务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专注维权相关的案子。同事说，“他办公室抽屉里全是访民的诉状。”
面对数量庞大的访民，丁家喜曾向罗胜春表示，“想要让那么多访民每个人都能有声音，不能让访民上访，而是要让当地有人帮他们说话，解决问题。这些最终都归结到：老百姓要权利，要选票。”
尽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与她说起他在新公民运动中具体做的事，但她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她记得，有一次，丁家喜一边上网，一边大骂：“一定要拆了这个防火墙！”。就连大女儿豆豆也把回国后的爸爸形容作“老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还在家中身着黑衫，绝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每年六四他都会绝食，甚至包括后来在看守所、监狱。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罗胜春至今对丁家喜第一次被国保带走约谈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他被带走谈了十几个小时，我浑身发抖，一直在给他发短信。他短信回复我别担心。”在那次之后，国保开始频繁约谈丁家喜，甚至连家里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响。
当局的举措让罗胜春开始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担心家庭会受到波及。她表示，当时家人都劝他减少活动。面对家人的劝说，丁家喜一方面坚持，“怎么不去劝坏人别做坏事，而是劝好人别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风险，敦促罗胜春带孩子办签证去美国。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辞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的第二天，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开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对自己推动改革的梦想如此总结：“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家喜对社会运动的热诚不减。
同样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忆，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不久来找过他，说想去美国探访太太及两个女儿。当时正是“709”大抓捕不久，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比新公民运动前更为严厉。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劝丁家喜，去美国后就不要回来。丁家喜却表示不甘心，希望回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来，执着的丁家喜难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他也直觉感到他这次探亲后还会回国。
这次赴美探亲并不容易。丁家喜出狱后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知能否顺利出境。罗胜春回忆：“他以为当局不会放他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特别小的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来到美国后，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一文中，罗胜春曾如此回忆她们十年来仅有的两个月团聚：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
“他做饭、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连女儿都说’爸爸来之前，我们家的小屋子从来都没有焕发过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后，罗胜春向NGOCN回顾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对他的欣赏。
在一家人难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让他们发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国这件事。罗胜春在文中写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国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让她买了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饭后谈起他该留下还是回去，甚至在美国的所有朋友也劝他不要回去。尽管罗胜春反复和他说起各种风险，也揶揄中国不是没了他就不能改变，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静，坚持要回国。
罗胜春记得，丁家喜曾对她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也要有最好的期待。极权专政就是不合理，我就是要出一份力量。哪怕没有能力建设，见证变革也是一大幸事。”为此，罗胜春感到无奈。甚至一度“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国”。但她也是矛盾的。她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说服他留下来，甚至只是想让他待六个月。（就算这样）他都觉得会耽误他回中国做事。”
丁家喜的坚决也在他的行动中有所体现。为了便于回国后继续参与运动，他在国外选择保持低调，没有参加公开活动，仅仅是私下见了几个朋友。哪怕是在他回国前几天，曹雅学邀请他采访时，他最初也不太愿意，担心会引起注意，妨碍他的工作。
罗胜春曾在文中写到，住了一个多月后，丁家喜开始有一种急着回中国的焦躁。她形容，“他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了解得太多。他觉得本来中国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但他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有负罪感，很痛苦。所以他只能在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段时间，但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会想着访民。那是他骨子里质朴的东西。”
由于不忍看着丁家喜煎熬，罗胜春最终选择了妥协。身为基督徒的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神赋予他的使命。
在丁家喜回国的那天，罗胜春一人送他去水牛城坐飞机。背着小背包，转身飞吻，灿烂微笑——这就是丈夫留给她的身影。她形容，送走丈夫后，”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如今，她还清楚记得，回国的前一晚，丁家喜在沙发上抱着她和小女儿的样子。他说：“我很爱你们。但我只能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爱。我也很想两全。但在常人无法理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支持一下。我不愿放弃理念和理想。”
没人想到，这次见面成了丁家喜第二次被捕前的最后一次家人团聚。
3 曾经给妻子的“十年之诺”
2018年5月，丁家喜带着给孩子们的礼物和一行李箱的家庭照片，再次赴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计划留美六个月，好好陪伴家人。但这次，他却遭到了限制出境。
那次对两个人的打击极大。罗胜春形容，“那一个星期我都很难受，基本上觉得以后团聚无望。之前他保证每年都会来看我们，每次都待半年以上。但现在，婚姻、家庭都破灭了。内心只有绝望。”甚至，她一度闪过和丁家喜分手的念头，认为那样彼此就都不会再痛苦了。而丁家喜也因这次出境受限而备受打击。回到家中后，他将原本要带给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拍下，传到USB里。这个USB后来被朋友带到美国交给了罗胜春，一直保存在美国的家中。
罗胜春记得，绝望中的她对丁家喜说：“家喜，你总要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吧？”对此，丁家喜恳请妻子给他十年时间。他承诺，从他第一次出狱后算起，如果十年内他没有看到中国发生改变，就会安心将事业交给下一代更有能力的人去做，来美国和家人团聚。
这个十年承诺也为丁家喜的多位朋友所知。老友吕先生回忆，他大概在2019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和丁家喜相识。之后，他曾和丁家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那次深聊里，丁家喜笑着说起曾经的牢狱岁月，也说到自己与爱人的“十年之约”。他对此既深感震惊，也敬佩不已。他表示，“对很多从事社会运动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受过政治迫害，如果有机会去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他们大多都会选择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选择回国其实就是选择了为信仰受难。尽管他是轻描淡写，但在我看来这是很悲壮的。”尽管丁家喜并未皈依宗教，但他的献身精神却让吕先生将他视作“基督的门徒”。
背负着这样的承诺，丁家喜四处奔走，组织公民聚会，与大家讨论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调解公民圈内的隔阂矛盾，声援维权人士，资助良心犯及其家属。他梦想着能用十年的时间联结各领域的活动人士，建立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光是联络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帮助着年轻的同道。据吕先生回忆，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带了一名刚出狱不久、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来找他，希望有过相似经历的他能予以帮助和开导。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问题的根本——专制和极权。她表示，丁家喜的这一变化轨迹也是近十年社会运动演变的缩影。丁家喜参与公民运动的起点正值胡温当政的末年。当时，社会运动的空间还相对宽松，大多数维权运动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然而，2012年，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更极权化，维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压：NGO、维权律师、宗教团体及异议人士几乎被扫荡绞杀。这让很多人更加意识到，无论是女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环保运动，要想走得长远，最后都殊途同归：反极权。在她看来，这也是他要联结同温层里不同光谱、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的原因。
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常年从事社会运动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与丁家喜的相处中，他发现丁家喜拥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加上谦卑、亲和的品质，丁家喜得以将公民圈内不同光谱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认可，所以能让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处，十分难得。”
然而，也许正如林先生所说，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当局视为威胁。回国后，国保一直对丁家喜保持严密监控。据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忆，丁家喜位于北京的房子楼下长期停有国保的车。为了便于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借住朋友家。她回忆，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丁家喜曾几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后一次借住期间，有一天有几名身着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进门查看。出于对丁家喜的担忧，她让他赶紧换地方。不幸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许志永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厦门聚会。聚会上，他们聚餐、唱歌、打台球，讨论公民社会培育和时政事件。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在同年12月26日，让参会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张忠顺分别从四地被捕。随后，参会的近二十人相继被约谈、传唤、逮捕、刑事拘留。甚至连没有参会的李翘楚也仅因声援男友许志永而遭到了逮捕。这一系列的抓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当局对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打压。
这次丁家喜受到了严酷的报复。据丁家喜通过律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连续7天的24小时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以及半个月内每天半个馒头、600毫升饮水，还有长达6个月见不到阳光，有8天被绑在“老虎凳”上。
据已曝光出来的信息，这些酷刑曾让丁家喜脚踝肿得像馒头，还令他身体极度虚弱，两度昏阙。除了酷刑，他被限制与律师会见、仅能通过律师与家人传信。经历了秘密庭审、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来苍老了很多。身体出现种种问题。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个月里，他的经历让罗胜春时时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罗胜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后更加积极声援。她在社交媒体发声，给丁家喜写信。她向各国政府游说，去联合国发言，接受各方媒体采访，要求跟踪报道，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中国当局，她写了大量投诉信给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丁家喜被捕后长期被剥夺律师会见与通信权。另一方面，她动员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属，共同声援被捕者，在患难中相守。
审判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月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家。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他在不公开宣判的法庭上如此陈述：
“面对很多质疑，遇到很多困难，遭受很多挫折，以及个人被酷刑折磨，都不会改变我坚守的理念。所有关心民族前途的中国人，都需要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根除专制，建设美好中国。这需要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大声地发出正义的呐喊，坚决地反对独裁者，坚决地反对特权利益集团，拒绝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会照亮神州大地！”
后记
判决下达的当天，罗胜春就一直在索要判决书。然而迫于当局的压力，没有人敢提供判决书给她。她对当局连判决书都不敢公开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宣判后的一个星期里，她接受了各大国际媒体的采访。后续，她计划继续向各国政府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发布家属声明，要求律师会见和家属探望，追踪丁家喜和许志永入狱后的所有情况。她也加入了一些其它的社会运动，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她形容，与丁家喜此前被捕时相比，自己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力量、希望、信心”。“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是重生了一次。他们选择复活节（宣判），我买这束玫瑰，正是庆祝我自己的复活。朋友打电话过来都以为我崩溃了，但我没有任何的忧伤、恐惧和难受。我有的只是我眼前看到要做的事情和我的力量。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丁家喜和许志永的名字。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我有信心，因为神和我在一起。”她说。
“我要在我先生被监禁的时候把他没完成的事业完成，而且会比他做得更好。”这是罗胜春的决心与信心。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个十二月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来。
12年重刑，这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判决，被告人已被关押三年零四个月。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获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国律师。于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许志永，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因为这个刑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引起了巨大轰动。CNN、纽约时报等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作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追随该运动“自由、爱、公义”的精神，他参与推动教育平权，组织公民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行为。也正因为参加这些活动，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并于次年4月8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而同样被捕的许志永，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
出狱后，丁家喜与许志永没有停止行动，仍然奔走中国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为在厦门的一场朋友聚会而再度入狱。
与大学就学法律、早早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领域甚晚。2003年，当身为法律学者的许志永因“孙志刚案”发起三博士上书，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进入公共视野时，丁家喜才刚创立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此后许志永创立公盟、探访“黑监狱”、调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权、推动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几年里，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过着众人眼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打高尔夫、住五星级宾馆、吃鲍参燕翅。
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最终，因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他们殊途同归。是什么原因促使丁家喜放弃原有的生活，投身社会运动？又是什么让他在饱受牢狱之灾后仍不放弃，成为中国近十年来社会运动的标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来的历程，会发现，一切皆有来路。
1 “我发现只有律师职业可以改变社会”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当时“文革”结束刚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各种思潮朝气蓬勃。上了大学后，丁家喜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对于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县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鲜，也让他开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和静坐。在2017年接受《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他曾表示，“我对当时（学潮）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与许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动家不同，丁家喜此后并未继续投身社会运动。本科毕业后，他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代号六〇六所）工作了两年，接着又回北航继续读研究生。也是在读研究生时，他结识了妻子罗胜春。
据罗胜春介绍，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航的热学实验室。“当时他穿着沈阳606所的工作服走进来，满面笑容，对我叫了声’师姐’。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让房间充满了阳光。”自那以后，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便开始恋爱。互为初恋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恋爱后的那个春季学期，丁家喜常骑自行车载着罗胜春穿行校园。罗胜春熬夜写论文时，他也会陪伴左右。
在罗胜春眼里，那时的丁家喜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 “他喜欢读书，大学时读了很多文学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都读过，目标是读遍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品。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讲。好像他什么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也去看改编的电影。记忆中，他还会聊文革带给人的扭曲，谈及产权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中学时就开始迷恋罗素的自由思想、熟读梁晓声伤痕文学的罗胜春来说，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鸣。在她记忆中，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有一段时间还迷恋上了写诗，在一个本子上写满了给她的情诗。
“当时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书上，只有两套工作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时他也会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罗胜春都记得这些往事。
在罗胜春看来，除了喜欢阅读，丁家喜还是一个关怀他人、阳光乐观的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为婚姻不幸而自杀，这让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责没有好好关心妹妹。在罗胜春看来，他是那种把身边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后，他也总借钱给朋友，哪怕常常有借无还。
也许正是丁家喜的这份热心让他选择转行做了律师。研究生时，他就因厌倦专业课程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律师资格。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辞职，转行做了律师。据罗胜春回忆，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何喜欢文学的丁家喜会选择做律师，但他告诉她，“我经过了两年思考，发现只有律师这个职业可以替人说话，为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这是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职业。”
对此，丁家喜的朋友吕先生也补充，丁家喜多年后向他透露，自己的兴趣本来是做研究，但他觉得当年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有未来。因为体制内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
2 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
与许多热心公义的人权律师不同，转行做律师后，丁家喜接触的大多数是商业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丁家喜曾说，他在做律师助理时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但当时因为法庭不采纳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感到伤心与失望，逐渐远离刑辩领域，转而专注他更擅长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
代理商业案子让丁家喜得以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罗胜春回忆，当时丁家喜经常去打高尔夫，去茶馆，和不同人聊天。“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话说，广泛社交让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当时帮很多企业家应对过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帮他们讨回过钱。”罗胜春说。
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共性，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为了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给相关部门，2002年，他加入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民盟期间，他曾写过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要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要求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要求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然而，如罗胜春所说，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议多年后才正式被纳入政策执行。
屡屡没有回音的提案让他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寻社会改革的出路。
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社会运动的是他于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访学。据罗胜春描述，当时他在做缅甸、伊朗等国家民主进程的比较研究，几乎每天都在看文献、上网查资料、思考研究问题。陪他一同访学的女儿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国内“茉莉花运动”爆发之际，外面的资讯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国内还有这么多抗争的人。这七个月的查阅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丁家喜的问题，也仿佛点燃了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研究令他意识到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那之后）他想要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说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说话。”罗胜春如此解释那次访学对他的影响。
2011年10月1日回国后，丁家喜开始了他的社会运动之路。经朋友搭线，他在当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与许志永见面，并于10月下旬参与了许志永与滕彪等人组织的宪法研讨会。自那以后，他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帮忙组织宪法研讨会和公民聚餐，再到后来，他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从联络各地公民、订场地、到整理通讯录、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后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时，组织倡议书的签名、发放传单、张打横幅，丁家喜几乎事事亲力亲为。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联络组织的核心。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核心参与者李先生回忆，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时，丁家喜通过微博私信他，邀请他参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见面中，丁家喜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会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着电脑，记录到会人员的联系方式，还教大家罗伯特议事规则。非常有亲和力，什么都懂，又是律师，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说。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请与介绍下，李先生开始协助联络公民聚会，结识许志永等人，后来一起组织和参与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除了组织公民聚会，丁家喜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他为北京拆迁户齐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后发表文章为她声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访者，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与律师伙伴一同去青海，为被拘留的异议人士与警方交涉。据罗胜春回忆，丁家喜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后告诉她，丁家喜回国后开始将事务所的所有事务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专注维权相关的案子。同事说，“他办公室抽屉里全是访民的诉状。”
面对数量庞大的访民，丁家喜曾向罗胜春表示，“想要让那么多访民每个人都能有声音，不能让访民上访，而是要让当地有人帮他们说话，解决问题。这些最终都归结到：老百姓要权利，要选票。”
尽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与她说起他在新公民运动中具体做的事，但她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她记得，有一次，丁家喜一边上网，一边大骂：“一定要拆了这个防火墙！”。就连大女儿豆豆也把回国后的爸爸形容作“老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还在家中身着黑衫，绝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每年六四他都会绝食，甚至包括后来在看守所、监狱。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罗胜春至今对丁家喜第一次被国保带走约谈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他被带走谈了十几个小时，我浑身发抖，一直在给他发短信。他短信回复我别担心。”在那次之后，国保开始频繁约谈丁家喜，甚至连家里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响。
当局的举措让罗胜春开始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担心家庭会受到波及。她表示，当时家人都劝他减少活动。面对家人的劝说，丁家喜一方面坚持，“怎么不去劝坏人别做坏事，而是劝好人别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风险，敦促罗胜春带孩子办签证去美国。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辞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的第二天，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开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对自己推动改革的梦想如此总结：“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家喜对社会运动的热诚不减。
同样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忆，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不久来找过他，说想去美国探访太太及两个女儿。当时正是“709”大抓捕不久，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比新公民运动前更为严厉。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劝丁家喜，去美国后就不要回来。丁家喜却表示不甘心，希望回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来，执着的丁家喜难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他也直觉感到他这次探亲后还会回国。
这次赴美探亲并不容易。丁家喜出狱后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知能否顺利出境。罗胜春回忆：“他以为当局不会放他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特别小的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来到美国后，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一文中，罗胜春曾如此回忆她们十年来仅有的两个月团聚：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
“他做饭、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连女儿都说’爸爸来之前，我们家的小屋子从来都没有焕发过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后，罗胜春向NGOCN回顾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对他的欣赏。
在一家人难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让他们发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国这件事。罗胜春在文中写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国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让她买了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饭后谈起他该留下还是回去，甚至在美国的所有朋友也劝他不要回去。尽管罗胜春反复和他说起各种风险，也揶揄中国不是没了他就不能改变，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静，坚持要回国。
罗胜春记得，丁家喜曾对她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也要有最好的期待。极权专政就是不合理，我就是要出一份力量。哪怕没有能力建设，见证变革也是一大幸事。”为此，罗胜春感到无奈。甚至一度“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国”。但她也是矛盾的。她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说服他留下来，甚至只是想让他待六个月。（就算这样）他都觉得会耽误他回中国做事。”
丁家喜的坚决也在他的行动中有所体现。为了便于回国后继续参与运动，他在国外选择保持低调，没有参加公开活动，仅仅是私下见了几个朋友。哪怕是在他回国前几天，曹雅学邀请他采访时，他最初也不太愿意，担心会引起注意，妨碍他的工作。
罗胜春曾在文中写到，住了一个多月后，丁家喜开始有一种急着回中国的焦躁。她形容，“他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了解得太多。他觉得本来中国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但他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有负罪感，很痛苦。所以他只能在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段时间，但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会想着访民。那是他骨子里质朴的东西。”
由于不忍看着丁家喜煎熬，罗胜春最终选择了妥协。身为基督徒的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神赋予他的使命。
在丁家喜回国的那天，罗胜春一人送他去水牛城坐飞机。背着小背包，转身飞吻，灿烂微笑——这就是丈夫留给她的身影。她形容，送走丈夫后，”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如今，她还清楚记得，回国的前一晚，丁家喜在沙发上抱着她和小女儿的样子。他说：“我很爱你们。但我只能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爱。我也很想两全。但在常人无法理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支持一下。我不愿放弃理念和理想。”
没人想到，这次见面成了丁家喜第二次被捕前的最后一次家人团聚。
3 曾经给妻子的“十年之诺”
2018年5月，丁家喜带着给孩子们的礼物和一行李箱的家庭照片，再次赴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计划留美六个月，好好陪伴家人。但这次，他却遭到了限制出境。
那次对两个人的打击极大。罗胜春形容，“那一个星期我都很难受，基本上觉得以后团聚无望。之前他保证每年都会来看我们，每次都待半年以上。但现在，婚姻、家庭都破灭了。内心只有绝望。”甚至，她一度闪过和丁家喜分手的念头，认为那样彼此就都不会再痛苦了。而丁家喜也因这次出境受限而备受打击。回到家中后，他将原本要带给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拍下，传到USB里。这个USB后来被朋友带到美国交给了罗胜春，一直保存在美国的家中。
罗胜春记得，绝望中的她对丁家喜说：“家喜，你总要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吧？”对此，丁家喜恳请妻子给他十年时间。他承诺，从他第一次出狱后算起，如果十年内他没有看到中国发生改变，就会安心将事业交给下一代更有能力的人去做，来美国和家人团聚。
这个十年承诺也为丁家喜的多位朋友所知。老友吕先生回忆，他大概在2019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和丁家喜相识。之后，他曾和丁家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那次深聊里，丁家喜笑着说起曾经的牢狱岁月，也说到自己与爱人的“十年之约”。他对此既深感震惊，也敬佩不已。他表示，“对很多从事社会运动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受过政治迫害，如果有机会去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他们大多都会选择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选择回国其实就是选择了为信仰受难。尽管他是轻描淡写，但在我看来这是很悲壮的。”尽管丁家喜并未皈依宗教，但他的献身精神却让吕先生将他视作“基督的门徒”。
背负着这样的承诺，丁家喜四处奔走，组织公民聚会，与大家讨论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调解公民圈内的隔阂矛盾，声援维权人士，资助良心犯及其家属。他梦想着能用十年的时间联结各领域的活动人士，建立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光是联络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帮助着年轻的同道。据吕先生回忆，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带了一名刚出狱不久、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来找他，希望有过相似经历的他能予以帮助和开导。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问题的根本——专制和极权。她表示，丁家喜的这一变化轨迹也是近十年社会运动演变的缩影。丁家喜参与公民运动的起点正值胡温当政的末年。当时，社会运动的空间还相对宽松，大多数维权运动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然而，2012年，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更极权化，维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压：NGO、维权律师、宗教团体及异议人士几乎被扫荡绞杀。这让很多人更加意识到，无论是女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环保运动，要想走得长远，最后都殊途同归：反极权。在她看来，这也是他要联结同温层里不同光谱、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的原因。
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常年从事社会运动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与丁家喜的相处中，他发现丁家喜拥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加上谦卑、亲和的品质，丁家喜得以将公民圈内不同光谱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认可，所以能让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处，十分难得。”
然而，也许正如林先生所说，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当局视为威胁。回国后，国保一直对丁家喜保持严密监控。据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忆，丁家喜位于北京的房子楼下长期停有国保的车。为了便于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借住朋友家。她回忆，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丁家喜曾几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后一次借住期间，有一天有几名身着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进门查看。出于对丁家喜的担忧，她让他赶紧换地方。不幸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许志永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厦门聚会。聚会上，他们聚餐、唱歌、打台球，讨论公民社会培育和时政事件。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在同年12月26日，让参会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张忠顺分别从四地被捕。随后，参会的近二十人相继被约谈、传唤、逮捕、刑事拘留。甚至连没有参会的李翘楚也仅因声援男友许志永而遭到了逮捕。这一系列的抓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当局对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打压。
这次丁家喜受到了严酷的报复。据丁家喜通过律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连续7天的24小时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以及半个月内每天半个馒头、600毫升饮水，还有长达6个月见不到阳光，有8天被绑在“老虎凳”上。
据已曝光出来的信息，这些酷刑曾让丁家喜脚踝肿得像馒头，还令他身体极度虚弱，两度昏阙。除了酷刑，他被限制与律师会见、仅能通过律师与家人传信。经历了秘密庭审、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来苍老了很多。身体出现种种问题。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个月里，他的经历让罗胜春时时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罗胜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后更加积极声援。她在社交媒体发声，给丁家喜写信。她向各国政府游说，去联合国发言，接受各方媒体采访，要求跟踪报道，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中国当局，她写了大量投诉信给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丁家喜被捕后长期被剥夺律师会见与通信权。另一方面，她动员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属，共同声援被捕者，在患难中相守。
审判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月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家。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他在不公开宣判的法庭上如此陈述：
“面对很多质疑，遇到很多困难，遭受很多挫折，以及个人被酷刑折磨，都不会改变我坚守的理念。所有关心民族前途的中国人，都需要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根除专制，建设美好中国。这需要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大声地发出正义的呐喊，坚决地反对独裁者，坚决地反对特权利益集团，拒绝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会照亮神州大地！”
后记
判决下达的当天，罗胜春就一直在索要判决书。然而迫于当局的压力，没有人敢提供判决书给她。她对当局连判决书都不敢公开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宣判后的一个星期里，她接受了各大国际媒体的采访。后续，她计划继续向各国政府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发布家属声明，要求律师会见和家属探望，追踪丁家喜和许志永入狱后的所有情况。她也加入了一些其它的社会运动，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她形容，与丁家喜此前被捕时相比，自己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力量、希望、信心”。“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是重生了一次。他们选择复活节（宣判），我买这束玫瑰，正是庆祝我自己的复活。朋友打电话过来都以为我崩溃了，但我没有任何的忧伤、恐惧和难受。我有的只是我眼前看到要做的事情和我的力量。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丁家喜和许志永的名字。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我有信心，因为神和我在一起。”她说。
“我要在我先生被监禁的时候把他没完成的事业完成，而且会比他做得更好。”这是罗胜春的决心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