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
辛亥革命时期能产生秋瑾和汪兆铭这样的勇士，而现在的海外中文圈就只有一群温和主义的费拉。这是时代退化的表现吗？
他们那几个其实都算不上真正使用了武力。武力不是说只有几个创造历史的精英人物才需要的，实际上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感觉不到短兵相接使用武力的必要性的话，那就说明你其实处在一个特殊的被圈养的环境当中。或者更有可能，你有意识地删改了你的记忆，把你曾经接触过、但是有意无视的其他实质上是属于张献忠的地区或者时间段从你的记忆中删除了。后面这种可能性是占压倒优势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时间段和这样的接触经历，只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装逼需要并不符合，因为他们想要伪装成已经生活在秩序极好的伪中产阶级社会当中，因此自己具有伪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就把这些记忆删除了。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社会而言，大多数人，即使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人，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多多少少都是接触过（但故意忘记了）必须使用暴力或者是以暴力相威胁的场面。实际上，真正能够维持充分的和平和安全的秩序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出现的时间总是在文明比较高层次和高阶级的地方。像无产阶级社会这种层次本身很低、在歧视链上位置很低的地方，他们全社会的成员，如果不是你本人，至少是你的父辈和祖辈，都非常熟悉离暴力极其接近的状态。只是，他们要么不愿意跟你说，要么就是你其实本人也接触过，但是故意地忘掉了这些部分。
不要说别的，在不是很久以前的一段时间，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广州，大概就是钟南山吧，被小偷偷去了钱包，他跟派出所联系，然后让市长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迅速地找回了钱包。你仔细想一想，你随便找一个广州市的市民，假如他的钱包丢了，跟钟南山丢的钱的数目是相同的，他去找派出所而没有市长的这个电话，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偷钱包是最简单形式的犯罪，实际上你能够遭遇到的犯罪通常会比这个要严重得多。那么，同一个公安局为什么要保护钟南山而不会保护你呢？答案当然是，凭藉他们对阶级和暴力的理解。有些人是属于特供范围、需要特殊保护的，有些人敷衍一下保护就行了，有些人是完全没有保护、赤裸裸地暴露在江湖之内，这个无形的结构显然是存在的。
因此可以说，我以前经常说的龙骑兵地区、叙利亚地区和张献忠地区是一直存在的。真正属于体制内，哪怕是在体制边缘，能够被保护到、可以不直接接触暴力和使用暴力就能生存的人，在中国的人数真的不是很多的。一生中都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需要的人，在中国能不能找出一千万人来，我都非常怀疑。当然，在日本可能这样的人会比较多，在欧洲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世界秩序中的阶级地位比你要高得多。
中国除了极少数的金字塔顶端阶层以外，大多数人与暴力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而且，这个跟暴力非常接近的阶级地位对他们的行为模式有深刻的影响。直截了当地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从内心深处相信，暴力造成的既成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能够把它掩饰过去，或者通过抹煞受害者的方式把这段记忆从你个人的历史中间抹掉。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是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是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中国历史被袁腾飞或其他民小称之为「极其肮脏的历史」，就是因为它经常抹煞、歪曲、甚至黑白颠倒历史的某些部分，使受害者得不到昭雪。请问，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波兰得不到容忍，在乌克兰得不到容忍，在以色列得不到容忍，唯独在中国可以得到容忍呢？因为大多数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如果不是亲自做过的话，至少也是亲自看到过类似的事情。而且，遭遇这些事情的人的阶级往往比你想象得还要高，甚至可能比中国的伪中产阶级还要高得多。例如像三鹿奶粉的那个受害家长，就是比大多数在网上冒充中产阶级的人阶级地位更高的，但他的孩子受害了以后，他遭到黑社会一样的待遇是毫无办法的。像雷洋这样的人，在中国是比比皆是的。中国人民不用假装看不见，这样的事情早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你们的行为模式。
至于高阶层的事情，夺取政权这件事情需要武力，其实是大家都清楚的。民小之所以不承认，甚至反向污蔑说，凡是提到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都需要武力，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逻辑，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从大的方面来讲，它是基于和平演变的需要，因为美国爸爸希望能够和平演变，而大家都不敢得罪美国爸爸。属于中共和匪谍这一边的「知道分子」和舆论引导者则希望在美国爸爸以及只服美国爸爸的巨大人口面前装出「其实我们并不真的想跟美国爸爸作对」的形象，所以以前的什么土改、反右、文革和各种恐怖行动都是属于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洗心革面了。所以他们也就推波助澜地推广，像《南方周末》的那拨人经常推广的那种，暴力已经是属于过去了，今后我们要考虑怎么样用非暴力的方法维持统治。当然，哪怕是区区一个孙志刚都能戳破他们的谎言，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阶级地位和安全程度还不如孙志刚。但是这没关系，这本来就是演戏。民运以及民小那方面，一方面他们跟中共一样是得罪不起美国爸爸的，所以必须顺从美国爸爸当中希望和平演变、搞普世价值这一派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掩盖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所以就发明了这一套系统的自欺欺人的逻辑。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相对于前面这些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具有次要性和虚荣性的理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属于哪一面的，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中共所塑造的，因此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井里当井底之蛙。他们的大部分教育背景仍然是马列主义那一套，所以当他们看到，例如，马克思说了历史必然性，他们就跳出来说，我们早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了，谁说历史必然性，谁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他们不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是从青年黑格尔学派那里学到的；黑格尔讲历史必然性，则是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那里得到的。历史有必然性这一点，最初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基督教的历史预定论。它在中世纪的神学中有着非常坚实的地位。黑格尔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旁支，而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知识又是黑格尔主义的旁支的旁支。但是如胡平他们那帮八十年代的启蒙者，他们除了马列主义教育以外，只懂一点法国沙特或者西方人文主义这些非常边缘的学问。对于西方主流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神学，他们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跳出来说，谁敢说历史有必然性，谁就跟马克思主义是一伙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根本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就讽刺他们说，他们如果看到「定于一尊」这句话，也会以为这个词是习近平发明出来的。当然，读过司马迁的《史记》的人就会知道，这句话早在习近平诞生以前就已经被人使用过无数多次了。但是如果有人像雍正皇帝只读过《三国演义》而不读《三国志》那样，只读过习近平讲话而不会读史记，他真会以为「定于一尊」是习近平发明出来的。以后有人要说「定于一尊」，那他就要说这个人是习近平的徒子徒孙了。
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当中，知识背景完全被框在马列主义教育内的情况是很多的。像「阶级斗争」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已经用滥了的。而且他们用滥的目的主要就是论证，资产阶级在贵族阶级面前有合法性。但他们跟他们反对的人一致都认为，无产阶级屁也不是，甚至无产者根本就没有资格构成阶级。然后，马克思把这种概念反过来运用。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启蒙者有很多都认为谈阶级斗争就是马克思的学徒，他不知道谈阶级斗争的人多得是，马克思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只有马克思谈阶级斗争，而他看到的阶级斗争这个词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词是属于马克思学派或者社会主义者特有的东西了。当然这是因为，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存在。他就从来没有读过那些在欧洲的地位比马克思高得多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书，所以他还觉得自己非常理直气壮。
中国最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普遍的舆论引导者认为非暴力是可行的，谁谈暴力谁就是跟中共穿一条裤子，就是属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舆论引导者──民主小清新、《南方周末》这些人塑造起来的舆论环境，他们跳不出这个圈子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学到的那一点西方左派和中共所修改过的马列主义这两种思想背景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中，他们所依靠的仅有的这些思想资源和知识背景，只能是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垃圾场里面收集的那些残余食物和剩饭，跟超市里面、屠宰场里面、农场里面生产出来的大量新鲜的高质量食品相比只能算一些渣渣。但是，他们是在这些渣渣当中长大的。而且你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中国在世界秩序当中的地位就是一个垃圾场。垃圾场当中养出来的，哪怕是最精英的人物，在他们的童年都是吃过垃圾的。这就是朱学勤或者其他什么人说的「狼奶」。
但是「狼奶」这个词其实还没有充分表现出世界秩序的本质，因为「狼奶」看上去只是跟正常世界对立的一种错误的灌输，好像你和你的敌人、主流文明和非主流文明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完全不是这样。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就是垃圾场里面的那一点食品和超市里面整整齐齐的大量食品之间的区别。而中国就是垃圾场，他们甚至没有资格作为超市的对立面。你不是喝了狼奶的人，而是从小捡垃圾长大的拾荒者养大的人。可惜的是，像胡平他们那些人虽然已经到了自由世界，等于是从垃圾场逃到了超市里面，他们在垃圾场里面养成的口味居然没有改变，居然对放在他们眼前的大桶大桶的非常便宜、健康、新鲜的牛奶视而不见，认为他们从小在垃圾场里面捡到的那些奶瓶盖子里面舔下来的奶是世界上唯一的知识和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包括各种小清新基督徒、民运人士非常害怕暴力这个概念。这一点恰好是中共所希望的，因为你不敢面对暴力，就没有办法实施统治。而西方的基督徒，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他们本质上像日本的佛教徒那样也是和平主义者，但是当罗马帝国垮台，他们必须赤裸裸地面对日尔曼的征服者──日尔曼征服者好歹还愿意皈依，然后他们又面临着赤裸裸的、根本无法皈依的穆斯林战士的时候，他们勇敢地做出了选择。我们过去在做NGO的时候是不谈暴力而且主张非暴力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行使统治者的责任了。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交出的答案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从封建主义产生的欧洲，包括大宪章的英格兰。这个欧洲包括封建武士，而且把封建武士，像法国国王圣路易这样的人，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是这样一个欧洲，产生了近代的文明。但是这条近代文明的主线条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包括在中国小清新基督徒当中，是不敢面对的。他们愿意学的都是垃圾箱瓶盖里面残余的那一点奶，世界主流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
他们就是这样了，我没有兴趣去管他们，但是对于受他们误导的更多的人如果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我只能按照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回答他们。就是说，上帝给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你们如果要吸取知识的话，那就像达芬奇说的，不要取被别人喝过了又吐出来、洗过脚洗过菜洗过脏衣服的下游的水，你只要做得到的话，就到河的上游，到泉水刚刚变成河流的那个地方去，喝上游的清水。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特别是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谁能够阻止你真正去学习只凭自己、再加上一个Google搜索引擎就能够直达的两希文明的真正源头，去学习真正的西方经典呢？你如果稍微读过西方文明的真正经典，那么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再有耐心去面对这些愚蠢的问题。这些都是下游的下游的下游、海耶克所谓的那些二道贩子的三道贩子的四道贩子留下的一点残渣，而且经过了无数的歪曲和修改。如果你掌握了上游的本源，还要去跟这些下游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四道贩子去争，而他们所依据的最高贵、最伟大的太老师也无非是《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是沙特这样地位很低的左派知识分子，你凭着这些东西去跟汤玛斯．阿奎那、波舒哀这样的真正的思想家，以及基佐、麦考莱、休姆这样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去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是拿着红卫兵的武器去跟反共学术权威作斗争一样，除了自己耽误自己的时间以外，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像「暴力是不是政权基础」这件事情，本来脉络是非常清楚的。虽然马克思也说过这句话，但是正像我前面举过的那几个例子──「阶级斗争」的例子和习近平所说的「定于一尊」的例子那样，这些话根本不是马克思首创的。中世纪的思想家，两希文明的思想家，从未回避过这个问题。希腊罗马城邦的思想家，像西塞罗这样的宪法学家，从来没有回避过罗马共和国需要自己的「罗慕路斯时刻」。马基维利和近代人文主义的政治学家直接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而基督教传统中的政治学家，从旧约当中以色列先知和国王的先例当中，也从未否认过正义战争存在的理据。汤玛斯．阿奎那的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否认战争，而是强调什么样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基督徒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推行正义战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战争才是不义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应该使用武器。这些著作并不很难找啊，为什么我们忽略了这些真正经典的包罗万象的思想家，去搞那些零零星星的东西？那些零零星星的逻辑，你无论搞出多少零零星星的论据，然后再对照一下我引用的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你自以为非常深刻、非常奥妙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是比你早出生一千年的思想家曾经面对过和回答过一千次的问题，而且他们早就回答过比你提出的更多的问题──你甚至想都想不出、提都提不出来的更多问题，而你还要再这样反反复复地重新发明轮子。对于那些本身思想深度不过二、三流，但只要是肯学习肯查证，有一个最起码的好学生所必需的品德，随时都会拿出笔记本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记下来，你就是面对这样的人，你搞出来的这一套也会是不堪一击的。
雷洋死亡。
孙志刚事件于二○○三年发生，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
雷洋事件是二○一六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雷洋是年轻、已婚的知识分子，但遭到便衣警察怀疑有嫖娼行为而遭到拘捕，押解途中
他们那几个其实都算不上真正使用了武力。武力不是说只有几个创造历史的精英人物才需要的，实际上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感觉不到短兵相接使用武力的必要性的话，那就说明你其实处在一个特殊的被圈养的环境当中。或者更有可能，你有意识地删改了你的记忆，把你曾经接触过、但是有意无视的其他实质上是属于张献忠的地区或者时间段从你的记忆中删除了。后面这种可能性是占压倒优势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时间段和这样的接触经历，只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装逼需要并不符合，因为他们想要伪装成已经生活在秩序极好的伪中产阶级社会当中，因此自己具有伪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就把这些记忆删除了。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社会而言，大多数人，即使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人，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多多少少都是接触过（但故意忘记了）必须使用暴力或者是以暴力相威胁的场面。实际上，真正能够维持充分的和平和安全的秩序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出现的时间总是在文明比较高层次和高阶级的地方。像无产阶级社会这种层次本身很低、在歧视链上位置很低的地方，他们全社会的成员，如果不是你本人，至少是你的父辈和祖辈，都非常熟悉离暴力极其接近的状态。只是，他们要么不愿意跟你说，要么就是你其实本人也接触过，但是故意地忘掉了这些部分。
不要说别的，在不是很久以前的一段时间，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广州，大概就是钟南山吧，被小偷偷去了钱包，他跟派出所联系，然后让市长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迅速地找回了钱包。你仔细想一想，你随便找一个广州市的市民，假如他的钱包丢了，跟钟南山丢的钱的数目是相同的，他去找派出所而没有市长的这个电话，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偷钱包是最简单形式的犯罪，实际上你能够遭遇到的犯罪通常会比这个要严重得多。那么，同一个公安局为什么要保护钟南山而不会保护你呢？答案当然是，凭藉他们对阶级和暴力的理解。有些人是属于特供范围、需要特殊保护的，有些人敷衍一下保护就行了，有些人是完全没有保护、赤裸裸地暴露在江湖之内，这个无形的结构显然是存在的。
因此可以说，我以前经常说的龙骑兵地区、叙利亚地区和张献忠地区是一直存在的。真正属于体制内，哪怕是在体制边缘，能够被保护到、可以不直接接触暴力和使用暴力就能生存的人，在中国的人数真的不是很多的。一生中都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需要的人，在中国能不能找出一千万人来，我都非常怀疑。当然，在日本可能这样的人会比较多，在欧洲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世界秩序中的阶级地位比你要高得多。
中国除了极少数的金字塔顶端阶层以外，大多数人与暴力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而且，这个跟暴力非常接近的阶级地位对他们的行为模式有深刻的影响。直截了当地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从内心深处相信，暴力造成的既成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能够把它掩饰过去，或者通过抹煞受害者的方式把这段记忆从你个人的历史中间抹掉。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是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是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中国历史被袁腾飞或其他民小称之为「极其肮脏的历史」，就是因为它经常抹煞、歪曲、甚至黑白颠倒历史的某些部分，使受害者得不到昭雪。请问，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波兰得不到容忍，在乌克兰得不到容忍，在以色列得不到容忍，唯独在中国可以得到容忍呢？因为大多数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如果不是亲自做过的话，至少也是亲自看到过类似的事情。而且，遭遇这些事情的人的阶级往往比你想象得还要高，甚至可能比中国的伪中产阶级还要高得多。例如像三鹿奶粉的那个受害家长，就是比大多数在网上冒充中产阶级的人阶级地位更高的，但他的孩子受害了以后，他遭到黑社会一样的待遇是毫无办法的。像雷洋这样的人，在中国是比比皆是的。中国人民不用假装看不见，这样的事情早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你们的行为模式。
至于高阶层的事情，夺取政权这件事情需要武力，其实是大家都清楚的。民小之所以不承认，甚至反向污蔑说，凡是提到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都需要武力，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逻辑，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从大的方面来讲，它是基于和平演变的需要，因为美国爸爸希望能够和平演变，而大家都不敢得罪美国爸爸。属于中共和匪谍这一边的「知道分子」和舆论引导者则希望在美国爸爸以及只服美国爸爸的巨大人口面前装出「其实我们并不真的想跟美国爸爸作对」的形象，所以以前的什么土改、反右、文革和各种恐怖行动都是属于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洗心革面了。所以他们也就推波助澜地推广，像《南方周末》的那拨人经常推广的那种，暴力已经是属于过去了，今后我们要考虑怎么样用非暴力的方法维持统治。当然，哪怕是区区一个孙志刚都能戳破他们的谎言，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阶级地位和安全程度还不如孙志刚。但是这没关系，这本来就是演戏。民运以及民小那方面，一方面他们跟中共一样是得罪不起美国爸爸的，所以必须顺从美国爸爸当中希望和平演变、搞普世价值这一派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掩盖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所以就发明了这一套系统的自欺欺人的逻辑。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相对于前面这些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具有次要性和虚荣性的理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属于哪一面的，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中共所塑造的，因此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井里当井底之蛙。他们的大部分教育背景仍然是马列主义那一套，所以当他们看到，例如，马克思说了历史必然性，他们就跳出来说，我们早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了，谁说历史必然性，谁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他们不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是从青年黑格尔学派那里学到的；黑格尔讲历史必然性，则是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那里得到的。历史有必然性这一点，最初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基督教的历史预定论。它在中世纪的神学中有着非常坚实的地位。黑格尔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旁支，而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知识又是黑格尔主义的旁支的旁支。但是如胡平他们那帮八十年代的启蒙者，他们除了马列主义教育以外，只懂一点法国沙特或者西方人文主义这些非常边缘的学问。对于西方主流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神学，他们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跳出来说，谁敢说历史有必然性，谁就跟马克思主义是一伙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根本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就讽刺他们说，他们如果看到「定于一尊」这句话，也会以为这个词是习近平发明出来的。当然，读过司马迁的《史记》的人就会知道，这句话早在习近平诞生以前就已经被人使用过无数多次了。但是如果有人像雍正皇帝只读过《三国演义》而不读《三国志》那样，只读过习近平讲话而不会读史记，他真会以为「定于一尊」是习近平发明出来的。以后有人要说「定于一尊」，那他就要说这个人是习近平的徒子徒孙了。
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当中，知识背景完全被框在马列主义教育内的情况是很多的。像「阶级斗争」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已经用滥了的。而且他们用滥的目的主要就是论证，资产阶级在贵族阶级面前有合法性。但他们跟他们反对的人一致都认为，无产阶级屁也不是，甚至无产者根本就没有资格构成阶级。然后，马克思把这种概念反过来运用。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启蒙者有很多都认为谈阶级斗争就是马克思的学徒，他不知道谈阶级斗争的人多得是，马克思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只有马克思谈阶级斗争，而他看到的阶级斗争这个词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词是属于马克思学派或者社会主义者特有的东西了。当然这是因为，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存在。他就从来没有读过那些在欧洲的地位比马克思高得多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书，所以他还觉得自己非常理直气壮。
中国最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普遍的舆论引导者认为非暴力是可行的，谁谈暴力谁就是跟中共穿一条裤子，就是属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舆论引导者──民主小清新、《南方周末》这些人塑造起来的舆论环境，他们跳不出这个圈子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学到的那一点西方左派和中共所修改过的马列主义这两种思想背景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中，他们所依靠的仅有的这些思想资源和知识背景，只能是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垃圾场里面收集的那些残余食物和剩饭，跟超市里面、屠宰场里面、农场里面生产出来的大量新鲜的高质量食品相比只能算一些渣渣。但是，他们是在这些渣渣当中长大的。而且你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中国在世界秩序当中的地位就是一个垃圾场。垃圾场当中养出来的，哪怕是最精英的人物，在他们的童年都是吃过垃圾的。这就是朱学勤或者其他什么人说的「狼奶」。
但是「狼奶」这个词其实还没有充分表现出世界秩序的本质，因为「狼奶」看上去只是跟正常世界对立的一种错误的灌输，好像你和你的敌人、主流文明和非主流文明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完全不是这样。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就是垃圾场里面的那一点食品和超市里面整整齐齐的大量食品之间的区别。而中国就是垃圾场，他们甚至没有资格作为超市的对立面。你不是喝了狼奶的人，而是从小捡垃圾长大的拾荒者养大的人。可惜的是，像胡平他们那些人虽然已经到了自由世界，等于是从垃圾场逃到了超市里面，他们在垃圾场里面养成的口味居然没有改变，居然对放在他们眼前的大桶大桶的非常便宜、健康、新鲜的牛奶视而不见，认为他们从小在垃圾场里面捡到的那些奶瓶盖子里面舔下来的奶是世界上唯一的知识和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包括各种小清新基督徒、民运人士非常害怕暴力这个概念。这一点恰好是中共所希望的，因为你不敢面对暴力，就没有办法实施统治。而西方的基督徒，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他们本质上像日本的佛教徒那样也是和平主义者，但是当罗马帝国垮台，他们必须赤裸裸地面对日尔曼的征服者──日尔曼征服者好歹还愿意皈依，然后他们又面临着赤裸裸的、根本无法皈依的穆斯林战士的时候，他们勇敢地做出了选择。我们过去在做NGO的时候是不谈暴力而且主张非暴力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行使统治者的责任了。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交出的答案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从封建主义产生的欧洲，包括大宪章的英格兰。这个欧洲包括封建武士，而且把封建武士，像法国国王圣路易这样的人，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是这样一个欧洲，产生了近代的文明。但是这条近代文明的主线条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包括在中国小清新基督徒当中，是不敢面对的。他们愿意学的都是垃圾箱瓶盖里面残余的那一点奶，世界主流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
他们就是这样了，我没有兴趣去管他们，但是对于受他们误导的更多的人如果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我只能按照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回答他们。就是说，上帝给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你们如果要吸取知识的话，那就像达芬奇说的，不要取被别人喝过了又吐出来、洗过脚洗过菜洗过脏衣服的下游的水，你只要做得到的话，就到河的上游，到泉水刚刚变成河流的那个地方去，喝上游的清水。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特别是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谁能够阻止你真正去学习只凭自己、再加上一个Google搜索引擎就能够直达的两希文明的真正源头，去学习真正的西方经典呢？你如果稍微读过西方文明的真正经典，那么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再有耐心去面对这些愚蠢的问题。这些都是下游的下游的下游、海耶克所谓的那些二道贩子的三道贩子的四道贩子留下的一点残渣，而且经过了无数的歪曲和修改。如果你掌握了上游的本源，还要去跟这些下游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四道贩子去争，而他们所依据的最高贵、最伟大的太老师也无非是《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是沙特这样地位很低的左派知识分子，你凭着这些东西去跟汤玛斯．阿奎那、波舒哀这样的真正的思想家，以及基佐、麦考莱、休姆这样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去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是拿着红卫兵的武器去跟反共学术权威作斗争一样，除了自己耽误自己的时间以外，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像「暴力是不是政权基础」这件事情，本来脉络是非常清楚的。虽然马克思也说过这句话，但是正像我前面举过的那几个例子──「阶级斗争」的例子和习近平所说的「定于一尊」的例子那样，这些话根本不是马克思首创的。中世纪的思想家，两希文明的思想家，从未回避过这个问题。希腊罗马城邦的思想家，像西塞罗这样的宪法学家，从来没有回避过罗马共和国需要自己的「罗慕路斯时刻」。马基维利和近代人文主义的政治学家直接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而基督教传统中的政治学家，从旧约当中以色列先知和国王的先例当中，也从未否认过正义战争存在的理据。汤玛斯．阿奎那的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否认战争，而是强调什么样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基督徒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推行正义战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战争才是不义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应该使用武器。这些著作并不很难找啊，为什么我们忽略了这些真正经典的包罗万象的思想家，去搞那些零零星星的东西？那些零零星星的逻辑，你无论搞出多少零零星星的论据，然后再对照一下我引用的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你自以为非常深刻、非常奥妙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是比你早出生一千年的思想家曾经面对过和回答过一千次的问题，而且他们早就回答过比你提出的更多的问题──你甚至想都想不出、提都提不出来的更多问题，而你还要再这样反反复复地重新发明轮子。对于那些本身思想深度不过二、三流，但只要是肯学习肯查证，有一个最起码的好学生所必需的品德，随时都会拿出笔记本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记下来，你就是面对这样的人，你搞出来的这一套也会是不堪一击的。
雷洋死亡。
孙志刚事件于二○○三年发生，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
雷洋事件是二○一六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雷洋是年轻、已婚的知识分子，但遭到便衣警察怀疑有嫖娼行为而遭到拘捕，押解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