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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际政治因素的反犹主义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一系列非常奇怪的政治力量将反犹主义变成了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后数年，Marx主义成功地席卷了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大不列颠的公共舆论是在新Marx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的魔咒下产生的，根据这种学说，战争只是为了资本的自私的阶级利益而战。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对英国参战感到相当羞耻。他们相信迫使德国赔款和限制德国军备在道义上不公平，在政治上也不明智。他们坚定地下决心不再让大不列颠打仗了。他们对全能的国际联盟怀有天真的信心，有意忽视任何可能削弱这种信心的事实。他们高估了制裁的效力，高估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非战声明的效力。他们支持自己国家实行裁军政策，这使得大英帝国在一个不知疲倦地准备新战争的世界里几乎毫无防备。
但与此同时，同样是这群人，又要求英国政府和国际联盟遏制“动态的”大国野心，并以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捍卫弱国的独立。他们沉湎于地对日本和意大利发表强硬言辞，但是因为反对军备和无条件的和平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在鼓励这些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在大不列颠拒绝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阻止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提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挫败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该计划至少会使阿比西尼亚部分地方保持独立；但当意大利占领整个阿比西尼亚时，他们却连手指也没动一下。当希特勒掌权并立即着手准备先称霸欧洲大陆，随后称霸全世界的战争时，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政策。面对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局势，他们的政策就是鸵鸟政策。
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党在原则上并无不同。他们只是言辞更温和，并急于为无为和懈怠的政策寻找合理的借口。对这类政策，左派则不思将来、掉以轻心地予以了认可。右翼政党以“德国不曾计划进攻法国，而只打算与苏俄开战”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右派拒绝考虑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公开暴露的阴谋，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左派怒不可遏。他们嚷道，我们国家的反动派正在帮助希特勒，他们将自己的阶级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而，希特勒从英国得到的鼓励，更多的来自于英国的战备状况，而非上流阶级某些成员的反苏情感。对英国的羸弱战备现状，左派的责任甚至比右派更大。阻止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投入重整军备和恢复征兵制。整个不列颠民族，而非只是贵族阶层，都强烈地反对这些措施。在此情形下，一小部分贵族和富裕的平民试图改善英德两国关系，也无可厚非。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社会地位显赫的英国人士宽慰人心的演讲，不可能劝阻纳粹放弃他们的目标。英国流行的对扩充军备和征兵制的反感，是纳粹计划的重要因素，而十来位爵士对纳粹的同情却不是。一场新的战争爆发时，大不列颠没有能力像1914年那样马上向法国派遣由七个师组成的远征军；英国皇家空军在数量上远不及德国空军；甚至英国海军也不如1914-1918年间那么难对付；这一切已经不是秘密。纳粹非常清楚，南非许多政治人物反对自治领参加新的战争，纳粹与东印度群岛、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反英政党保持着密切联系。
大不列颠必须面对的问题仅只是：容许德国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符合国家利益吗？希特勒的宏伟计划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英国保持中立，直至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被征服。大不列颠应该为他提供这种服务吗？任何答之以否的人都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流于空谈。但是，英国政客们却将自己的头埋进了沙堆。
鉴于英国的公共舆论状况，法国应该明白，它被孤立了，必须自己应付纳粹的危险。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心态和德国政治状况知之甚少。然而，当希特勒夺权时，每个法国政客都应该认识到，希特勒计划的重点就是要摧毁法国。当然，法国左翼政党也有英国左派的偏见、幻想和错误。但是，法国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团体，它一直不信任德国，支持更有力的反德政策。如果在1933年及随后数年中，法国民族主义者认真倡导阻止德国重整军备的措施，他们将获得整个国家——顽固的共产主义者除外——的支持。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开始重新武装。尽管如此，到1933年及随后几年，德国都还没准备好与法国一战。它本来要么会被迫屈服于法国的威胁，要么会发动一场没有成功希望的战争。那个时候，仍然有可能通过威胁来阻止纳粹。甚至战争爆发后，法国本来也有足够的实力取胜。
但是接着，一些令人惊讶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六十多年来一直狂热反德的，鄙视德国一切事物的，总是要求对魏玛共和国采取更有力政策的民族主义者，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那些鄙视所有改善法德关系之努力，称之为“犹太事物”的人；那些攻击道威斯计划和扬计划以及洛迦诺协议是“犹太阴谋”的人；那些怀疑国际联盟是“犹太机构”的人，突然开始同情纳粹。他们拒绝承认希特勒急于一劳永逸地毁灭法国。他们暗示，希特勒更多是犹太人而非法国的敌人；作为反犹老兵，希特勒同情法国反犹战士。他们小看了德国的重新扩军。除此之外，他们说，希特勒重整武装只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的布尔什维主义。纳粹主义是欧洲抵抗全世界犹太人及其最重要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攻击的盾牌。犹太人急于将法国推向反对纳粹的战争。但是，法国足够聪明，不会为犹太人火中取栗。法兰西不会为犹太人流血牺牲。
民族主义者将反犹主义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这在法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在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中，他们上蹿下跳，就是为了让一个奸诈的军官悄悄逃避惩罚，而让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在监狱中受尽折磨。
据说是纳粹腐蚀了法国民族主义者。也许有些法国政客真的收受了贿赂。但从政治上来说，这并不重要。帝国可能是在浪费钱。反犹报刊发行量很大，他们不需要德国的补贴。希特勒脱离国联；宣布《凡尔赛和约》裁军条款对德无效；占领莱茵河畔的非军事区；在北非挑起反法浪潮，法国民族主义者批评希特勒上述行为，最主要为了将所有责任推向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对手：他们有罪，因为他们对纳粹主义采取了敌对态度。
然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七年前，法国曾强烈反对奥德关税同盟，但是现在，法国政府匆忙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暴力吞并。在慕尼黑，法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和意大利合作，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于希特勒的主张。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大多数法兰西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当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鼓动下，表明意大利对萨伏伊、尼斯、科西嘉（Corsica）和突尼斯的野心时，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是胆小慎微的。没有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起来提醒全国人民反对腓利二世（PhilipⅡ）。但是，如果一个新的德摩斯梯尼出现了，民族主义者会骂他本人就是拉比之子或罗斯柴尔德之侄。
诚然，法国左派也不反对纳粹，在这方面他们与其英国同道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借口。他们的影响力足以在法国推动强有力的反纳粹政策。但对他们来说，每一种认真抵抗希特勒的提议，都是一种“犹太式”的背叛。
法国热爱和平，打算以牺牲为代价避免战争，这的确是法兰西民族的优点。但这并非问题所在。德国公开地为发动一场彻底消灭法国的战争作准备。纳粹的意图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适合的政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希特勒的计划。无论是谁，只要在讨论法德关系时把犹太人牵扯进来，他就背弃了自己国家的事业。至于希特勒是犹太人的敌人还是朋友，这并不重要。法国的生存正岌岌可危。只有这一点必须考虑，法国店主或医生想要除掉犹太竞争对手的愿望并不紧要。
法国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企图；它长期忽视军事准备；最终，当战争无法避免时，它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这些都是反犹主义的错误。法国反犹主义者对希特勒很好。没有他们，新的战争或许可以避免，或者至少能在更有利得多的条件下作战。
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右派将抵抗诬称为“为犹太人进行的战争”，法国共产主义者将它诬称为“为资本主义进行的战争”。抵抗不得人心，因而束缚了军事长官的手脚。它迟缓了兵工厂的运作。从军事角度看，1940年6月的情况并不比早前1914年9月初更糟糕，也不会比1870年9月的情况更不利。甘必大（Gambetta）,克里孟梭（Clemenceau） 和白里安（Briand）不会投降。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也不会。但曼德尔是犹太人，因此没有资格担任政治领袖。因此，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法国人否认自己的历史；将其最值得自豪的历史记忆称之为“犹太式”的东西；为法国丧失政治独立而欢呼，还将之视为民族革命和民族精神的真正复兴。
不止在法国，全世界的反犹主义者都在为纳粹主义做宣传。干预主义及其歧视倾向的恶劣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都只会从其歧视成功竞争者的胃口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外交政策问题。从犹太竞争者的竞争下解救出来的希望让他们迷狂，同时，他们忘记了其他的一切——他们国家的独立、自由、宗教和文明。过去和现在，亲法西斯政党遍布世界。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内奸。内奸指挥着担负保卫国家职责的军队。他们可耻地投降纳粹，与侵略者合作；他们厚颜无耻地将他们的背叛称为真正的爱国主义。纳粹在每一个有人急于铲除犹太竞争者的市镇或村庄都有盟友。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是千百万店主和商贩、医生和律师、教授和作家的反犹取向。
如果不是反犹主义，目前的战争绝不会爆发。只有反犹主义才让纳粹有可能恢复德国人民关于德军不可战胜的信念，并因此驱使德国再次转向侵略政策和霸权斗争。法国大部分公共舆论沉迷于反犹主义，才阻碍了法国在希特勒可以不经由战争被遏制的时候遏制住他。正是反犹主义帮助德国军队，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找到了随时准备向德国敞开大门的人。
人类确实为反犹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一系列非常奇怪的政治力量将反犹主义变成了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后数年，Marx主义成功地席卷了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大不列颠的公共舆论是在新Marx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的魔咒下产生的，根据这种学说，战争只是为了资本的自私的阶级利益而战。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对英国参战感到相当羞耻。他们相信迫使德国赔款和限制德国军备在道义上不公平，在政治上也不明智。他们坚定地下决心不再让大不列颠打仗了。他们对全能的国际联盟怀有天真的信心，有意忽视任何可能削弱这种信心的事实。他们高估了制裁的效力，高估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非战声明的效力。他们支持自己国家实行裁军政策，这使得大英帝国在一个不知疲倦地准备新战争的世界里几乎毫无防备。
但与此同时，同样是这群人，又要求英国政府和国际联盟遏制“动态的”大国野心，并以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捍卫弱国的独立。他们沉湎于地对日本和意大利发表强硬言辞，但是因为反对军备和无条件的和平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在鼓励这些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在大不列颠拒绝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阻止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提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挫败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该计划至少会使阿比西尼亚部分地方保持独立；但当意大利占领整个阿比西尼亚时，他们却连手指也没动一下。当希特勒掌权并立即着手准备先称霸欧洲大陆，随后称霸全世界的战争时，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政策。面对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局势，他们的政策就是鸵鸟政策。
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党在原则上并无不同。他们只是言辞更温和，并急于为无为和懈怠的政策寻找合理的借口。对这类政策，左派则不思将来、掉以轻心地予以了认可。右翼政党以“德国不曾计划进攻法国，而只打算与苏俄开战”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右派拒绝考虑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公开暴露的阴谋，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左派怒不可遏。他们嚷道，我们国家的反动派正在帮助希特勒，他们将自己的阶级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而，希特勒从英国得到的鼓励，更多的来自于英国的战备状况，而非上流阶级某些成员的反苏情感。对英国的羸弱战备现状，左派的责任甚至比右派更大。阻止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投入重整军备和恢复征兵制。整个不列颠民族，而非只是贵族阶层，都强烈地反对这些措施。在此情形下，一小部分贵族和富裕的平民试图改善英德两国关系，也无可厚非。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社会地位显赫的英国人士宽慰人心的演讲，不可能劝阻纳粹放弃他们的目标。英国流行的对扩充军备和征兵制的反感，是纳粹计划的重要因素，而十来位爵士对纳粹的同情却不是。一场新的战争爆发时，大不列颠没有能力像1914年那样马上向法国派遣由七个师组成的远征军；英国皇家空军在数量上远不及德国空军；甚至英国海军也不如1914-1918年间那么难对付；这一切已经不是秘密。纳粹非常清楚，南非许多政治人物反对自治领参加新的战争，纳粹与东印度群岛、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反英政党保持着密切联系。
大不列颠必须面对的问题仅只是：容许德国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符合国家利益吗？希特勒的宏伟计划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英国保持中立，直至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被征服。大不列颠应该为他提供这种服务吗？任何答之以否的人都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流于空谈。但是，英国政客们却将自己的头埋进了沙堆。
鉴于英国的公共舆论状况，法国应该明白，它被孤立了，必须自己应付纳粹的危险。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心态和德国政治状况知之甚少。然而，当希特勒夺权时，每个法国政客都应该认识到，希特勒计划的重点就是要摧毁法国。当然，法国左翼政党也有英国左派的偏见、幻想和错误。但是，法国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团体，它一直不信任德国，支持更有力的反德政策。如果在1933年及随后数年中，法国民族主义者认真倡导阻止德国重整军备的措施，他们将获得整个国家——顽固的共产主义者除外——的支持。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开始重新武装。尽管如此，到1933年及随后几年，德国都还没准备好与法国一战。它本来要么会被迫屈服于法国的威胁，要么会发动一场没有成功希望的战争。那个时候，仍然有可能通过威胁来阻止纳粹。甚至战争爆发后，法国本来也有足够的实力取胜。
但是接着，一些令人惊讶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六十多年来一直狂热反德的，鄙视德国一切事物的，总是要求对魏玛共和国采取更有力政策的民族主义者，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那些鄙视所有改善法德关系之努力，称之为“犹太事物”的人；那些攻击道威斯计划和扬计划以及洛迦诺协议是“犹太阴谋”的人；那些怀疑国际联盟是“犹太机构”的人，突然开始同情纳粹。他们拒绝承认希特勒急于一劳永逸地毁灭法国。他们暗示，希特勒更多是犹太人而非法国的敌人；作为反犹老兵，希特勒同情法国反犹战士。他们小看了德国的重新扩军。除此之外，他们说，希特勒重整武装只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的布尔什维主义。纳粹主义是欧洲抵抗全世界犹太人及其最重要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攻击的盾牌。犹太人急于将法国推向反对纳粹的战争。但是，法国足够聪明，不会为犹太人火中取栗。法兰西不会为犹太人流血牺牲。
民族主义者将反犹主义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这在法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在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中，他们上蹿下跳，就是为了让一个奸诈的军官悄悄逃避惩罚，而让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在监狱中受尽折磨。
据说是纳粹腐蚀了法国民族主义者。也许有些法国政客真的收受了贿赂。但从政治上来说，这并不重要。帝国可能是在浪费钱。反犹报刊发行量很大，他们不需要德国的补贴。希特勒脱离国联；宣布《凡尔赛和约》裁军条款对德无效；占领莱茵河畔的非军事区；在北非挑起反法浪潮，法国民族主义者批评希特勒上述行为，最主要为了将所有责任推向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对手：他们有罪，因为他们对纳粹主义采取了敌对态度。
然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七年前，法国曾强烈反对奥德关税同盟，但是现在，法国政府匆忙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暴力吞并。在慕尼黑，法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和意大利合作，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于希特勒的主张。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大多数法兰西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当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鼓动下，表明意大利对萨伏伊、尼斯、科西嘉（Corsica）和突尼斯的野心时，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是胆小慎微的。没有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起来提醒全国人民反对腓利二世（PhilipⅡ）。但是，如果一个新的德摩斯梯尼出现了，民族主义者会骂他本人就是拉比之子或罗斯柴尔德之侄。
诚然，法国左派也不反对纳粹，在这方面他们与其英国同道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借口。他们的影响力足以在法国推动强有力的反纳粹政策。但对他们来说，每一种认真抵抗希特勒的提议，都是一种“犹太式”的背叛。
法国热爱和平，打算以牺牲为代价避免战争，这的确是法兰西民族的优点。但这并非问题所在。德国公开地为发动一场彻底消灭法国的战争作准备。纳粹的意图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适合的政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希特勒的计划。无论是谁，只要在讨论法德关系时把犹太人牵扯进来，他就背弃了自己国家的事业。至于希特勒是犹太人的敌人还是朋友，这并不重要。法国的生存正岌岌可危。只有这一点必须考虑，法国店主或医生想要除掉犹太竞争对手的愿望并不紧要。
法国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企图；它长期忽视军事准备；最终，当战争无法避免时，它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这些都是反犹主义的错误。法国反犹主义者对希特勒很好。没有他们，新的战争或许可以避免，或者至少能在更有利得多的条件下作战。
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右派将抵抗诬称为“为犹太人进行的战争”，法国共产主义者将它诬称为“为资本主义进行的战争”。抵抗不得人心，因而束缚了军事长官的手脚。它迟缓了兵工厂的运作。从军事角度看，1940年6月的情况并不比早前1914年9月初更糟糕，也不会比1870年9月的情况更不利。甘必大（Gambetta）,克里孟梭（Clemenceau） 和白里安（Briand）不会投降。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也不会。但曼德尔是犹太人，因此没有资格担任政治领袖。因此，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法国人否认自己的历史；将其最值得自豪的历史记忆称之为“犹太式”的东西；为法国丧失政治独立而欢呼，还将之视为民族革命和民族精神的真正复兴。
不止在法国，全世界的反犹主义者都在为纳粹主义做宣传。干预主义及其歧视倾向的恶劣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都只会从其歧视成功竞争者的胃口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外交政策问题。从犹太竞争者的竞争下解救出来的希望让他们迷狂，同时，他们忘记了其他的一切——他们国家的独立、自由、宗教和文明。过去和现在，亲法西斯政党遍布世界。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内奸。内奸指挥着担负保卫国家职责的军队。他们可耻地投降纳粹，与侵略者合作；他们厚颜无耻地将他们的背叛称为真正的爱国主义。纳粹在每一个有人急于铲除犹太竞争者的市镇或村庄都有盟友。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是千百万店主和商贩、医生和律师、教授和作家的反犹取向。
如果不是反犹主义，目前的战争绝不会爆发。只有反犹主义才让纳粹有可能恢复德国人民关于德军不可战胜的信念，并因此驱使德国再次转向侵略政策和霸权斗争。法国大部分公共舆论沉迷于反犹主义，才阻碍了法国在希特勒可以不经由战争被遏制的时候遏制住他。正是反犹主义帮助德国军队，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找到了随时准备向德国敞开大门的人。
人类确实为反犹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