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份子 on Nostr: 香港这个时候，应该想起这个人 ...
香港这个时候，应该想起这个人
最近，香港政府全面取消各种楼市管制，特别是针对外地人购房30%的印花税，楼市气氛迅速升温。
有人担心楼市是否会过热，这时，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港府随时可调整措施，又称如果出极端情况可考虑引入“空置税”。他说：“楼市如果过度炽热，政府随时都可以调整措施。“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可考虑引入空置税，但目前远远没有需要。”
这位财政司司长，把自己当作了可以调节经济的神，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就加水嘛，但这种干预市场的手段，只能带来一个结果：预期的不稳定性。
谈到香港经济 ，其实有一个历史上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很值得谈一谈。
香港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其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这么一个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小岛，紧紧挨着的大陆当时正处于动荡之中，他不象新加坡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更没有任何资源。
在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能成为其中之一，很难理解。
更为奇怪的是，香港当时是英殖民地，英国在二战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但香港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
芝加哥经济学派大佬弗里德曼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叫《香港错了》。
这篇文章，批评了一个人，叫曾荫权，批评他是为了纪念和赞赏了另一个人，叫郭伯伟。
这一年，郭件伟逝世了。
这两个人都曾担任过香港的财政司司长。
弗里德曼之所以写文章，是因为当时成为特首的曾荫权宣布，香港早就放弃了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感伤地说：
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太美好，但自古好物不牢坚，这个政策理念违反天下政府官僚花费和干预成性的本性。所以，当香港的领袖曾先生，上个月宣布这个让香港繁荣起来的政策已经死亡，我并不惊讶，但总令人感到哀伤
郭伯伟精神带来的成就，也不会因此被忘记。无论日后香港发生甚么事情，过去五十年的香港经验，将继续指引和鼓励信仰自由经济的朋友，为世界各地希望造就繁荣的人士提供经济政策的典范。
郭伯伟，这位让弗里德曼大加赞赏的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正是今天文章的主题。
因为谈这个人，就是为了要解答文章开始提出的一个疑问：
那就是，英国在二战后，陷入了经济低迷状态之中，并且工党大搞全民免费医疗和国进民退，但在这时，香港却处于经济高增发展阶段。
英国虽然殖民了香港，但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却长期排在英国前面。
英国本土的各种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在香港实施过
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是，郭伯伟。
郭伯伟，是英国殖民香港时，由英国派往香港的一名普通官僚。
1952年，郭伯伟获擢升为助理财政司，后来又升任为副财政司。在1961年4月17日，他接替歧乐嘉任财政司长，展开长达10年的财政司长生涯。
而这十年，正是郭伯伟改变香港的奇迹般的十年。
郭伯伟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修读经济学，并取得过经济学学位，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他在香港财政司任内的政策主张，不仅改变了香港，还让香港的繁荣引发全球关注，甚至启发了英、美等国政府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方针，引发了八十年代后各国的追随。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很多政策都是自香港学习而来。
与我们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郭伯伟虽然是英政府派驻香港的官僚，在任上，却是积极对抗来自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制要求的。
比如，英国政府就曾经要求香港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但郭伯伟任内将薪俸税维持在15%的水平，坚决反对英国当局要求增税与英国保持一致的要求。
而此时的英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83%。并在七十年代开征了臭名昭著的增值税。
郭伯伟不仅不与英国当局保持一致，还删除一些旧有的税项，以设法维持低税的政策。
英国的国防大臣丹尼士·希利曾要求香港民众承担驻港英军的军费，即开征税收用于殖民军队的开支，但同样被郭伯伟大力反对而泡汤。
1967年11月19日，英国首相韦尔逊突然宣布英镑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与英镑挂勾的港元随即跟随大幅贬值。
郭伯伟毫不客气，拒绝英国中央政府薅香港民众的羊毛，采取行动干预港元汇率，并推动了香港在七年后港元与英磅脱钩的进程。
郭伯伟在任内，全面在香港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除了维持低税政策外，还大幅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他推动的这一经济政策，成为了香港政府后来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坚守财政纪律、自由市场的基本经济政策体系的来源。
郭伯伟反对对市场进行任何资助或补贴，因此他不仅不支持对本地工业进行补贴，也没有应要求向兴建中的红磡海底隧道提供资助。
有趣的是，郭伯伟任内甚至拒绝接受财政司用以翻新官邸的津贴，这足以看出他在反对干预上作出的坚持。
他还能识破不少企业试图用管制减少竞争对手的伎俩。
1962年，英伦银行向港府建议立法限制商业银行的数量，这一主张，立马被郭伯伟识破，并大力反对，最终与之相关的立法比原来建议的立法大幅放松。
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就是在郭伯伟任上奠基的。
在1960年代的香港，有大量外来难民涌入，使到香港的贫困人口急升，而香港天然资源缺乏，无论是日用品、食物以至食水都十分依赖进口，郭伯伟积极推行极低的关税政策，让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品流入香港，使市民无需购买成本昂贵的本地货品。
这种极低的关税政策，正是自由港标志性的特征，即香港自此成为了一个对外来商品基本不限制、大部分商品零关税的地方，这就是香港未来成为购物天堂的关键原因。
郭伯伟在经济学界最值得称颂的一件事是，他在任内反对政府对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统计。
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政府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郭伯伟贯彻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公共支出在其任内一直维持于极低水平。而彼时的英国政府，正在福利主义、国进民退的大政府路线上一路狂奔。
即便是当时全球流行的免费教育，郭伯伟同样反对。
尽管政府有继续在1960年代兴建新的官立学校，但总体上，香港主要的学校都是由教会等私人办学团体营运，干预并不明显。
郭伯伟反对为香港引入免费教育，一直面临民间舆论强大的压力，最后，在日益强烈的呼声下，他在1971年卸任前夕勉强支持引入六年小学义务教育。
郭伯伟在1971年6月30日从政府退休，卸任时，在他的政策推动下，香港经济出现了深刻的改变。
首先，在1961年时，香港人的人均收入仅约及英国的四分之一，政府储备只有7,750万；但到1971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的实质增长，政府储备亦暴增至6亿4,000万。
后来在1990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越了英国。
另外，郭伯伟任内成功令香港的贫穷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对外出口亦以每年百分之十四的幅度不断增长，使香港转型成区内的主要制造业中心；并为香港在70及80年代的经济起飞立下重要基石。
弗里德曼曾对郭伯伟有这样的评价：
……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英国本土正向极端的社民主义政策进发，她其中一个仅余的殖民地──香港──却朝着极端的自由市场政策进发。出于一些官僚积习，殖民地部委派郭伯伟出任香港财政司。结果是：英国本土被社民主义勒死，但她拥有的殖民地却演化成为展现自由市场风采的重要场地。
在郭伯伟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影响下，香港逐渐成为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而自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在1970年开始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以来，香港更每年都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香港的成功，甚至引发了全球学者的关注，以及政治人物的转变。
1980年代美国总统列根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也某种程度上受到郭伯伟的影响。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都曾经在反复提起过香港的繁荣。
郭伯伟在香港的经验使香港成为自由市场的一大典范，不少知名学者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甚至视之为教科书的基础例子，来展示自由的经济政策如何带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郭伯伟 ，不是一名服从于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僚，也不会屈从于广泛要求福利的香港民意，而是一名服从于自己内心坚守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自由主义者。
至今，郭伯伟开创的自由港模式，甚至成为了很多地方学习的的基本范式，比如，15%的税收比例，零关税，都被视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标准，甚至拜登在全球税收管制行动中，也是将15%定为全球各国政府最低的税率指标。
但在他离任后，香港的经济政策，就开始逐步背离自由放任。
1970年代开启了政府驱动的十年建屋计划、政府参与的地铁工程；
1983年实施联系汇率，将港元与美元挂钩
1987年股灾时联交所停市4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分别出击外汇、股票和期货市场，打击国际炒家
董建华担任特首时期，投资数码港和香港迪士尼乐园。
1999年9月，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曾经为政府投资数码港辩护，称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处理，而积极不干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
2000年6月29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动政府大规模的房屋开发政策。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特区政府并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郭伯伟离任后，香港就完全向英国的福利主义、干预主义全面学习了。
香港的经济政策，现在已经越来越象英国，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这些福利主义计划，都在八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
1978年，香港就开始推行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相当于内地的初三）的9年免费义务教育。
从2008年开始，香港又将免费义务教育延长至中学六年级（相当于内地的高三），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
到了2017年，香港又将幼儿园纳入了免费义务教育范畴，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幼儿园至中学的15年免费义务教育体系。
1977年，香港全面推动医疗福利计划，大量建设公办医院，全面向英国学习。
而现在香港的免费医疗，虽然排队时间长，效率低下，却成为了所谓香港人的骄傲。
对应的代价则是，香港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小政府的理念被背弃了。
李嘉诚，曾被香港人亲切地称为超人，但在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反商氛围中，李嘉诚已经异化成香港经济问题的祸首。
欧洲流行什么，香港就有什么。甚至极端环保主义都出现在了香港，有人杀死了蜗牛，都能被逮捕起诉。
从根本上来说，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虽然塑造了香港奇迹，但却没有被香港人真正认知到，香港更多的人在这几十年中，不断地呼吁福利，不断地呼吁政府干预楼市，甚至在房价畸高的同时，还反对政府出售土地、反地填海工程、反对大陆人买奶粉。
自由放任，早就被扔到一边了，这才是香港真正的麻烦，也是香港很多问题真正的来源，若是香港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哪会有这些风波呢？
本质来看，各种混乱，背后的原因，都是经济不好。在七八九十年代，香港没有这么多政治纷争，普通人根本不关心政治，都忙着赚钱，因为经济高速增长，那时的香港人，每一个人都充满希望，都认为未来一天会比一天要好。
干预主义、福利主义一旦出现，就一定会让经济增长停滞，资本增量减少，从而让人们感觉到阶层固化，年轻人的痛苦指数加大，不再相信自己有美好的未来，陷入迷茫，四处寻找原因。
郭伯伟，不是民意的产物，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刚好来到了香港。因此，香港的繁荣，并不是香港人有多支持自由市场，也并不是他们真正认知到了自由市场的好处。
七十年代之后的香港逐步增加的各种干预手段、福利主义，正是无数香港普通人在舆论上一步一步推动的结果，这些汹涌的民意认为，英国式的福利社会才是好社会、政府积极干预房产、金融市场才是好政府。
因此，香港当年的的蒸蒸日上，是他们运气好，碰到了郭伯伟。
现在，香港人，可能早就把郭伯伟给忘了。
最近，香港政府全面取消各种楼市管制，特别是针对外地人购房30%的印花税，楼市气氛迅速升温。
有人担心楼市是否会过热，这时，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港府随时可调整措施，又称如果出极端情况可考虑引入“空置税”。他说：“楼市如果过度炽热，政府随时都可以调整措施。“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可考虑引入空置税，但目前远远没有需要。”
这位财政司司长，把自己当作了可以调节经济的神，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就加水嘛，但这种干预市场的手段，只能带来一个结果：预期的不稳定性。
谈到香港经济 ，其实有一个历史上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很值得谈一谈。
香港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其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这么一个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小岛，紧紧挨着的大陆当时正处于动荡之中，他不象新加坡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更没有任何资源。
在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能成为其中之一，很难理解。
更为奇怪的是，香港当时是英殖民地，英国在二战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但香港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
芝加哥经济学派大佬弗里德曼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叫《香港错了》。
这篇文章，批评了一个人，叫曾荫权，批评他是为了纪念和赞赏了另一个人，叫郭伯伟。
这一年，郭件伟逝世了。
这两个人都曾担任过香港的财政司司长。
弗里德曼之所以写文章，是因为当时成为特首的曾荫权宣布，香港早就放弃了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感伤地说：
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太美好，但自古好物不牢坚，这个政策理念违反天下政府官僚花费和干预成性的本性。所以，当香港的领袖曾先生，上个月宣布这个让香港繁荣起来的政策已经死亡，我并不惊讶，但总令人感到哀伤
郭伯伟精神带来的成就，也不会因此被忘记。无论日后香港发生甚么事情，过去五十年的香港经验，将继续指引和鼓励信仰自由经济的朋友，为世界各地希望造就繁荣的人士提供经济政策的典范。
郭伯伟，这位让弗里德曼大加赞赏的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正是今天文章的主题。
因为谈这个人，就是为了要解答文章开始提出的一个疑问：
那就是，英国在二战后，陷入了经济低迷状态之中，并且工党大搞全民免费医疗和国进民退，但在这时，香港却处于经济高增发展阶段。
英国虽然殖民了香港，但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却长期排在英国前面。
英国本土的各种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在香港实施过
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是，郭伯伟。
郭伯伟，是英国殖民香港时，由英国派往香港的一名普通官僚。
1952年，郭伯伟获擢升为助理财政司，后来又升任为副财政司。在1961年4月17日，他接替歧乐嘉任财政司长，展开长达10年的财政司长生涯。
而这十年，正是郭伯伟改变香港的奇迹般的十年。
郭伯伟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修读经济学，并取得过经济学学位，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他在香港财政司任内的政策主张，不仅改变了香港，还让香港的繁荣引发全球关注，甚至启发了英、美等国政府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方针，引发了八十年代后各国的追随。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很多政策都是自香港学习而来。
与我们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郭伯伟虽然是英政府派驻香港的官僚，在任上，却是积极对抗来自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制要求的。
比如，英国政府就曾经要求香港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但郭伯伟任内将薪俸税维持在15%的水平，坚决反对英国当局要求增税与英国保持一致的要求。
而此时的英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83%。并在七十年代开征了臭名昭著的增值税。
郭伯伟不仅不与英国当局保持一致，还删除一些旧有的税项，以设法维持低税的政策。
英国的国防大臣丹尼士·希利曾要求香港民众承担驻港英军的军费，即开征税收用于殖民军队的开支，但同样被郭伯伟大力反对而泡汤。
1967年11月19日，英国首相韦尔逊突然宣布英镑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与英镑挂勾的港元随即跟随大幅贬值。
郭伯伟毫不客气，拒绝英国中央政府薅香港民众的羊毛，采取行动干预港元汇率，并推动了香港在七年后港元与英磅脱钩的进程。
郭伯伟在任内，全面在香港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除了维持低税政策外，还大幅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他推动的这一经济政策，成为了香港政府后来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坚守财政纪律、自由市场的基本经济政策体系的来源。
郭伯伟反对对市场进行任何资助或补贴，因此他不仅不支持对本地工业进行补贴，也没有应要求向兴建中的红磡海底隧道提供资助。
有趣的是，郭伯伟任内甚至拒绝接受财政司用以翻新官邸的津贴，这足以看出他在反对干预上作出的坚持。
他还能识破不少企业试图用管制减少竞争对手的伎俩。
1962年，英伦银行向港府建议立法限制商业银行的数量，这一主张，立马被郭伯伟识破，并大力反对，最终与之相关的立法比原来建议的立法大幅放松。
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就是在郭伯伟任上奠基的。
在1960年代的香港，有大量外来难民涌入，使到香港的贫困人口急升，而香港天然资源缺乏，无论是日用品、食物以至食水都十分依赖进口，郭伯伟积极推行极低的关税政策，让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品流入香港，使市民无需购买成本昂贵的本地货品。
这种极低的关税政策，正是自由港标志性的特征，即香港自此成为了一个对外来商品基本不限制、大部分商品零关税的地方，这就是香港未来成为购物天堂的关键原因。
郭伯伟在经济学界最值得称颂的一件事是，他在任内反对政府对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统计。
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政府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郭伯伟贯彻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公共支出在其任内一直维持于极低水平。而彼时的英国政府，正在福利主义、国进民退的大政府路线上一路狂奔。
即便是当时全球流行的免费教育，郭伯伟同样反对。
尽管政府有继续在1960年代兴建新的官立学校，但总体上，香港主要的学校都是由教会等私人办学团体营运，干预并不明显。
郭伯伟反对为香港引入免费教育，一直面临民间舆论强大的压力，最后，在日益强烈的呼声下，他在1971年卸任前夕勉强支持引入六年小学义务教育。
郭伯伟在1971年6月30日从政府退休，卸任时，在他的政策推动下，香港经济出现了深刻的改变。
首先，在1961年时，香港人的人均收入仅约及英国的四分之一，政府储备只有7,750万；但到1971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的实质增长，政府储备亦暴增至6亿4,000万。
后来在1990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越了英国。
另外，郭伯伟任内成功令香港的贫穷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对外出口亦以每年百分之十四的幅度不断增长，使香港转型成区内的主要制造业中心；并为香港在70及80年代的经济起飞立下重要基石。
弗里德曼曾对郭伯伟有这样的评价：
……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英国本土正向极端的社民主义政策进发，她其中一个仅余的殖民地──香港──却朝着极端的自由市场政策进发。出于一些官僚积习，殖民地部委派郭伯伟出任香港财政司。结果是：英国本土被社民主义勒死，但她拥有的殖民地却演化成为展现自由市场风采的重要场地。
在郭伯伟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影响下，香港逐渐成为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而自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在1970年开始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以来，香港更每年都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香港的成功，甚至引发了全球学者的关注，以及政治人物的转变。
1980年代美国总统列根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也某种程度上受到郭伯伟的影响。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都曾经在反复提起过香港的繁荣。
郭伯伟在香港的经验使香港成为自由市场的一大典范，不少知名学者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甚至视之为教科书的基础例子，来展示自由的经济政策如何带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郭伯伟 ，不是一名服从于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僚，也不会屈从于广泛要求福利的香港民意，而是一名服从于自己内心坚守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自由主义者。
至今，郭伯伟开创的自由港模式，甚至成为了很多地方学习的的基本范式，比如，15%的税收比例，零关税，都被视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标准，甚至拜登在全球税收管制行动中，也是将15%定为全球各国政府最低的税率指标。
但在他离任后，香港的经济政策，就开始逐步背离自由放任。
1970年代开启了政府驱动的十年建屋计划、政府参与的地铁工程；
1983年实施联系汇率，将港元与美元挂钩
1987年股灾时联交所停市4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分别出击外汇、股票和期货市场，打击国际炒家
董建华担任特首时期，投资数码港和香港迪士尼乐园。
1999年9月，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曾经为政府投资数码港辩护，称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处理，而积极不干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
2000年6月29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动政府大规模的房屋开发政策。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特区政府并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郭伯伟离任后，香港就完全向英国的福利主义、干预主义全面学习了。
香港的经济政策，现在已经越来越象英国，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这些福利主义计划，都在八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
1978年，香港就开始推行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相当于内地的初三）的9年免费义务教育。
从2008年开始，香港又将免费义务教育延长至中学六年级（相当于内地的高三），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
到了2017年，香港又将幼儿园纳入了免费义务教育范畴，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幼儿园至中学的15年免费义务教育体系。
1977年，香港全面推动医疗福利计划，大量建设公办医院，全面向英国学习。
而现在香港的免费医疗，虽然排队时间长，效率低下，却成为了所谓香港人的骄傲。
对应的代价则是，香港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小政府的理念被背弃了。
李嘉诚，曾被香港人亲切地称为超人，但在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反商氛围中，李嘉诚已经异化成香港经济问题的祸首。
欧洲流行什么，香港就有什么。甚至极端环保主义都出现在了香港，有人杀死了蜗牛，都能被逮捕起诉。
从根本上来说，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虽然塑造了香港奇迹，但却没有被香港人真正认知到，香港更多的人在这几十年中，不断地呼吁福利，不断地呼吁政府干预楼市，甚至在房价畸高的同时，还反对政府出售土地、反地填海工程、反对大陆人买奶粉。
自由放任，早就被扔到一边了，这才是香港真正的麻烦，也是香港很多问题真正的来源，若是香港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哪会有这些风波呢？
本质来看，各种混乱，背后的原因，都是经济不好。在七八九十年代，香港没有这么多政治纷争，普通人根本不关心政治，都忙着赚钱，因为经济高速增长，那时的香港人，每一个人都充满希望，都认为未来一天会比一天要好。
干预主义、福利主义一旦出现，就一定会让经济增长停滞，资本增量减少，从而让人们感觉到阶层固化，年轻人的痛苦指数加大，不再相信自己有美好的未来，陷入迷茫，四处寻找原因。
郭伯伟，不是民意的产物，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刚好来到了香港。因此，香港的繁荣，并不是香港人有多支持自由市场，也并不是他们真正认知到了自由市场的好处。
七十年代之后的香港逐步增加的各种干预手段、福利主义，正是无数香港普通人在舆论上一步一步推动的结果，这些汹涌的民意认为，英国式的福利社会才是好社会、政府积极干预房产、金融市场才是好政府。
因此，香港当年的的蒸蒸日上，是他们运气好，碰到了郭伯伟。
现在，香港人，可能早就把郭伯伟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