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
◎中国走到历史末期，总是处在散沙化的状态，每一次蛮族入侵都没能重建小共同体和组织资源，为何如此呢？
蛮族入侵，其实一开始的基本公式都是：首先有部落组织，然后转化为封建结构，最后转化为官僚组织。只是这个节奏似乎是越来越快了。
五胡乱华时入侵的蛮族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部落组织，它们有单于台这样的部落组织，你从前赵、刘汉这样的政权就可以看出这点；然后部落组织通过把他们的贵族安插到地方上去，然后就形成了半封建结构，那就是北朝和隋唐的府兵制；最后这些府兵渐渐变得跟编户齐民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就完全转化为官僚制度。可以说从五胡乱华一直到北朝，到唐太宗，这是一个重演了从西周入侵殷商，然后经过孔子时代，最后到秦始皇这个过程──由移动的部落变成安居的封建，然后最后再变成散沙化的官僚专制帝国。
唐代以后，像是辽金之类的新蛮族王朝，退化的速度就更快了。金人入侵的时候还是部落组织，然后它在宋高宗那一朝就经过了三次转化：首先是纯部落组织，然后设立行台结构，就是一个代理官僚机构，最后首都迁到汴京，在汴京设立陪都，实行五京制，也就是变成彻底官僚化。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几十年时间就已经走完了从北朝到唐代花几百年才走的时间表。然后等到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个速度又比金人入关的时候更快，基本上是在皇太极和顺治两朝就把原有的部落制度，所谓的八固山合议之类的制度，最终完全转化为官僚专制主义。原来的八旗，带有一点部落民主残余的东西，迅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的形势就是，满洲皇帝跟汉族士大夫结成联盟，打击原有的部落贵族。部落贵族还希望通过部落贵族的共治来控制君主，而君主和汉家士大夫的合作，就把占在中间的贵族组织完全削平了，完全变成一种皇帝和没有武力的汉家官僚共治的局面。这样双方都有所得：对于皇帝来说，有武器的贵族是一个威胁，而没有武器的官僚士大夫威胁就要小得多了；而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他可以通过跟皇帝合作，把皇帝变成中国式的，汉室的皇帝，明室的皇帝，然后把异族的部落贵族给打出去，这样就部分的实现了同化异族的目的，同时也通过牺牲贵族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这样双方一拍即合。
但实际上这就是走了跟欧洲恰好相反的道路。欧洲呢，则恰好就是相当于是八旗贵族这样一个中间阶级肥大起来，把上面的国王和下面的平民都压住了，最后通过这条道路才开出了议会民主的道路。你可以说这是路径的不同，但是路径不同背后肯定有资源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东亚这一块除了现成的儒家这套伦理以外，你简直就没有可以运用的资源；但是在欧洲的话，那么你可以用的资源就很多了，有教会继承的罗马法、日尔曼的习惯法和基督教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新东西。罗马帝国哪怕在最后时期，它在法律上也没有完全废除城邦制度。
所以基本上是中世纪一开始，在罗马帝国倒台后，就出现了难民假托罗马名义建立威尼斯和佛罗伦斯这种城邦的冲动。这些城邦保留了自治政体的种子。而基督教呢，它一开始是在罗马帝国镇压之下，必须依靠地下自治团体保护自己，所以它始终也没有丢掉这个团体。即使有罗马教皇，其下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道明会（Dominican Order）及其他教团，即使理论上你不能反对教皇本人，但实际上你可以反对其他的教团，各教团之间也有自己的教规和教义的竞争，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法庭，等于说他们不断的有自己的制度创新和制度竞争。这个丰富性和多元性一开始就是没法比。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继承问题，可以说是希伯来文明它本身就是一个继承性的，它继承了中东的古老文明，把这些种子撒到一些年轻的文明手里面，但这些继承因素在东亚基本是不存在的。
◎是否可以说，解体和自由是东亚历史的自然走向，但内亚的组织技术输入却反而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维持基础？
是这样的。大一统帝国是消耗性的，当它的消耗越过临界点，就自然会解体，解体以后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多国体系。这个多国体系如果没有受到外力干涉的话，它们会相互攻击、相互吞并，有一部分实体会消失，但是大多数实体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博弈以后，也会形成类似春秋战国的稳定结构。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实体出于政策上的原因或者是地缘上的原因，处于能够引入内亚资源和组织的有利地位，那么它引进的内亚资源就足以使它对其他实体享有巨大的优势，从而破坏了原先各邦本来可以维持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利用自己的内亚通道，重新建立大一统帝国。在这个重建过程中间，它依赖的组织资源就是新一波从内亚输入的资源。
北魏、隋唐帝国的重建，辽金元帝国的重建，都是循着这条道路展开的。如果它们不是正好处在连接内亚的通道上、同时自身也是内亚部族的一部分的话，它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假定东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岛、没有内亚输入的通道，那么它内部的各邦国之间的冲突会花上很长时间都很难分出强弱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多国体系、然后多国体系稳定化正规化的机会就会大得多。
蛮族入侵，其实一开始的基本公式都是：首先有部落组织，然后转化为封建结构，最后转化为官僚组织。只是这个节奏似乎是越来越快了。
五胡乱华时入侵的蛮族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部落组织，它们有单于台这样的部落组织，你从前赵、刘汉这样的政权就可以看出这点；然后部落组织通过把他们的贵族安插到地方上去，然后就形成了半封建结构，那就是北朝和隋唐的府兵制；最后这些府兵渐渐变得跟编户齐民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就完全转化为官僚制度。可以说从五胡乱华一直到北朝，到唐太宗，这是一个重演了从西周入侵殷商，然后经过孔子时代，最后到秦始皇这个过程──由移动的部落变成安居的封建，然后最后再变成散沙化的官僚专制帝国。
唐代以后，像是辽金之类的新蛮族王朝，退化的速度就更快了。金人入侵的时候还是部落组织，然后它在宋高宗那一朝就经过了三次转化：首先是纯部落组织，然后设立行台结构，就是一个代理官僚机构，最后首都迁到汴京，在汴京设立陪都，实行五京制，也就是变成彻底官僚化。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几十年时间就已经走完了从北朝到唐代花几百年才走的时间表。然后等到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个速度又比金人入关的时候更快，基本上是在皇太极和顺治两朝就把原有的部落制度，所谓的八固山合议之类的制度，最终完全转化为官僚专制主义。原来的八旗，带有一点部落民主残余的东西，迅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的形势就是，满洲皇帝跟汉族士大夫结成联盟，打击原有的部落贵族。部落贵族还希望通过部落贵族的共治来控制君主，而君主和汉家士大夫的合作，就把占在中间的贵族组织完全削平了，完全变成一种皇帝和没有武力的汉家官僚共治的局面。这样双方都有所得：对于皇帝来说，有武器的贵族是一个威胁，而没有武器的官僚士大夫威胁就要小得多了；而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他可以通过跟皇帝合作，把皇帝变成中国式的，汉室的皇帝，明室的皇帝，然后把异族的部落贵族给打出去，这样就部分的实现了同化异族的目的，同时也通过牺牲贵族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这样双方一拍即合。
但实际上这就是走了跟欧洲恰好相反的道路。欧洲呢，则恰好就是相当于是八旗贵族这样一个中间阶级肥大起来，把上面的国王和下面的平民都压住了，最后通过这条道路才开出了议会民主的道路。你可以说这是路径的不同，但是路径不同背后肯定有资源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东亚这一块除了现成的儒家这套伦理以外，你简直就没有可以运用的资源；但是在欧洲的话，那么你可以用的资源就很多了，有教会继承的罗马法、日尔曼的习惯法和基督教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新东西。罗马帝国哪怕在最后时期，它在法律上也没有完全废除城邦制度。
所以基本上是中世纪一开始，在罗马帝国倒台后，就出现了难民假托罗马名义建立威尼斯和佛罗伦斯这种城邦的冲动。这些城邦保留了自治政体的种子。而基督教呢，它一开始是在罗马帝国镇压之下，必须依靠地下自治团体保护自己，所以它始终也没有丢掉这个团体。即使有罗马教皇，其下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道明会（Dominican Order）及其他教团，即使理论上你不能反对教皇本人，但实际上你可以反对其他的教团，各教团之间也有自己的教规和教义的竞争，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法庭，等于说他们不断的有自己的制度创新和制度竞争。这个丰富性和多元性一开始就是没法比。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继承问题，可以说是希伯来文明它本身就是一个继承性的，它继承了中东的古老文明，把这些种子撒到一些年轻的文明手里面，但这些继承因素在东亚基本是不存在的。
◎是否可以说，解体和自由是东亚历史的自然走向，但内亚的组织技术输入却反而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维持基础？
是这样的。大一统帝国是消耗性的，当它的消耗越过临界点，就自然会解体，解体以后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多国体系。这个多国体系如果没有受到外力干涉的话，它们会相互攻击、相互吞并，有一部分实体会消失，但是大多数实体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博弈以后，也会形成类似春秋战国的稳定结构。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实体出于政策上的原因或者是地缘上的原因，处于能够引入内亚资源和组织的有利地位，那么它引进的内亚资源就足以使它对其他实体享有巨大的优势，从而破坏了原先各邦本来可以维持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利用自己的内亚通道，重新建立大一统帝国。在这个重建过程中间，它依赖的组织资源就是新一波从内亚输入的资源。
北魏、隋唐帝国的重建，辽金元帝国的重建，都是循着这条道路展开的。如果它们不是正好处在连接内亚的通道上、同时自身也是内亚部族的一部分的话，它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假定东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岛、没有内亚输入的通道，那么它内部的各邦国之间的冲突会花上很长时间都很难分出强弱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多国体系、然后多国体系稳定化正规化的机会就会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