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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的崛起》：作为一个崛起大国，追求“绝对安全”的结果往往是绝对的不安全
志雄走读与投资 人的行为学 2025年01月10日
回过头来看看这本10年前出版的书，仍是感慨万分：
当俾斯麦在1890年下台时，德国在大战略方面的“拱顶石”就此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物质上飞速发展的强大国家、一个充满问题的体制、一群“能干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动的公众。
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下，皇帝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就在德国的崛起进入关键阶段时，威廉二世这样一位人物站到了德国权力阶梯的最高位置。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威廉二世的评价基本上一致，那就是他喜好炫耀、为人浅薄、急功近利、反复无常。他的叔叔、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就称他为“历史上最明显的败笔”。
威廉二世本人十分渴望“亲政”。但是他极度缺乏全局观，也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除了陆海军事务外，他对于国内外的各种政策只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的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炫耀自己。实际上，即使对于陆海军事务，他的热情和干预也是断断续续、反复无常。
在政治外交方面，威廉二世对具体决策体制的改动并不多，主要是改变决策程序，以便突出自身的地位，同时频繁对职能部门的决策进行直接干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取消了俾斯麦时期的“内阁指令”。该指令要求，普鲁士大臣的所有报告应先经过首相再递交国王（德国皇帝必然兼任普鲁士国王），这样实际上也确保了宰相（俾斯麦兼任普鲁士首相）能够发挥一定的协调作用。因此，俾斯麦在任时非常坚持这一指令。然而威廉二世登基后很快废除了这项“内阁指令”，使每一个普鲁士大臣都可以绕开首相直接与皇帝接触，首相的协调作用实际上取消了。
其次，威廉二世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小圈子”。为了突出皇权的绝对性，威廉二世更倾向于通过与他个人关系密切的人来进行决策，甚至执行政策，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在很多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
另外，威廉二世在很多具体事物上也不愿意扮演“最后仲裁者”的角色，加大了对职能部门，特别是外交部的直接干预。他喜欢在外交文件和电报的页边空白上加上他的指示和感想，但这种批注过多，而且往往显得非常情绪化，用词激烈，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多余而可笑。此外，他也时常直接插手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而作为最高权力者，威廉二世频繁在第一时间进行决策往往使手下的高级官员们无所适从。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曾感叹“皇帝陛下把事情弄糟了。君主应该是最后发话，但陛下却总想第一个发话，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本人根本不具备协调能力和进行宏观把握的能力。他对于具体事务和职能部门的干预很多时候是跟着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走，完全缺乏政策的连续性。
除了宣传“外交成果”外，德国政府在1897年以后也有意鼓励和利用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像比洛就明确指出：“为王室赢得公众支持的途径就是复兴‘民族意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利用全国性的反英浪潮为建造“大海军”造势上。当1897年蒂尔皮茨当上海军国务秘书后，立即对全民开展加强海洋意识、海军意识的宣传，但真正有效的办法则是让民众意识到德国正面临海上霸主英国的欺侮，从而激发起群众性的造舰热情。
德国政府对于民意的这种利用方式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其中的“强硬偏好”和“扩张偏好”。而在德国的社会结构下，政府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玩火。事实证明，这种带有强烈的“强硬偏好”和“扩张偏好”的民意一旦充分发展起来，政府的主动地位就迅速丧失。初期，德国还能以“强硬姿态”和“扩张成果”来取悦和争取民意，但是很快民意的要求就超过了政府。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妥协与挫折实属正常，德国政府的“强硬姿态”与“扩张成果”不可能一直保持，然而民意已经不能接受，对政府的不满与批评自然上升。
整体上看，这种汹涌的，或者说泛滥的民意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其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本来就已经十分狭小的选择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只能沿“强硬路线”的方向越走越远。德国各自为政的决策体制、“卡特尔化”的社会结构则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任何近似于大战略的构想和规划都成为不可能。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件碰运气的事。
作为一个崛起大国，追求“绝对安全”的结果往往是绝对的不安全。德国在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军以后，进一步追求一支大海军的努力无疑会引起英、法、俄的担心，并刺激这些国家采取反措施，最终促成一个强大的反德联合。
第二，无视德国自身的地缘特征。德国地处欧洲中部，陆地上与法、俄、奥三个大国接壤，北部又濒临海洋。这种典型的陆海双重地缘身份决定了德国必须同时应对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威胁，难以集中力量争夺海权。
第三，形势判断过于一厢情愿。战略是一局由多个棋手同时博弈的棋，需要在互动中把握，但在蒂尔皮茨那里却成了单向的、静态的数字运算。他甚至没有想到英国会很快与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他也完全低估了英国在海权问题上的决心和敏感性，认为用一些策略性的手法就可以“不惊动”英国，从而使德国顺利渡过“危险地带”。另外，蒂尔皮茨一直相信德国可以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可以和法国重新和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与威廉二世一样相信可以建立一个由德、法、俄组成的大陆联盟，而这些正是他所谓“风险理论”的前提条件。宰相比洛后来指出，蒂尔皮茨缺乏政治眼光，也不能理解国际事务中的微妙之处，这些“使他不时对俄国、甚至法国抱有幻想，认为可以从这些国家寻求支持以反对英国。”
摘自-志雄周末书话第140话
作者 | 张志雄
编辑 | 周艳 付心怡
https://mp.weixin.qq.com/s/MIXWEKZrtt5JSM4BsewgFA
志雄走读与投资 人的行为学 2025年01月10日
回过头来看看这本10年前出版的书，仍是感慨万分：
当俾斯麦在1890年下台时，德国在大战略方面的“拱顶石”就此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物质上飞速发展的强大国家、一个充满问题的体制、一群“能干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动的公众。
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下，皇帝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就在德国的崛起进入关键阶段时，威廉二世这样一位人物站到了德国权力阶梯的最高位置。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威廉二世的评价基本上一致，那就是他喜好炫耀、为人浅薄、急功近利、反复无常。他的叔叔、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就称他为“历史上最明显的败笔”。
威廉二世本人十分渴望“亲政”。但是他极度缺乏全局观，也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除了陆海军事务外，他对于国内外的各种政策只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的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炫耀自己。实际上，即使对于陆海军事务，他的热情和干预也是断断续续、反复无常。
在政治外交方面，威廉二世对具体决策体制的改动并不多，主要是改变决策程序，以便突出自身的地位，同时频繁对职能部门的决策进行直接干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取消了俾斯麦时期的“内阁指令”。该指令要求，普鲁士大臣的所有报告应先经过首相再递交国王（德国皇帝必然兼任普鲁士国王），这样实际上也确保了宰相（俾斯麦兼任普鲁士首相）能够发挥一定的协调作用。因此，俾斯麦在任时非常坚持这一指令。然而威廉二世登基后很快废除了这项“内阁指令”，使每一个普鲁士大臣都可以绕开首相直接与皇帝接触，首相的协调作用实际上取消了。
其次，威廉二世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小圈子”。为了突出皇权的绝对性，威廉二世更倾向于通过与他个人关系密切的人来进行决策，甚至执行政策，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在很多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
另外，威廉二世在很多具体事物上也不愿意扮演“最后仲裁者”的角色，加大了对职能部门，特别是外交部的直接干预。他喜欢在外交文件和电报的页边空白上加上他的指示和感想，但这种批注过多，而且往往显得非常情绪化，用词激烈，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多余而可笑。此外，他也时常直接插手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而作为最高权力者，威廉二世频繁在第一时间进行决策往往使手下的高级官员们无所适从。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曾感叹“皇帝陛下把事情弄糟了。君主应该是最后发话，但陛下却总想第一个发话，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本人根本不具备协调能力和进行宏观把握的能力。他对于具体事务和职能部门的干预很多时候是跟着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走，完全缺乏政策的连续性。
除了宣传“外交成果”外，德国政府在1897年以后也有意鼓励和利用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像比洛就明确指出：“为王室赢得公众支持的途径就是复兴‘民族意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利用全国性的反英浪潮为建造“大海军”造势上。当1897年蒂尔皮茨当上海军国务秘书后，立即对全民开展加强海洋意识、海军意识的宣传，但真正有效的办法则是让民众意识到德国正面临海上霸主英国的欺侮，从而激发起群众性的造舰热情。
德国政府对于民意的这种利用方式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其中的“强硬偏好”和“扩张偏好”。而在德国的社会结构下，政府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玩火。事实证明，这种带有强烈的“强硬偏好”和“扩张偏好”的民意一旦充分发展起来，政府的主动地位就迅速丧失。初期，德国还能以“强硬姿态”和“扩张成果”来取悦和争取民意，但是很快民意的要求就超过了政府。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妥协与挫折实属正常，德国政府的“强硬姿态”与“扩张成果”不可能一直保持，然而民意已经不能接受，对政府的不满与批评自然上升。
整体上看，这种汹涌的，或者说泛滥的民意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其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本来就已经十分狭小的选择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只能沿“强硬路线”的方向越走越远。德国各自为政的决策体制、“卡特尔化”的社会结构则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任何近似于大战略的构想和规划都成为不可能。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件碰运气的事。
作为一个崛起大国，追求“绝对安全”的结果往往是绝对的不安全。德国在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军以后，进一步追求一支大海军的努力无疑会引起英、法、俄的担心，并刺激这些国家采取反措施，最终促成一个强大的反德联合。
第二，无视德国自身的地缘特征。德国地处欧洲中部，陆地上与法、俄、奥三个大国接壤，北部又濒临海洋。这种典型的陆海双重地缘身份决定了德国必须同时应对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威胁，难以集中力量争夺海权。
第三，形势判断过于一厢情愿。战略是一局由多个棋手同时博弈的棋，需要在互动中把握，但在蒂尔皮茨那里却成了单向的、静态的数字运算。他甚至没有想到英国会很快与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他也完全低估了英国在海权问题上的决心和敏感性，认为用一些策略性的手法就可以“不惊动”英国，从而使德国顺利渡过“危险地带”。另外，蒂尔皮茨一直相信德国可以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可以和法国重新和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与威廉二世一样相信可以建立一个由德、法、俄组成的大陆联盟，而这些正是他所谓“风险理论”的前提条件。宰相比洛后来指出，蒂尔皮茨缺乏政治眼光，也不能理解国际事务中的微妙之处，这些“使他不时对俄国、甚至法国抱有幻想，认为可以从这些国家寻求支持以反对英国。”
摘自-志雄周末书话第140话
作者 | 张志雄
编辑 | 周艳 付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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