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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反社会行为
(摘自：米塞斯《自由主义》又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翻译：风灵)
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13. 国家与反社会行为
国家是强制和威慑的机构。这不仅适用于“守夜人”国家，也适用于其他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通过强制和使用武力来做所能做的一切。镇压危害社会秩序存续的行为，是国家活动的核心；除此之外，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控制生产资料。
罗马人用斧头和棒束作为国家的象征，以冷静的逻辑表达这一事实。晦涩的神秘主义，自诩为哲学，在现代却尽其所能掩盖这一问题的真相。对谢林来说，国家是绝对生命可看得到的直接形象，是启示绝对真理（Absolute）或世界灵魂（World Soul）的一个阶段。它仅为自己而存在，它的活动完全是为了维持其存在的实质和形式。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性（Absolute Reason）在国家中自我显现，而客观精神（Objective Spirit）在国家中自我实现。它是发展为有机现实的伦理思想——现实和伦理思想作为被揭示的实体意志，可得到国家自身的理解。唯心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神化国家方面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导师。不过，如果某人基于对这些类似教条的反应，就像尼采那样，把国家称为所有冷酷怪物中最冷酷的，那么他也不会更接近真理。国家既不冷也不暖，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打着它旗号的活生生的人——国家机构即政府，在行动。所有的国家活动都是人的行为，是人对人施加的罪恶。维护社会的目标，为国家机构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但那些受难的人并不觉得国家因此而少了些罪恶。
一个人施加于同胞的恶，不仅会伤害受害者，也会伤害施害者。一个人成为法律上的武器，从而令他人受苦，没有比这让人堕落的了。被奴役者的命运是焦虑、卑躬屈膝和阿谀奉承；而作为主人，其伪善的自以为是、自负和傲慢也同样糟糕。
自由主义试图减轻政府官员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追随那些浪漫主义者的脚步，他们为违法者的反社会行为辩护，为此，他们不仅谴责法官和警察，而且谴责社会秩序本身。自由主义不希望，但也不能否认，国家强制力和对罪犯的合法惩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然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惩罚的目的仅仅是尽量排除危害社会的行为。惩罚不应报仇或报复。罪犯受到了的是法律的惩罚，而非法官、警察和永远渴望私刑的暴民的仇恨和虐待。
以“国家”之名自证合法的强制力，其最为恶劣之处在于，由于国家最终总是必须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才能维持，它会攻击正在萌芽的创新。人类社会离不开国家机构，但要取得整个人类的进步，又不得不抵抗和反对国家及其强制力。难怪所有为人类提供某种新事物的人，都对国家及其法律全无好感。顽固的信奉国家主义的神秘主义者，以及国家的崇拜者，可能会因此而他们不满；而自由主义者理解他们的立场，哪怕并不赞同。但是，如果厌恶一切与狱卒和警察有关的事物，以至于发展到狂妄自大地宣称，个人有权反抗国家，那么，即使可以理解，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必须反对这种态度。暴力对抗国家权力，是少数群体试图摆脱多数人压迫时的最后手段。渴望看到自己的观念获胜的少数群体必须通过智识的手段努力成为多数。而国家的建构必须在法律范围内留给个人一定的空间，让他能在其中自由行动。公民的活动不应被过分狭隘地限制，以至于如果他与当权者的想法不同，他唯一的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摧毁国家机器。
https://mp.weixin.qq.com/s/-Al92y0o4sq99NtPxeeB7w
(摘自：米塞斯《自由主义》又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翻译：风灵)
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13. 国家与反社会行为
国家是强制和威慑的机构。这不仅适用于“守夜人”国家，也适用于其他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通过强制和使用武力来做所能做的一切。镇压危害社会秩序存续的行为，是国家活动的核心；除此之外，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控制生产资料。
罗马人用斧头和棒束作为国家的象征，以冷静的逻辑表达这一事实。晦涩的神秘主义，自诩为哲学，在现代却尽其所能掩盖这一问题的真相。对谢林来说，国家是绝对生命可看得到的直接形象，是启示绝对真理（Absolute）或世界灵魂（World Soul）的一个阶段。它仅为自己而存在，它的活动完全是为了维持其存在的实质和形式。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性（Absolute Reason）在国家中自我显现，而客观精神（Objective Spirit）在国家中自我实现。它是发展为有机现实的伦理思想——现实和伦理思想作为被揭示的实体意志，可得到国家自身的理解。唯心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神化国家方面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导师。不过，如果某人基于对这些类似教条的反应，就像尼采那样，把国家称为所有冷酷怪物中最冷酷的，那么他也不会更接近真理。国家既不冷也不暖，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打着它旗号的活生生的人——国家机构即政府，在行动。所有的国家活动都是人的行为，是人对人施加的罪恶。维护社会的目标，为国家机构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但那些受难的人并不觉得国家因此而少了些罪恶。
一个人施加于同胞的恶，不仅会伤害受害者，也会伤害施害者。一个人成为法律上的武器，从而令他人受苦，没有比这让人堕落的了。被奴役者的命运是焦虑、卑躬屈膝和阿谀奉承；而作为主人，其伪善的自以为是、自负和傲慢也同样糟糕。
自由主义试图减轻政府官员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追随那些浪漫主义者的脚步，他们为违法者的反社会行为辩护，为此，他们不仅谴责法官和警察，而且谴责社会秩序本身。自由主义不希望，但也不能否认，国家强制力和对罪犯的合法惩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然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惩罚的目的仅仅是尽量排除危害社会的行为。惩罚不应报仇或报复。罪犯受到了的是法律的惩罚，而非法官、警察和永远渴望私刑的暴民的仇恨和虐待。
以“国家”之名自证合法的强制力，其最为恶劣之处在于，由于国家最终总是必须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才能维持，它会攻击正在萌芽的创新。人类社会离不开国家机构，但要取得整个人类的进步，又不得不抵抗和反对国家及其强制力。难怪所有为人类提供某种新事物的人，都对国家及其法律全无好感。顽固的信奉国家主义的神秘主义者，以及国家的崇拜者，可能会因此而他们不满；而自由主义者理解他们的立场，哪怕并不赞同。但是，如果厌恶一切与狱卒和警察有关的事物，以至于发展到狂妄自大地宣称，个人有权反抗国家，那么，即使可以理解，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必须反对这种态度。暴力对抗国家权力，是少数群体试图摆脱多数人压迫时的最后手段。渴望看到自己的观念获胜的少数群体必须通过智识的手段努力成为多数。而国家的建构必须在法律范围内留给个人一定的空间，让他能在其中自由行动。公民的活动不应被过分狭隘地限制，以至于如果他与当权者的想法不同，他唯一的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摧毁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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