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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先拿弱敌问罪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人们都说，文痞姚文元是根棍子，军师张春桥是把刀子，戴着“约法三章【附1】”金箍咒的毛夫人江青是个白骨精。棍子和刀子人们争议不大，唯白骨精尚须推敲。因白骨精有三变，而江青以不变应万变：咬人不变。她自己说，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所以她是条狗子。棍子、刀子、狗子之所以厉害，完全是因为他的后台老板厉害。他们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为了整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以他俩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毛在拿忠于他的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开刀同时，没有忘记拿他的宿敌知识分子开刀；而知识分子中，他最讨厌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不持枪拿刀，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等自由主义思想还未改造好，时不时用影射、旁敲侧击、借古讽今等笔法，攻击他的政策、路线和他本人，是刘、邓右派中的软实力。因此，对付他们，棍子、刀子、狗子都要派上用场。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制造舆论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解放”后，他对制造舆论极为重视。他接二连三地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就是制造社会主义革命舆论，或曰赤化革命舆论。为了推翻以刘、邓为代的党内外右派官僚特权阶级，他必须做好舆论准备：在大搞“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紧张氛围的基础上，拿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开刀，杀鸡给猴看。这是他做舆论准备的又一步阴棋。对此，有人称其为“阳谋”，是“不断革命”；但有人则管叫他为阴谋，是“层层剥笋”，先“剥”掉刘、邓右派的软实力。
此时的毛泽东，在刘、邓权势日隆的情况下，已倍感孤立。因无亲信可依，不得已，他派夫人江青打先锋。据原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回忆：“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被禁止干预朝政的紧箍咒箍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江青，受命后如释重负，决心不辱使命，她要大显身手了。
江青一出山，便拿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刘、周、邓刚刚制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开火。自称给毛当“文艺哨兵”的江青，曾“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進行调查研究。她“发现”文学艺术界“一塌糊涂”，就利用枕头风把这些情况吹给了毛，于是，按她的说法，“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但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在后台、江在前台表演的“双簧”。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刘仁的一个文件上发出了第一个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全国文学艺术界开始整风。此前的11月，毛泽东曾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发出了第二个批示：
（文艺界）“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偏执狂，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1964年7月，他发出“关于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还有点好处，晚上还要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院。今后庭院还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香山要多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花鸟也在制造阶级敌人，真真一个草木皆兵！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如果说江青抛出的《“有鬼无害”论》是文化革命的第一炮(见下)，“五人领导小组”的成立，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组织保障。虽然那时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但按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天才谋略家毛泽东，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任命彭真为“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并以组员康生为耳目。
毛的两个批示，推翻了1962年4月30日他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要求文学艺术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吸收外国文化和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翻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呢？
作家涂光群在他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一文中说，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在极度的惊诧中脱口而出：“这些话要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笔者认为，冯牧的惊诧，代表了文学艺术界权贵和御用文艺精英们的困惑。
长期以来，文学艺术界御用权贵和文艺精英们，在政治伦理上已经认同并紧跟了毛在政策上的出尔反尔：“为政治服务”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马基雅维里式【附2】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为了统治不计道德”的君主政治信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为了加速赤化革命進程，毛泽东推翻了他的“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民主承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整肃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而在批判和整肃中，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都是毛的鼓手、棍子或抢手，是毛泽东的依靠力量。在反右中，毛推翻了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便紧紧跟上，跟着毛的指挥棒大打出手，使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沦为右派分子。如今，毛又推翻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又抡起了棍子。然而，令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次抡起的棍子，不仅要打一般文学艺术工作者，更要打他们，怎不叫他们惊诧？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诸如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等，大都是中共党和毛泽东的功臣。他们在他们领导下的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里，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制作和出版了大量歌颂党、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讴歌工农兵形象的作品。他们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打成反革命思想，郭沐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也纷纷落井下石，最终把胡风送進监狱，判无期徒刑。可以这么说，他们为推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批判一切与此相左的文艺思想，立下了汗马大功。(右图：毛泽东与文学界的功臣们)
大跃進失败后，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也進行了反思。反思中，他们渐渐与毛的党内左派奴性教条疏远，向刘、邓的党内右派靠近，于是，产生了《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僵硬教条的缓释。
善于权谋的毛泽东并不认同《文艺八条》，他批准下发《文艺八条》只是缓兵之计；在《文艺八条》下达后不久，他已经察觉，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已经背离了他，成了刘、邓手下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江青一出山，便踢开《文艺八条》，打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旌麾，向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党内右派集团兴师问罪。
附1、“约法三章”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意愿；但同时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以后又出现了“约法三章”的多个版本。但史学家们认为，在多个版本中比较可信的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版本。王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对江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附2、马基雅维里主义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鼓吹君主制，他教导君主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头等大事。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告诫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他推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由于马基雅维里鼓吹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亦即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或叫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他的《君主论》亦被称为“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也成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同义语。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人们都说，文痞姚文元是根棍子，军师张春桥是把刀子，戴着“约法三章【附1】”金箍咒的毛夫人江青是个白骨精。棍子和刀子人们争议不大，唯白骨精尚须推敲。因白骨精有三变，而江青以不变应万变：咬人不变。她自己说，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所以她是条狗子。棍子、刀子、狗子之所以厉害，完全是因为他的后台老板厉害。他们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为了整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以他俩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毛在拿忠于他的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开刀同时，没有忘记拿他的宿敌知识分子开刀；而知识分子中，他最讨厌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不持枪拿刀，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等自由主义思想还未改造好，时不时用影射、旁敲侧击、借古讽今等笔法，攻击他的政策、路线和他本人，是刘、邓右派中的软实力。因此，对付他们，棍子、刀子、狗子都要派上用场。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制造舆论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解放”后，他对制造舆论极为重视。他接二连三地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就是制造社会主义革命舆论，或曰赤化革命舆论。为了推翻以刘、邓为代的党内外右派官僚特权阶级，他必须做好舆论准备：在大搞“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紧张氛围的基础上，拿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开刀，杀鸡给猴看。这是他做舆论准备的又一步阴棋。对此，有人称其为“阳谋”，是“不断革命”；但有人则管叫他为阴谋，是“层层剥笋”，先“剥”掉刘、邓右派的软实力。
此时的毛泽东，在刘、邓权势日隆的情况下，已倍感孤立。因无亲信可依，不得已，他派夫人江青打先锋。据原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回忆：“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被禁止干预朝政的紧箍咒箍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江青，受命后如释重负，决心不辱使命，她要大显身手了。
江青一出山，便拿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刘、周、邓刚刚制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开火。自称给毛当“文艺哨兵”的江青，曾“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進行调查研究。她“发现”文学艺术界“一塌糊涂”，就利用枕头风把这些情况吹给了毛，于是，按她的说法，“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但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在后台、江在前台表演的“双簧”。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刘仁的一个文件上发出了第一个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全国文学艺术界开始整风。此前的11月，毛泽东曾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发出了第二个批示：
（文艺界）“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偏执狂，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1964年7月，他发出“关于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还有点好处，晚上还要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院。今后庭院还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香山要多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花鸟也在制造阶级敌人，真真一个草木皆兵！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如果说江青抛出的《“有鬼无害”论》是文化革命的第一炮(见下)，“五人领导小组”的成立，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组织保障。虽然那时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但按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天才谋略家毛泽东，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任命彭真为“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并以组员康生为耳目。
毛的两个批示，推翻了1962年4月30日他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要求文学艺术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吸收外国文化和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翻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呢？
作家涂光群在他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一文中说，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在极度的惊诧中脱口而出：“这些话要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笔者认为，冯牧的惊诧，代表了文学艺术界权贵和御用文艺精英们的困惑。
长期以来，文学艺术界御用权贵和文艺精英们，在政治伦理上已经认同并紧跟了毛在政策上的出尔反尔：“为政治服务”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马基雅维里式【附2】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为了统治不计道德”的君主政治信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为了加速赤化革命進程，毛泽东推翻了他的“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民主承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整肃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而在批判和整肃中，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都是毛的鼓手、棍子或抢手，是毛泽东的依靠力量。在反右中，毛推翻了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便紧紧跟上，跟着毛的指挥棒大打出手，使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沦为右派分子。如今，毛又推翻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又抡起了棍子。然而，令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次抡起的棍子，不仅要打一般文学艺术工作者，更要打他们，怎不叫他们惊诧？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诸如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等，大都是中共党和毛泽东的功臣。他们在他们领导下的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里，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制作和出版了大量歌颂党、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讴歌工农兵形象的作品。他们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打成反革命思想，郭沐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也纷纷落井下石，最终把胡风送進监狱，判无期徒刑。可以这么说，他们为推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批判一切与此相左的文艺思想，立下了汗马大功。(右图：毛泽东与文学界的功臣们)
大跃進失败后，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也進行了反思。反思中，他们渐渐与毛的党内左派奴性教条疏远，向刘、邓的党内右派靠近，于是，产生了《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僵硬教条的缓释。
善于权谋的毛泽东并不认同《文艺八条》，他批准下发《文艺八条》只是缓兵之计；在《文艺八条》下达后不久，他已经察觉，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已经背离了他，成了刘、邓手下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江青一出山，便踢开《文艺八条》，打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旌麾，向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党内右派集团兴师问罪。
附1、“约法三章”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意愿；但同时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以后又出现了“约法三章”的多个版本。但史学家们认为，在多个版本中比较可信的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版本。王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对江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附2、马基雅维里主义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鼓吹君主制，他教导君主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头等大事。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告诫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他推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由于马基雅维里鼓吹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亦即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或叫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他的《君主论》亦被称为“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也成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