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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把中国现行社保，医保制度讲透了，果然历史就是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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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书摘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24年09月13日

▍本文节选自笔者新著《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浙江人民出版社），注释略。

公元585年，隋朝度支尚书，也就是负责管控朝廷财政收支的官员长孙平，给隋文帝出了个主意。

长孙平说，天下州县常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常陷入饥荒。如果在每年秋收的时候，让每户人家按贫富等级拿出一些粮食来，最高额度为每户一石，然后将这些粮食储存在仓库之中，遇上灾年再拿出来赈济灾民，岂不是很好？设于州郡用来存放税粮的仓库，可称常平仓。设于乡村用来储放饥荒保障粮的仓库，可称义仓。

隋文帝很喜欢这个建议——他实在没理由不喜欢。设置义仓是让民众自己给自己交赈灾粮，不需要官府出一粒粮食。民众已给朝廷缴纳各种税赋，朝廷本有义务在灾荒年份打开官仓赈济民众，官仓之外再设义仓，相当于将赈灾责任转嫁给了民众。

值得深思的是，隋文帝应允了长孙平的建议，却没采纳义仓这个名称，而是将之改成了社仓。在新制度中，粮仓建在里社之中，出粮者是里社中的普通民众，管理者是代表里社的社司，改叫社仓似乎也无不妥。但义仓这个名称可以彰显仓库里的粮食本就属于里社民众，社仓这个名称与常平仓相似，能造成一种库中粮食属于官府的错觉。

如此揣测并非无因。事情后续恰是如此发展。公元595年，也就是长孙平建议设置义仓的第十个年头，隋文帝借着上年的关中大旱下旨，解除了社司管理社仓的权力，将北境所有社仓转交给地方州县掌管，民众向社仓交粮的方式也由自愿性质的“劝募”，变更为按官定标准统一强制缴纳。在诏书中，隋文帝公然将给社仓交粮称作给国家交税：

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百姓给自己交的赈灾粮，至此变成了朝廷的税赋。此时，社仓这个名称与税赋更匹配的“优点”也就显现了出来——给义仓交粮容易让百姓意识到这些粮食属于自己，给社仓交粮不会有这种效果，交久了甚至会让百姓忘记自己才是那些粮食的主人。

灾保粮如此轻易就变成税赋，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要皇帝的权力不受约束，只要官府的权力不受约束，那些原本旨在利民的有为之举，一定会被扭曲，变成利官府、利皇帝的害民政策。无为之中可能藏着红利，有为之中多半潜伏灾难，即是指此。先秦道家希望君王无为，秦汉之后许多儒者主张君王垂拱，皆是因为看透了秦制之下“有为”的可怕。

隋文帝以社仓为税粮之后，又有隋炀帝有样学样，“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杨广大兴土木，钱不够花，就把手伸到存放救灾粮的社仓里，将所有社仓折腾空了。

隋灭唐兴，政权虽然鼎革，社仓这桩变相之税却保留下来。仓库改设至州郡，继续由官府掌控，只是名称换回了义仓。唐朝政府在义仓税的征收上绞尽脑汁，在义仓税的使用上却一塌糊涂。武则天时代，酷吏来俊臣收了富商倪氏贿赂，竟“断出义仓米数千石”给倪氏，随手将数千石义仓米拨给私人。因挪用与贪腐盛行，“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唐德宗推行两税法改革后，所有正当与不正当税种，只要存在，其纳税额度便皆被并入两税，即王夫之所总结的“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义仓税也不例外，其名目一度消失。但仅仅过了五年，义仓税又重新出现（其他杂税也不例外）。朝廷启动两税法改革时，曾郑重承诺不再恢复旧税种，不愿食言失信太过明显，遂给重新冒出的义仓税披了一层遮羞布，宣布“官司但为立法劝谕，不得收管”——义仓由民间管理，官府只起倡导作用。遗憾的是，所谓民间管理仅持续了短短二十年。公元806年，唐宪宗颁布诏书，先将部分田赋纳入义仓，继而以义仓中有朝廷正税为由，宣布义仓划归官府控制。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式挪用。

北宋时期，宋太祖与宋仁宗试图重建义仓制度，均因朝臣反对作罢。朝臣反对的理由是“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意即百姓已缴纳过一次赋税，设置义仓等于强迫百姓再缴纳一次，重复征税是不对的。但到1077年，宋神宗乾纲独断，终于又将义仓重建起来，且规定只有特别穷、年纳税总额不超过一斗者才可免交义仓税。义仓全部建于县城，甚至与县仓合而为一，后又强制并入郡仓。其结果，自然是“悉为官吏移用，……遇凶年无以救民之死”。1123年，权臣蔡京甚至令江南、两浙等路义仓仅留下三成粮食，余者全部运往京师，皇权对灾保粮的挪用，可谓肆无忌惮。

进入南宋后，情况仍无好转，义仓继续控制在官府手中，粮食也继续被挪用。宋高宗时，州县随意支用义仓粮食，无粮赈济灾民是常态。宋宁宗时，衙门将义仓粮食拿到市场上倒卖生财，已是常见现象。目睹此类情形的董煟在其《救荒活民书》中批评道：

义仓，民间储蓄以备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当给以还民，岂可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德色哉！
董煟点破了一条极简单的道理：那义仓里的粮食，本就属于百姓而非官府。遇到灾年，本该立即发放不可吝啬；官府开放义仓赈灾，不过是把百姓自己存的保灾粮还给百姓，不可自认为对百姓有所恩德。这些话从源流上廓清了义仓蒙尘已久的本质——本是民众将自己的粮食寄存起来以备荒年，结果落在官府手中，却变成了一种税。

朝廷当然也很了解这一点。1181年，南宋台州知州请求发放常平仓与义仓的粮食来救济灾民，朝廷在批示里写得明白：

若义仓米，则本是民间寄纳在官，以备水旱。既遇荒岁，自合还以与民。
“本是民间寄纳在官”一句，显示朝廷非常清楚义仓米的性质。可义仓米的发放由台州知州控制，他发放之前须向朝廷汇报以获得许可，这又相当于民间并无处置义仓之粮的权利。

也是在1181年，对义仓深感失望的朱熹设计了一套新社仓制度，得到朝廷批准，开始向全国推广。朱熹希望新社仓由本乡人士主持，仓库设在本地而非遥远的州郡，收粮与放粮由地方耆老掌控，不许州县干预。其实就是回归义仓本意。然而，社仓推行后不久，便再度陷入官府控制、仓储挪用、强制催收的困境。

自隋文帝到朱熹，历史兜兜转转六百年，总是如此这般反复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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