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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曾经在评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时认为，改革以来的成就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市场、民企和私有产权；后来你在评述林毅夫教授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若充分挖掘潜力，8%的增速还可以持续20年）的观点时，也特别强调制度因素——换言之，制度前提决定了潜在增速能否变成现实。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从1978年的制度转轨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现在处于转轨进程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中国还需进行哪些有效的制度变革？当务之急是什么？
许成钢：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是首先需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什么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别的国家是什么情况，然后才能弄清楚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什么。
中国改革的起点，实际上是“文革”的终点，其特点是“中央对社会所有最重要方面全面控制，具体的行政运作、经济功能、资源配置上，则由地方党政处理，地方党政在政治绝对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在行政和资源上有相对的自主权”。
按官方和教科书的说法是，在“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这就给了经济改革很大的推动力。所以，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挽救制度：如果改革有初衷，那初衷是想挽救制度——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并不是要改变这个制度。这与清末的洋务运动相似，那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完全适用于改革开放——原来的制度为体，改革开放为用。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制度基本上跟苏东国家一样，只是具体运作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是全面向中东欧国家学习，非常努力地学习他们怎么改革——中国既派人去，也邀请他们来。为什么不是学苏联？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外交上中国跟美国是朋友，也跟日本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