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犬一獒 on Nostr: ...
据李志绥在《开放》上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早于89年11月就已写完。该书于94年10月才得以出版，中间隔了整整五年。，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这本书早几年出版，李志绥就会着手写第二本书，也有可能写出第三本。他去世前，正在写作第二本书，书名是《中南海回想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拖延出版，直接影响了李志绥的继续写作。而他的“继续写作”没能实现，使中南海的很多秘辛未及曝光，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遗憾，更是研究毛泽东和共产世界的历史学家们的重大损失。
李志绥的书的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澜，被一误再误——
第一误出在名记者陆铿身上。据陆铿说，1989年7月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的祝贺陆铿70寿辰聚会上，原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吉田实曾对陆铿说，他刚刚从芝加哥赶来，在那里拜访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当时被几百人祝寿声熏得飘飘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现在陆铿回忆此事，追悔莫及，认为是做记者的失职。他说，如果那时接触到李志绥，不仅可较早地访谈出中南海的秘辛，还可以帮助李志绥的书早日出版。按时间推算，陆铿在得知李志绥在美国的消息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已写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陆铿在洛杉矶才与李志绥第一次见面。李志绥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当年从日本记者吉田实那里得知的。
第二误出在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身上。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文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志绥曾寄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一封申请信，询问能否支持他到普大来写作一本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书。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已有“中国学社”，给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但余英时却拒绝了李志绥的申请，认为“由普大来支持这样一种写作计划是不恰当的。”按时间推算，李志绥给普大写信时，他的书已写了一半。如果当时余英时能够支持这一写作计划，这本书的中文版早就会问世。
第三误出在台湾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绥在洛杉矶接受陆铿采访时抱怨说，他的书写好后，转辗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将书稿投给台湾联合报出版系统，但不受欢迎。最后勉强同意出版，但答应给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陆铿不久前在台湾探访到此事内情：李志绥的书投寄给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该社属于联合报出版系统。但当时的联经出版社负责人刘国瑞认为此书和《达赖喇嘛传》差不多，没什么意思，最后退了稿（不知刘指的是哪本达赖喇嘛传）。联经出版社是台湾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负责人视这样一部有历史价值的书为没意思，实在是缺乏中国政治知识的常识。即使从市场销售的角度，这位负责人也是专业水平太低。
第四误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绥的书写好后，找中文出版社几次踫壁，最后才找到美国兰灯出版社（Random House）谈妥。在该出版社几经挑选下，此书中文原稿由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教授戴鸿超翻译成英文，最后由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进行英文改写和增删。但这种“搭档”翻译和改写对李志绥书稿的原始质量有一定影响。一是戴鸿超来自台湾，对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了解总是隔了一层。而石文安虽写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但她不能直接熟练地阅读该书的中文原稿。当然，美国的很多所谓“中国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阅读中文报刊书籍，借助于别的语言来间接地研究错综复杂的共产中国，这种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汉语水平，导致他们经常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错。这也是他们有时被人讥为“中国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就此书内容做演讲时说，此书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出版，是因为兰灯出版社要对书中提到的与毛泽东有过“性事”的女性名字进行法律处理，以防将来吃“诽谤”官司。但此书问世后，人们看到书中提到的这种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谈论毛泽东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页，仅占全书六百多页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英又互译、又改写、又增删，同时英文编辑又无法直接阅读李志绥的中文原稿，都使该书拖延了很多时间。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7uq2u2pnatbs5dkqji7ak7xjjq/production/2b6b95e2a1b25aeaae2b1962d233f7d56bc73d02562f5f71fc469821973fd58a.JPG
李志绥的书的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澜，被一误再误——
第一误出在名记者陆铿身上。据陆铿说，1989年7月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的祝贺陆铿70寿辰聚会上，原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吉田实曾对陆铿说，他刚刚从芝加哥赶来，在那里拜访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当时被几百人祝寿声熏得飘飘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现在陆铿回忆此事，追悔莫及，认为是做记者的失职。他说，如果那时接触到李志绥，不仅可较早地访谈出中南海的秘辛，还可以帮助李志绥的书早日出版。按时间推算，陆铿在得知李志绥在美国的消息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已写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陆铿在洛杉矶才与李志绥第一次见面。李志绥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当年从日本记者吉田实那里得知的。
第二误出在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身上。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文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志绥曾寄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一封申请信，询问能否支持他到普大来写作一本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书。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已有“中国学社”，给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但余英时却拒绝了李志绥的申请，认为“由普大来支持这样一种写作计划是不恰当的。”按时间推算，李志绥给普大写信时，他的书已写了一半。如果当时余英时能够支持这一写作计划，这本书的中文版早就会问世。
第三误出在台湾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绥在洛杉矶接受陆铿采访时抱怨说，他的书写好后，转辗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将书稿投给台湾联合报出版系统，但不受欢迎。最后勉强同意出版，但答应给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陆铿不久前在台湾探访到此事内情：李志绥的书投寄给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该社属于联合报出版系统。但当时的联经出版社负责人刘国瑞认为此书和《达赖喇嘛传》差不多，没什么意思，最后退了稿（不知刘指的是哪本达赖喇嘛传）。联经出版社是台湾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负责人视这样一部有历史价值的书为没意思，实在是缺乏中国政治知识的常识。即使从市场销售的角度，这位负责人也是专业水平太低。
第四误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绥的书写好后，找中文出版社几次踫壁，最后才找到美国兰灯出版社（Random House）谈妥。在该出版社几经挑选下，此书中文原稿由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教授戴鸿超翻译成英文，最后由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进行英文改写和增删。但这种“搭档”翻译和改写对李志绥书稿的原始质量有一定影响。一是戴鸿超来自台湾，对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了解总是隔了一层。而石文安虽写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但她不能直接熟练地阅读该书的中文原稿。当然，美国的很多所谓“中国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阅读中文报刊书籍，借助于别的语言来间接地研究错综复杂的共产中国，这种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汉语水平，导致他们经常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错。这也是他们有时被人讥为“中国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就此书内容做演讲时说，此书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出版，是因为兰灯出版社要对书中提到的与毛泽东有过“性事”的女性名字进行法律处理，以防将来吃“诽谤”官司。但此书问世后，人们看到书中提到的这种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谈论毛泽东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页，仅占全书六百多页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英又互译、又改写、又增删，同时英文编辑又无法直接阅读李志绥的中文原稿，都使该书拖延了很多时间。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7uq2u2pnatbs5dkqji7ak7xjjq/production/2b6b95e2a1b25aeaae2b1962d233f7d56bc73d02562f5f71fc469821973fd58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