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天空 on Nostr: 溥仪之死 ...
溥仪之死
1959年12月，特赦后的末代皇帝溥仪，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他先是在五妹家住了半个月，然后便搬到了崇文门内政府安排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年开春，民政局给他出具了一纸介绍信，分配他到植物园上班。在植物园工作了一年，又调他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月工资100元。
生活安定之后，溥仪想到成家结婚。经人介绍，与护士李淑贤结为伉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后因小便带血，被医生误诊，转为尿毒症。
1967年10月4日上午，妻子李淑贤陪着溥仪到协和医院复查。此时的溥仪已经很虚弱了，双腿浮肿得很厉害，活动时感到胸闷气短，但还能走几步路。这天下午，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溥仪喜欢热闹，虽然病势沉重，仍希望能留客人吃饭，他也陪着客人一起吃。家里雇佣的保姆烹饪手艺很不错，会烧菜，溥仪已有许多天没有食欲了，这天吃了两小碗饭，还吃了不少菜，喝了几口酒。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告辞回家，溥仪还亲自将客人送到门外。但客人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当时身边只有李淑贤一个人，为了让溥仪排尿，想了不少办法，却怎么也排不出尿来。
心急如焚的李淑贤从10月5日早晨5点就开始向政协打电话要车，却没有人管。给出租汽车公司一次次打电话，也始终无人接。李淑贤只好到街上拦车，好不容易从护国寺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溥仪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此时时间还不到7点钟。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况让人不知所措，从上午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医生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原因是有人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治疗。急得李淑贤像个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到政协连一个领导也见不着，后来请溥仪的弟弟溥杰转告沈德纯副主任，通过他给医院打电话，希望得到治疗。即便这样，原本应该接收溥仪的泌尿科仍以没有空床为由，让溥仪去了内科病房。
溥仪住进病房以后，病情并未好转，人不但喘得厉害，稍稍缓解的尿路又不通了，急需导尿，却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愿意给他导尿。李淑贤跑了一个白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吃了点儿东西，又匆匆忙忙赶回医院陪床。
内科病房本来不治尿毒症的，当时主管溥仪那张病床的大夫王某很不耐心，溥仪排不出尿，肚子憋得就像怀胎9个月的孕妇一样，而且痛得厉害。李淑贤见情况紧急，赶忙找来王大夫，王却没有好气地说：“病人多的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李淑贤只好又去找泌尿科的主治医生孟大夫，因为按溥仪的病情，应该由他负责治疗。李淑贤跟孟大夫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差一点儿没给他跪下，说溥仪快要憋死了，您就做点好事儿看看他去吧！孟大夫终于发了慈悲，来到溥仪的病床前，看了看被尿憋得滚圆的大肚子，只站了几分钟，笑了笑就走了，此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10月6日溥仪叫李淑贤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请蒲辅周老先生，蒲老是享誉京城的名中医。蒲先生来医院给溥仪诊了脉处了方，还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但他深知，眼前的这位“天子”阳寿已经不多了。
这天下午，李淑贤要回家取物，溥仪在一个小本本上写道：“小妹：我感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以便今晚服用。”
那些天，李淑贤整天整夜守在病势垂危的溥仪身边，耳边不断听到溥仪“给我导尿呀”“给我导尿呀”的惨叫，心里好像被刀割似的。
10月8日，当宋希濂和杨伯涛到医院看望溥仪时，昔日的皇上已经要靠输氧和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了。
在溥仪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环境险恶，不少朋友还是一个个前来看他，为他病势的沉重而悲伤，也为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愤愤不平。
溥仪当时致命的问题就是排不出尿来，已造成尿中毒，随时得用导管导尿，但一些护士担心太照顾溥仪而被扣上“同情封建皇帝”的帽子，经常不给他导尿。
1967年10月12日，溥仪记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则日记。
他本来要把蒲辅周老先生开的处方抄在日记上的，结果歪歪斜斜地写了七八个模糊难辨的字便无力握笔了。那天是李淑贤去中医研究院请蒲辅周老先生开的方子，抓药时缺一味人参，先到东城药店没买到，又到西城药店才抓到了。回到家中熬好后，再提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给溥仪喝。溥仪信奉中医，直到临终还在服用蒲老开的药。三服中药尚未喝完，人就走了。
溥仪病危期间被调换到一间小病房内，这病房太窄，摆不下木椅，李淑贤只好将找来的两只小木凳放在病房门口，晚上就凑合着坐在上面打瞌睡。十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体重降了十多斤。
在溥仪病危的日子里，李淑贤亲眼看着他承受煎熬，心如刀绞，想到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不免深感人心险恶。
按当时的医保体制，溥仪的公费医疗关系在人民医院，他1962年5月发现尿血时，便是由该院泌尿科主任孟大夫检查并治疗的。孟大夫没进行彻底检查，只按“前列腺炎”打止血针，误诊长达3年之久。1965年，经周恩来批示特邀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以及外科和肿瘤科名医会诊，才查清了真正的病因。孟大夫也参加了会诊。事后，政协领导在宴请会诊人员时，当面指名批评了孟大夫。
这次溥仪病危入院，泌尿科不予接收，很难说不是孟大夫从中作梗。
10月16日夜间10时，病势沉重的溥仪，对前来探望他的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
第二天晚上，溥仪病情恶化，感觉喘不过气来，十分痛苦，但神志也还清醒。值班大夫一连给他打了三针，其中一针是安茶碱。李淑贤抓住这个空隙去了一趟厕所，回到病房时，就听溥仪说：“给我打了一针安茶碱，真把我憋死了！”说完这句话就不行了。李淑贤是护士出身，她仔细观察丈夫的眼睛，发现瞳孔已经放大。街坊王彩云赶紧给溥仪做人工呼吸，李淑贤则招呼护士过来量血压，得知血压正在下降。
溥仪此时已经不能说话，只睁着眼睛看着李淑贤，但还吊着一口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李淑贤猜想他是在等人，立刻给溥杰打了电话，溥杰很快来到病房，溥仪看见二弟，这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间是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身边除了妻子李淑贤和溥杰外，还有三妹之子宗光和王彩云在场。
李淑贤伏在溥仪身上恸哭不止，王彩云在旁边提醒她说，不能只顾哭，还得料理后事呢！
这才想起来没有准备后事。因为不愿去想溥仪会死，一切都未事前准备，就连更换的衣服也没有一件。
溥仪在病房里穿的是一件灰色毛衣，下身穿内裤、长袜，外面套住院患者穿的病员服。溥仪一落气，就把病员服给他脱掉了，护士走过来，给他盖上一块白尸布，随后便用推车把他推往太平间，李淑贤几个人失声痛哭，护送溥仪离开了病房。
当天上午，王彩云和另一位街坊张杰英，陪同李淑贤到医院“太平间”给溥仪穿衣服。溥仪一只眼睛睁着，嘴也未闭。李淑贤对他说：“溥仪呀！你放心吧！别惦记我……”一边劝他，一边用手抚慰，溥仪这才闭上了眼睛，闭上了嘴。溥仪平时很注意仪表，总是把头发梳理得光光生生，一丝不苟。李淑贤没忘记丈夫的这个习惯，特别替他梳理了头发。
不久，爱新觉罗家族的亲人陆续来到医院。在众人的劝说下，李淑贤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太平间。
第二天，周恩来派人来家吊唁，向李淑贤转达了总理的慰问。对溥仪后事的处理，周恩来也做出了明确指示：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土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及其他墓地或寄存骨灰。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家属最终放弃了土葬，由溥杰办好手续后，就用灵车把遗体拉到火葬场去了。当时送行的，只有李淑贤和溥杰等少数几个人，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火化后。李淑贤想买个大点的骨灰盒，答复没有，只有5元钱一只的小盒子。就拿溥仪的骨灰，很委屈地装在里面了。
资料来源：
李淑贤《我的丈夫溥仪》，团结出版社出版
1959年12月，特赦后的末代皇帝溥仪，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他先是在五妹家住了半个月，然后便搬到了崇文门内政府安排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年开春，民政局给他出具了一纸介绍信，分配他到植物园上班。在植物园工作了一年，又调他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月工资100元。
生活安定之后，溥仪想到成家结婚。经人介绍，与护士李淑贤结为伉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后因小便带血，被医生误诊，转为尿毒症。
1967年10月4日上午，妻子李淑贤陪着溥仪到协和医院复查。此时的溥仪已经很虚弱了，双腿浮肿得很厉害，活动时感到胸闷气短，但还能走几步路。这天下午，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溥仪喜欢热闹，虽然病势沉重，仍希望能留客人吃饭，他也陪着客人一起吃。家里雇佣的保姆烹饪手艺很不错，会烧菜，溥仪已有许多天没有食欲了，这天吃了两小碗饭，还吃了不少菜，喝了几口酒。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告辞回家，溥仪还亲自将客人送到门外。但客人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当时身边只有李淑贤一个人，为了让溥仪排尿，想了不少办法，却怎么也排不出尿来。
心急如焚的李淑贤从10月5日早晨5点就开始向政协打电话要车，却没有人管。给出租汽车公司一次次打电话，也始终无人接。李淑贤只好到街上拦车，好不容易从护国寺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溥仪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此时时间还不到7点钟。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况让人不知所措，从上午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医生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原因是有人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治疗。急得李淑贤像个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到政协连一个领导也见不着，后来请溥仪的弟弟溥杰转告沈德纯副主任，通过他给医院打电话，希望得到治疗。即便这样，原本应该接收溥仪的泌尿科仍以没有空床为由，让溥仪去了内科病房。
溥仪住进病房以后，病情并未好转，人不但喘得厉害，稍稍缓解的尿路又不通了，急需导尿，却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愿意给他导尿。李淑贤跑了一个白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吃了点儿东西，又匆匆忙忙赶回医院陪床。
内科病房本来不治尿毒症的，当时主管溥仪那张病床的大夫王某很不耐心，溥仪排不出尿，肚子憋得就像怀胎9个月的孕妇一样，而且痛得厉害。李淑贤见情况紧急，赶忙找来王大夫，王却没有好气地说：“病人多的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李淑贤只好又去找泌尿科的主治医生孟大夫，因为按溥仪的病情，应该由他负责治疗。李淑贤跟孟大夫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差一点儿没给他跪下，说溥仪快要憋死了，您就做点好事儿看看他去吧！孟大夫终于发了慈悲，来到溥仪的病床前，看了看被尿憋得滚圆的大肚子，只站了几分钟，笑了笑就走了，此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10月6日溥仪叫李淑贤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请蒲辅周老先生，蒲老是享誉京城的名中医。蒲先生来医院给溥仪诊了脉处了方，还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但他深知，眼前的这位“天子”阳寿已经不多了。
这天下午，李淑贤要回家取物，溥仪在一个小本本上写道：“小妹：我感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以便今晚服用。”
那些天，李淑贤整天整夜守在病势垂危的溥仪身边，耳边不断听到溥仪“给我导尿呀”“给我导尿呀”的惨叫，心里好像被刀割似的。
10月8日，当宋希濂和杨伯涛到医院看望溥仪时，昔日的皇上已经要靠输氧和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了。
在溥仪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环境险恶，不少朋友还是一个个前来看他，为他病势的沉重而悲伤，也为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愤愤不平。
溥仪当时致命的问题就是排不出尿来，已造成尿中毒，随时得用导管导尿，但一些护士担心太照顾溥仪而被扣上“同情封建皇帝”的帽子，经常不给他导尿。
1967年10月12日，溥仪记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则日记。
他本来要把蒲辅周老先生开的处方抄在日记上的，结果歪歪斜斜地写了七八个模糊难辨的字便无力握笔了。那天是李淑贤去中医研究院请蒲辅周老先生开的方子，抓药时缺一味人参，先到东城药店没买到，又到西城药店才抓到了。回到家中熬好后，再提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给溥仪喝。溥仪信奉中医，直到临终还在服用蒲老开的药。三服中药尚未喝完，人就走了。
溥仪病危期间被调换到一间小病房内，这病房太窄，摆不下木椅，李淑贤只好将找来的两只小木凳放在病房门口，晚上就凑合着坐在上面打瞌睡。十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体重降了十多斤。
在溥仪病危的日子里，李淑贤亲眼看着他承受煎熬，心如刀绞，想到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不免深感人心险恶。
按当时的医保体制，溥仪的公费医疗关系在人民医院，他1962年5月发现尿血时，便是由该院泌尿科主任孟大夫检查并治疗的。孟大夫没进行彻底检查，只按“前列腺炎”打止血针，误诊长达3年之久。1965年，经周恩来批示特邀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以及外科和肿瘤科名医会诊，才查清了真正的病因。孟大夫也参加了会诊。事后，政协领导在宴请会诊人员时，当面指名批评了孟大夫。
这次溥仪病危入院，泌尿科不予接收，很难说不是孟大夫从中作梗。
10月16日夜间10时，病势沉重的溥仪，对前来探望他的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
第二天晚上，溥仪病情恶化，感觉喘不过气来，十分痛苦，但神志也还清醒。值班大夫一连给他打了三针，其中一针是安茶碱。李淑贤抓住这个空隙去了一趟厕所，回到病房时，就听溥仪说：“给我打了一针安茶碱，真把我憋死了！”说完这句话就不行了。李淑贤是护士出身，她仔细观察丈夫的眼睛，发现瞳孔已经放大。街坊王彩云赶紧给溥仪做人工呼吸，李淑贤则招呼护士过来量血压，得知血压正在下降。
溥仪此时已经不能说话，只睁着眼睛看着李淑贤，但还吊着一口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李淑贤猜想他是在等人，立刻给溥杰打了电话，溥杰很快来到病房，溥仪看见二弟，这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间是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身边除了妻子李淑贤和溥杰外，还有三妹之子宗光和王彩云在场。
李淑贤伏在溥仪身上恸哭不止，王彩云在旁边提醒她说，不能只顾哭，还得料理后事呢！
这才想起来没有准备后事。因为不愿去想溥仪会死，一切都未事前准备，就连更换的衣服也没有一件。
溥仪在病房里穿的是一件灰色毛衣，下身穿内裤、长袜，外面套住院患者穿的病员服。溥仪一落气，就把病员服给他脱掉了，护士走过来，给他盖上一块白尸布，随后便用推车把他推往太平间，李淑贤几个人失声痛哭，护送溥仪离开了病房。
当天上午，王彩云和另一位街坊张杰英，陪同李淑贤到医院“太平间”给溥仪穿衣服。溥仪一只眼睛睁着，嘴也未闭。李淑贤对他说：“溥仪呀！你放心吧！别惦记我……”一边劝他，一边用手抚慰，溥仪这才闭上了眼睛，闭上了嘴。溥仪平时很注意仪表，总是把头发梳理得光光生生，一丝不苟。李淑贤没忘记丈夫的这个习惯，特别替他梳理了头发。
不久，爱新觉罗家族的亲人陆续来到医院。在众人的劝说下，李淑贤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太平间。
第二天，周恩来派人来家吊唁，向李淑贤转达了总理的慰问。对溥仪后事的处理，周恩来也做出了明确指示：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土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及其他墓地或寄存骨灰。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家属最终放弃了土葬，由溥杰办好手续后，就用灵车把遗体拉到火葬场去了。当时送行的，只有李淑贤和溥杰等少数几个人，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火化后。李淑贤想买个大点的骨灰盒，答复没有，只有5元钱一只的小盒子。就拿溥仪的骨灰，很委屈地装在里面了。
资料来源：
李淑贤《我的丈夫溥仪》，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