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明月照无眠 on Nostr: ...

最近在继续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彻底放弃了中译)。他分解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是从现代社会确立基础的角度：factory & bureaucracy如何让那种规模的大屠杀得以变得可能。正是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层层delegate给了稀释、回避道德责任的机会——宛如当下跨国资本主义通过超长供应链回避了污染和剥削的指责。我觉得这一点他的分析比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更insightful。“只是执行命令”不是个人的道德钝感而是现代性所要求的discipline的核心(“枪口抬高一寸”和现代性所树立的ideal在本质上存在冲突，更disturbing的是艾希曼的“平庸”在“正常世界”里甚至是一种virtue)。个人道德责任被狡诈地“遗失”在了“(下级的)你只负责执行、(上级的)我担着责任”和“不是(上级的)我亲自动手的/我没有指示(下级)具体怎么做”之间——这其中存在一种(active)共谋关系，而不仅仅是阿伦特所说的(passive)平庸。同时，也是factory和bureaucracy的calculation (of efficiency and expense)取代了道德上的right/wrong，由此让对旧时代无法想像的罪行得以顺利发生：它在calculation的意义上确实就是对(上级的)要求的最经济有效的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