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只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沦陷区亿万已经尝到了产业链逻辑甜头的生产者，其前半生的辛苦积累才不致得而复失，并在过往四十年奋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很显然，习近平不会允许。
中共，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绝无可能主导其推进。
中国无法在现政权、现领导人的配合下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只能接受的现实。
但即使旧帝国的覆灭已无可避免，即使现政权迅速崩溃，现领导人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接下来中华沦陷区能否成功完成“建设”，仍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链传统太深厚了，亿万半人马虽然能适应由他人构建的秩序环保，遵守他人拟定和维持的规则，却没有自行构建秩序和维持规则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针对这些现实困难进行思考，设计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即使中共政权很快会因自身的积弊、民间的积怨而自毁，手里只有老式建筑设计图的民众忙碌到最后，多半也只能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帝国。
从1989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我陆陆续续进行了很多思考。
在民运圈，有很多比我资历深的名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深知自身才力局限的普通人，我曾经和许多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一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名人身上，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好，只要搭便车就好。
我也曾经以为，只要共产党倒了，甚至只要某个特别可恶的权贵倒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思考曾经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分享给任何人。
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沉默是有害的。
因为太多民运圈的名人都还停留在“反对者”的角色里，都还在“如何推翻暴政”这个议题上纠结着。
但纵观中国历史，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皇朝周期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国，只是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和明朝、清朝一样，它必将湮灭于历史长河。
而亿万牛马牲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头上换个主子，不是在新帝国初期锁链稍松时得一点喘息。
而是打破皇朝周期律，跳出治乱循环，摆脱牛马猪羊一样的身份地位，不做奴才，做公民。
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现代化国家，是在猪圈的废墟上，牛棚的旧址上，建设起现代化的，给人居住的房屋。
我发现，要解决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满足社会大众最深切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建设者。
不是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长年扮演着和正在扮演着的反对者。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完成它，需要的是大量工程师、设计师，是项目经理，是搬砖和泥扎铁丝的建筑工人。
反对者很重要，在中共政权尚未崩溃时，坚持站在它的对立面，坚持做反对者，需要巨量的勇气，需要坚韧的人格力量。
我敬佩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
但理性告诉我，光有反对者，不够。
因此，考虑到也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早就有许多象我一样虽然沉默却坚持思考的人，有许多具备建设能力，只是时机未到，没有显示出建设者潜质的人，我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开始分享，开始把分享观点视为自己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期待自己的分享能激发同类的回应。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能由无数虽然今天仍然沉默着，但在历史契机出现后不会继续沉默的建设者们主导。
我也希望那些多年坚持扮演“反对者”角色的知名人物，能早点切换到建设者的思路上来。
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我一直在推销“新欧洲方案”，但我不是不期待有人拿出更好的方案，不是不希望这份我主动承担的责任有别人承担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师”。
但我只好站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站出来。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当一个很懒的人揽了一个没人肯接手的大活。
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作为一个真正的懒人，我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利用中共通过多年努力实现的“官场散沙化”、“社会原子化”现状，抓住“合久必分”的历史契机，抓住旧帝国残存势力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因此无法迅速实现资源整合，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时机，在必定出现的割据分治局面下，构建出一套由各地方势力彼此制衡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中央政权“控场”。
但我们有基于人性之恶的彼此制衡。
我们还有强大的欧美、毗邻的日韩、为自身安全有必要促成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诸国诸族的积极协助。
我们没有足够的建设人才，但我们有切割得足够小的待建设区域，有把复杂大问题分割成相对简单小问题的思路，有明知道无力一统天下，退而愿割据一方保命全身的旧帝国技术官僚的配合，也有愿意看到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欧美日韩港台届时必然会伸出的援手，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们没有控制整个沦陷区的资源和能力。
但我们有美国会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英国会照应香港这一隅之地的信心。
在上述所有条件的配合下，我们有能力在独立后的上海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并让上海，成为整个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支点。
但很显然，习近平不会允许。
中共，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绝无可能主导其推进。
中国无法在现政权、现领导人的配合下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只能接受的现实。
但即使旧帝国的覆灭已无可避免，即使现政权迅速崩溃，现领导人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接下来中华沦陷区能否成功完成“建设”，仍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链传统太深厚了，亿万半人马虽然能适应由他人构建的秩序环保，遵守他人拟定和维持的规则，却没有自行构建秩序和维持规则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针对这些现实困难进行思考，设计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即使中共政权很快会因自身的积弊、民间的积怨而自毁，手里只有老式建筑设计图的民众忙碌到最后，多半也只能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帝国。
从1989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我陆陆续续进行了很多思考。
在民运圈，有很多比我资历深的名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深知自身才力局限的普通人，我曾经和许多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一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名人身上，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好，只要搭便车就好。
我也曾经以为，只要共产党倒了，甚至只要某个特别可恶的权贵倒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思考曾经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分享给任何人。
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沉默是有害的。
因为太多民运圈的名人都还停留在“反对者”的角色里，都还在“如何推翻暴政”这个议题上纠结着。
但纵观中国历史，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皇朝周期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国，只是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和明朝、清朝一样，它必将湮灭于历史长河。
而亿万牛马牲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头上换个主子，不是在新帝国初期锁链稍松时得一点喘息。
而是打破皇朝周期律，跳出治乱循环，摆脱牛马猪羊一样的身份地位，不做奴才，做公民。
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现代化国家，是在猪圈的废墟上，牛棚的旧址上，建设起现代化的，给人居住的房屋。
我发现，要解决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满足社会大众最深切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建设者。
不是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长年扮演着和正在扮演着的反对者。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完成它，需要的是大量工程师、设计师，是项目经理，是搬砖和泥扎铁丝的建筑工人。
反对者很重要，在中共政权尚未崩溃时，坚持站在它的对立面，坚持做反对者，需要巨量的勇气，需要坚韧的人格力量。
我敬佩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
但理性告诉我，光有反对者，不够。
因此，考虑到也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早就有许多象我一样虽然沉默却坚持思考的人，有许多具备建设能力，只是时机未到，没有显示出建设者潜质的人，我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开始分享，开始把分享观点视为自己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期待自己的分享能激发同类的回应。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能由无数虽然今天仍然沉默着，但在历史契机出现后不会继续沉默的建设者们主导。
我也希望那些多年坚持扮演“反对者”角色的知名人物，能早点切换到建设者的思路上来。
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我一直在推销“新欧洲方案”，但我不是不期待有人拿出更好的方案，不是不希望这份我主动承担的责任有别人承担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师”。
但我只好站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站出来。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当一个很懒的人揽了一个没人肯接手的大活。
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作为一个真正的懒人，我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利用中共通过多年努力实现的“官场散沙化”、“社会原子化”现状，抓住“合久必分”的历史契机，抓住旧帝国残存势力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因此无法迅速实现资源整合，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时机，在必定出现的割据分治局面下，构建出一套由各地方势力彼此制衡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中央政权“控场”。
但我们有基于人性之恶的彼此制衡。
我们还有强大的欧美、毗邻的日韩、为自身安全有必要促成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诸国诸族的积极协助。
我们没有足够的建设人才，但我们有切割得足够小的待建设区域，有把复杂大问题分割成相对简单小问题的思路，有明知道无力一统天下，退而愿割据一方保命全身的旧帝国技术官僚的配合，也有愿意看到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欧美日韩港台届时必然会伸出的援手，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们没有控制整个沦陷区的资源和能力。
但我们有美国会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英国会照应香港这一隅之地的信心。
在上述所有条件的配合下，我们有能力在独立后的上海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并让上海，成为整个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支点。
quoting nevent1q…h4xf中共帝国的覆灭已近在眼前。
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颓势下给中共续命。
但除了以拖待变，除了助中共苟延残喘，除了在迷茫中等待，墙内的改开受益者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有。
长河黄河不该倒流，不但不该倒流，还应冲破重重险阻，奔腾出海。
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局， 不该是被一个巨婴皇帝的猛开“倒车”打断，而应该是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场能为你们，亿万改开受益者，最终构建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国家，实现对你们公民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打造出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的“改革”。
这场改革，共产党不肯不愿完成，那就让愿意的人，让受益者们自己来完成吧。
这就是你们能做的事。
这也是你们该做，该由此刻就准备起来，就配合着海内外一切促成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建设力量去做的事。
四十年改开，已经让中共国大多数人口接受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打工生涯，已经改造了占中共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秩序的理解，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
农民工们，底层生产者们，仍然是不擅长构建秩序、输出秩序的人群，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打工生涯中，在游走于各个不同城市之间时，尊重所在城市的游戏规则，适应由别人构建和维护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中共国的底层生产者早已为归化于产业链阵营做好了准备。
对传统习俗的执着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了故乡，那里才是伤害链逻辑的“适用范围”。在城市里，他们会遵守城市的规则，也会学着利用城市的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讨薪时他们会拉横幅发抖音，会利用网络，在出现劳资纠纷时他们甚至会掏出劳动法，会提请仲裁。
事实上，虽然他们无力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但在中共国，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的从来都不是他们。
四十年改开，已经为中华沦陷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打好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口基础。
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需要突破几个最关键的障碍：
首先，是特权阶层还没有被推翻。
在旧伤害链系统中处于上层地位的特权阶层，从习近平这样的伤害链链主，到和他一样凭个人才智和能力根本不可能吃上特供的红二代学渣小伙伴们，是最有理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阻止中国从伤害链逻辑完全转向产业链逻辑的人群。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的“红色江山”、“红色基因”那一套，不过是远比红一代打出的革命旗帜更为粗鄙的父死子继。
但他们如今正掌权，他们如今在台上。
好消息是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民间到官场，积压的怨气越来越大，矛盾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消息是这些特权阶层自身也在学渣化，因为随着形势日益分明，脑子清楚到能脱离学渣队伍的都会明哲保身，机智润离。
所以在矛盾爆发时他们会不堪一击。
其次，是有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但中共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就不是共产党自己完成的，更不是邓小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
小岗村的生死状，是农民自发立下的。
深圳湾畔一家家新建的合资工厂，是政策松动后带着订单、带着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冒险进驻的外商们的建设成果，而不是官员们闭门造车的结果。
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靠“借鸡生蛋”，而不是由本土人士独力完成的。
而且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圈定“特区”，在特区中先进行试验，再选取其中的成功经验向更广泛地区推广的方式，稳扎稳打的进行。
我深知在中共政权多年洗脑、反复阉割下，在目前有志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群里，有能力进行秩序建构的人才仍然是极度稀缺的。
和当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拥有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才一样稀缺。
但“借鸡生蛋”的办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从海外聘用经验丰富的社会治理人才和专家协助完成秩序建构，显然是一条被证明过可行的成功之路。
只是，第三个问题已于斯浮现。
第三，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关键时期，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生的最危险时段，没有人统领大局，没有人能象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镇场”，因此也就没有人能象当年他圈定深圳为特区那样，保证改革进程能循序渐进。
“乱”，是改开受益者们最害怕的事。
但要保证不“天下大乱”，人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可循旧路，就是“维稳”，就是抱紧伤害链主和特权阶层的大腿，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压制社会的反抗，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
新欧洲方案着重思考并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中华沦陷区并不缺改开受益者这种天然会支持产业链秩序建构的人群。
中华沦陷区也不缺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基层官员。
中华沦陷区缺的是什么？
是一种象英国在历史中打磨形成的，美国立国之初精心设计的那样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是通过制衡实现哪怕暂时的平衡，是让转型中的社会在哪怕暂时的平衡中获得喘息，获得让秩序得以建构、人才得以成长的宝贵时间。
而这样的制衡，正包含在新欧洲方案试图促成的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中。 nevent1q…st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