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犬一獒 on Nostr: 中国的档案管理以 “ 保密 ” 为主。而且 “ 机密 ” ...

中国的档案管理以 “ 保密 ” 为主。而且 “ 机密 ” 的范围可随意扩大。有的并非是国家机密的历史档案，例如故宫博物馆的清史档案，本来是开放的。但是由于 “ 文革 ” 把一切打乱，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档案管理问题非当务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长期以来，档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 研究服务的观念。我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从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史实，求得中方的说法。但是在国内寻访的过程处处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许多人，走了 “ 后门 ” ，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层层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 “ 批件 ” ，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进入神圣殿堂，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还是被拒绝。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 “ 就不必看了吧！ ” 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被否决的是与苏联有关的文件。档案馆的领导认为你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就这样给否了。我据理力争也无效，对方言词温和而态度坚决。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另一经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决定撰写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从研究所被调入。刚参加时，发现该小组成员获特许阅读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里面也确实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十分高兴，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以为可以有补于我正在写的专著。谁知此小组有严格的纪律，每人发一笔记本，档案资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写在笔记本上，下班时锁进柜子，不许带出。另外，每人只能看与他分工的范围有关的档案，每写一段都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审查，按当时的钦定口径定稿，写进书中的大部还是报章公开发表过的， “ 内部 ” 资料不准引用，更不能注明出处。在那里呆了几星期后，尽管档案资料很诱人，我还是决定找理由逃离，宁可根据已经获得的美方材料继续写我的书。我的专著于一九八五年杀青（出版社因故拖到 1987 年出版），以后就调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动，而外交部那个写作组一直存在到那部《当代中国外交史》出版（也是 1987 年）之后。坦率地说，集中这么多写作高手，获得如此宝贵的独家资料，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读者引颈以待的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官史，作为资料汇编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如果作为学术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公开资料，如果有个别没有发表过的情节，也没有注明来源，在学术上难以引用。这决非写作者之过，而是档案制度的问题。

---资中筠：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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