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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杂记（1）：日本的口罩为什么不涨价？
文 风灵（2020年）
今年春节期间，从大年初一1月24日到初八1月31日，我们一行四人，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学习。一周的时间很短，日程也排得非常充实，但当时正好是国内疫情爆发时期，我们虽在国外，也不免时时分心，担忧国内的情况。
从国内出发开始，我们就已经全程戴上了口罩。到了日本，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戴口罩的人也很多。听说国内口罩和消毒液等告急，我们准备买一些带回去。那时东京闹市区的药妆店、小超市等口罩已比较紧俏，我们便委托朋友在东京郊区采购。其间，我发现日本大小店铺不管多么供不应求，口罩都不涨价，哪怕早上一开门，刚进的货就被抢空，也不涨价。偶尔会遇到限购的，每人限购2包3包，但涨价的一次也没遇到。
这个现象让我有些迷惑。照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会上涨，以达到新的供求平衡。而这是符合经济效率的，既有利于配置已有的稀缺资源，也为扩大未来的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号。我在“极简经济学”系列的“囤积居奇”一节中也详细地阐释了这种道理，并以此反对灾后的政府限价。
但日本的口罩市场并没有政府限价令，为什么商家不主动涨价呢？（至少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涨价。）难道是经济学原理错了吗？不对啊，不涨价所引发的种种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后果也同样存在，如短缺、急需的人可能得不到口罩而不急需的人抢光了口罩，等等。商家为什么不选择涨价这种简便易行又利人利己行为呢？
有些教条的市场主义者不假思索就将之归咎于商家愚蠢不理性不懂经济原理。但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不能解释经济现象反倒如上帝般居高临下指责市场主体的经济学，会被人们认为是黑板经济学，象牙塔经济学，丧失公信力而被弃之一旁。
我们所熟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或许能解释这种现象。
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是将受试者分为两人一组，瓜分100美元。其中A确定分配方案，100美元时五五开，四六开，还是三七开，等等，B选择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就按照A的方案分钱，如果不同意，双方则一无所获。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这是一个正和博弈，不管A给B留多少钱，哪怕是1美元甚至1美分，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因此B理智的话都应该接受。
但实验的结果出乎意料，一是受试者A倾向于提出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二是受试者B确实会拒绝那些他认为不公平的方案，从而让两人都两手空空地回家。实验在世界各地反复进行了无数次，都出现了类似的结果。有时候遇到受试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会猜测老师的实验目的，故意提出极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并接受。但非专业的学生则没有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实验结果可以解释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更看重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实际的利益，或者说，人天生具有公平感或尊严感。另外，也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要想顺利合作，有一个隐含前提，即认为对方有同理心，能考虑到己方，而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否则哪怕双方都能得利，仍不愿意与之合作。
再来看口罩涨价与否的选择，与上面的实验有很多相似之处。卖家标价（超市等地通常没有讲价一说），相当于提出对消费者剩余的分配方案，而买家则有是否接受的权利。卖家当然可以将消费者剩余尽可能多地留给自己，尤其是在口罩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买家面临最后通牒的状况，要么接受，要么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别处也买不到）。但是，日本的卖家几乎清一色选择不涨价，应该并非不知道涨价的好处，而是更看重公平，看重长期的合作基础，不希望为了赚钱被消费者认为是自私自利没有同情心不值得信赖的奸商。
不涨价的选择对于社会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不涨价会产生短缺等无效率情况，对扩大供给也有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了普遍的社会合作成本。整个访学考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很多时候，日本人民最看重的都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继承传统，追求理想，以及维护和谐社会。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极少的强制下，仅凭“自肃”就控制了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的一大原因吧！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日本，其他国家或地区许多卖口罩的商家也没有主动涨价。黄春兴教授在谈到台湾防疫经验时说道：“若此时是采取市场机制，将会出现抗议口罩价格高涨的示威人潮。”有些地方口罩价格暴涨，虽然没有引发抗议，但却有捅伤卖家之类的恶性暴力事件。这可以认为是一方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平待遇的应激反应。在抗疫的关键时刻，保持社会合作的基础或许应是经济行为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当然，我这里讨论的是短期情况，即商家有存货，或进货价格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自行选择涨价也可以选择不涨价的情况。随着疫情的发展，大量的口罩需求必然会带动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从而推动零售价格上涨，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消费者也能理解，而不会认为是奸商牟利。据日本朋友老狼兄说，现在的口罩价格已涨到1月底的3倍以上，但已经不再短缺。
文 风灵（2020年）
今年春节期间，从大年初一1月24日到初八1月31日，我们一行四人，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学习。一周的时间很短，日程也排得非常充实，但当时正好是国内疫情爆发时期，我们虽在国外，也不免时时分心，担忧国内的情况。
从国内出发开始，我们就已经全程戴上了口罩。到了日本，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戴口罩的人也很多。听说国内口罩和消毒液等告急，我们准备买一些带回去。那时东京闹市区的药妆店、小超市等口罩已比较紧俏，我们便委托朋友在东京郊区采购。其间，我发现日本大小店铺不管多么供不应求，口罩都不涨价，哪怕早上一开门，刚进的货就被抢空，也不涨价。偶尔会遇到限购的，每人限购2包3包，但涨价的一次也没遇到。
这个现象让我有些迷惑。照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会上涨，以达到新的供求平衡。而这是符合经济效率的，既有利于配置已有的稀缺资源，也为扩大未来的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号。我在“极简经济学”系列的“囤积居奇”一节中也详细地阐释了这种道理，并以此反对灾后的政府限价。
但日本的口罩市场并没有政府限价令，为什么商家不主动涨价呢？（至少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涨价。）难道是经济学原理错了吗？不对啊，不涨价所引发的种种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后果也同样存在，如短缺、急需的人可能得不到口罩而不急需的人抢光了口罩，等等。商家为什么不选择涨价这种简便易行又利人利己行为呢？
有些教条的市场主义者不假思索就将之归咎于商家愚蠢不理性不懂经济原理。但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不能解释经济现象反倒如上帝般居高临下指责市场主体的经济学，会被人们认为是黑板经济学，象牙塔经济学，丧失公信力而被弃之一旁。
我们所熟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或许能解释这种现象。
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是将受试者分为两人一组，瓜分100美元。其中A确定分配方案，100美元时五五开，四六开，还是三七开，等等，B选择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就按照A的方案分钱，如果不同意，双方则一无所获。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这是一个正和博弈，不管A给B留多少钱，哪怕是1美元甚至1美分，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因此B理智的话都应该接受。
但实验的结果出乎意料，一是受试者A倾向于提出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二是受试者B确实会拒绝那些他认为不公平的方案，从而让两人都两手空空地回家。实验在世界各地反复进行了无数次，都出现了类似的结果。有时候遇到受试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会猜测老师的实验目的，故意提出极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并接受。但非专业的学生则没有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实验结果可以解释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更看重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实际的利益，或者说，人天生具有公平感或尊严感。另外，也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要想顺利合作，有一个隐含前提，即认为对方有同理心，能考虑到己方，而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否则哪怕双方都能得利，仍不愿意与之合作。
再来看口罩涨价与否的选择，与上面的实验有很多相似之处。卖家标价（超市等地通常没有讲价一说），相当于提出对消费者剩余的分配方案，而买家则有是否接受的权利。卖家当然可以将消费者剩余尽可能多地留给自己，尤其是在口罩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买家面临最后通牒的状况，要么接受，要么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别处也买不到）。但是，日本的卖家几乎清一色选择不涨价，应该并非不知道涨价的好处，而是更看重公平，看重长期的合作基础，不希望为了赚钱被消费者认为是自私自利没有同情心不值得信赖的奸商。
不涨价的选择对于社会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不涨价会产生短缺等无效率情况，对扩大供给也有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了普遍的社会合作成本。整个访学考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很多时候，日本人民最看重的都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继承传统，追求理想，以及维护和谐社会。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极少的强制下，仅凭“自肃”就控制了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的一大原因吧！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日本，其他国家或地区许多卖口罩的商家也没有主动涨价。黄春兴教授在谈到台湾防疫经验时说道：“若此时是采取市场机制，将会出现抗议口罩价格高涨的示威人潮。”有些地方口罩价格暴涨，虽然没有引发抗议，但却有捅伤卖家之类的恶性暴力事件。这可以认为是一方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平待遇的应激反应。在抗疫的关键时刻，保持社会合作的基础或许应是经济行为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当然，我这里讨论的是短期情况，即商家有存货，或进货价格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自行选择涨价也可以选择不涨价的情况。随着疫情的发展，大量的口罩需求必然会带动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从而推动零售价格上涨，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消费者也能理解，而不会认为是奸商牟利。据日本朋友老狼兄说，现在的口罩价格已涨到1月底的3倍以上，但已经不再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