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以达成和平共识为主要手段的，为应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危局而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
只要你拒绝“重建中央政权”，拒绝为重建中央政权而发动战争，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同路人。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有怎样的政治背景，只要你心向和平，只要你拒绝被奴役，新欧洲的愿景里，就有你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是成为最大公约数，我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远大的理想，我们想只“做好自己”而不去干涉他人，我们想专注于建设自己的故乡，而不去征服、蹂躏别人的故乡。
坦白说，作为上海独立的支持者，我并不关心上海之外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建设历程里会经历多少波折——每个国家都难免会走一点历史弯路，但那不是我有能力管、有权力管的事。
就算你国会走一点弯路，除非这道“弯”会引发你国对我国的侵略、对我国构成威胁，否则，关我国什么事呢？
甚至就算你国陷入了强人政治的陷阱，推举了一名中共帝国的旧权贵做你国的领导者，那又关我国什么事呢？
至于你国要迎接某位海外民运名人做新的“领袖”，我国更是乐见其成。
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并不等于中华沦陷区会立即因此变成天堂，跳过艰难建设的阶段直接变成欧洲。
就算老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进度也并不均一，何况刚起步的新欧洲。
我要促成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我要促成中华沦陷区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要化解沦陷区成为新的东亚火药桶的历史性危机，我真正要的，不过是让每个可能在军事上比我强大的邻国都同意“不管我”。
所以，你有怎样的政治愿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治愿景不能是用军事手段征服我、强迫我，让上海人“听你的”。
只要你同意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甚至不必同意，只要你不反对这一条，你就是上海共和国的友好邻邦。
我想，新欧洲方案设置的这个“政治门槛”，应该是目前海外和墙内看得到的所有转型方案中最低的。
低到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迈过。
所以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表达对新欧洲方案的认同，或者说“不反对”，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有机会（也有必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身份时，迅速完成政治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我知道，要“接住”中共帝国崩溃时的巨大烂摊子，要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嗷嗷待哺的民生困境，对那时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也会是惊人的，导致的危害更极有可能是惊人的。
如果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接盘”，在如悬河一般流淌在亿万民众头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决堤而出的时刻，大洪水与早已被剥夺了风险抵御能力的民众之间就会毫无缓冲。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方案可以，共识可以，以“新欧洲方案”形式存在的政治愿景可以。
可以为每个被浪潮裹挟的地方豪强提供“重建小伤害链”和“参与群雄逐鹿”之外的选项，可以为每个不幸被卷入浪潮的平民百姓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大时代里，个人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个人也想在大时代保住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亲手建设起美好家园的希望。
我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而新欧洲方案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人性中的自私、软弱、胆怯一面的尊重。
它是一场对亿万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内心呼声的回应。
很多朋友会担忧，新欧洲方案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支持者，我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我描绘的这远景虽美好，到时是否能顺利实施？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尽智竭力，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为亿万民众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最可行、最有希望成功的方案，是我的责任。
而这个方案是否能一步步走进现实，走向成功，显然不是我能控制。
但只要社会有需求在，有对方案的需求在，新欧洲方案是否能成功实施，就不取决于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大能力。
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在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后，对“出路”有多强烈的需求，渴求出路的人会把资源投向哪种备选方案。
新欧洲方案能说服多少人，未来能汇集多少资源，并不由我决定。
这将由它本身的合理性决定。
如果它在中共帝国崩溃时，是观念市场上最合理、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就会当仁不让的成为后中共时代历史趋势的引领者。
我相信，资源会有的。
因为在危机正不断累积的当下，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被聚合到头脑最清醒，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手中。
然后，在危机爆发时刻，资源自然会从头脑最清醒的那些人手里，流向最合理、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
你会选我，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我，虽然和你一样期待大家有更好的选择，却已为“被选择”做好了准备。
在我身后，上海民族党同样在准备“被选择”。
我们没有以人民的唯一选项自居。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选项”。我们是一个准备在独立后的上海参加竞选的现代政党，如此而已。
如果你选择了新欧洲方案，选择了上海民族党，选择了我们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你不会得到一个“英明领袖”。
你只会得到一个平凡的，自私的，试图“自扫门前雪”，专注于上海本地建设的地方政治人物。
这就是支持新欧洲方案最终的结果。
你将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到琐碎的日常。
只要你拒绝“重建中央政权”，拒绝为重建中央政权而发动战争，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同路人。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有怎样的政治背景，只要你心向和平，只要你拒绝被奴役，新欧洲的愿景里，就有你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是成为最大公约数，我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远大的理想，我们想只“做好自己”而不去干涉他人，我们想专注于建设自己的故乡，而不去征服、蹂躏别人的故乡。
坦白说，作为上海独立的支持者，我并不关心上海之外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建设历程里会经历多少波折——每个国家都难免会走一点历史弯路，但那不是我有能力管、有权力管的事。
就算你国会走一点弯路，除非这道“弯”会引发你国对我国的侵略、对我国构成威胁，否则，关我国什么事呢？
甚至就算你国陷入了强人政治的陷阱，推举了一名中共帝国的旧权贵做你国的领导者，那又关我国什么事呢？
至于你国要迎接某位海外民运名人做新的“领袖”，我国更是乐见其成。
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并不等于中华沦陷区会立即因此变成天堂，跳过艰难建设的阶段直接变成欧洲。
就算老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进度也并不均一，何况刚起步的新欧洲。
我要促成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我要促成中华沦陷区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要化解沦陷区成为新的东亚火药桶的历史性危机，我真正要的，不过是让每个可能在军事上比我强大的邻国都同意“不管我”。
所以，你有怎样的政治愿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治愿景不能是用军事手段征服我、强迫我，让上海人“听你的”。
只要你同意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甚至不必同意，只要你不反对这一条，你就是上海共和国的友好邻邦。
我想，新欧洲方案设置的这个“政治门槛”，应该是目前海外和墙内看得到的所有转型方案中最低的。
低到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迈过。
所以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表达对新欧洲方案的认同，或者说“不反对”，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有机会（也有必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身份时，迅速完成政治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我知道，要“接住”中共帝国崩溃时的巨大烂摊子，要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嗷嗷待哺的民生困境，对那时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也会是惊人的，导致的危害更极有可能是惊人的。
如果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接盘”，在如悬河一般流淌在亿万民众头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决堤而出的时刻，大洪水与早已被剥夺了风险抵御能力的民众之间就会毫无缓冲。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方案可以，共识可以，以“新欧洲方案”形式存在的政治愿景可以。
可以为每个被浪潮裹挟的地方豪强提供“重建小伤害链”和“参与群雄逐鹿”之外的选项，可以为每个不幸被卷入浪潮的平民百姓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大时代里，个人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个人也想在大时代保住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亲手建设起美好家园的希望。
我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而新欧洲方案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人性中的自私、软弱、胆怯一面的尊重。
它是一场对亿万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内心呼声的回应。
很多朋友会担忧，新欧洲方案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支持者，我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我描绘的这远景虽美好，到时是否能顺利实施？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尽智竭力，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为亿万民众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最可行、最有希望成功的方案，是我的责任。
而这个方案是否能一步步走进现实，走向成功，显然不是我能控制。
但只要社会有需求在，有对方案的需求在，新欧洲方案是否能成功实施，就不取决于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大能力。
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在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后，对“出路”有多强烈的需求，渴求出路的人会把资源投向哪种备选方案。
新欧洲方案能说服多少人，未来能汇集多少资源，并不由我决定。
这将由它本身的合理性决定。
如果它在中共帝国崩溃时，是观念市场上最合理、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就会当仁不让的成为后中共时代历史趋势的引领者。
我相信，资源会有的。
因为在危机正不断累积的当下，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被聚合到头脑最清醒，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手中。
然后，在危机爆发时刻，资源自然会从头脑最清醒的那些人手里，流向最合理、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
你会选我，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我，虽然和你一样期待大家有更好的选择，却已为“被选择”做好了准备。
在我身后，上海民族党同样在准备“被选择”。
我们没有以人民的唯一选项自居。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选项”。我们是一个准备在独立后的上海参加竞选的现代政党，如此而已。
如果你选择了新欧洲方案，选择了上海民族党，选择了我们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你不会得到一个“英明领袖”。
你只会得到一个平凡的，自私的，试图“自扫门前雪”，专注于上海本地建设的地方政治人物。
这就是支持新欧洲方案最终的结果。
你将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到琐碎的日常。
quoting nevent1q…agc7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个名场面，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艺术的隐喻，表述了历史的真实。
确实，没有中央，没有暴政，没有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没有以“母亲”自居实际上却是狼外婆的中共，对亿万沦陷区民众来说，很重要。
对这个在历史三峡里徘徊了太久的古老帝国，很重要。
我并不反对任何个人抱持“大一统”观念，并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广其观念。这是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但我反对任何人试图再次骑到别人头上，骑到你我头上，声称“人骑人”的制度是唯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反对不论海外还是墙内的任何政治势力用暴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我不觉得谁有义务“听我的”，但我同样反感被别人要求“听他的”，我不想被迫居于臣仆奴隶的地位，如果有人要强迫我，我会不惜与之战斗到底。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包括我。
包括渴望看到上海独立，看到上海人因此终于得到基本人权保障，看到上海人象欧美公民一样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我。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我们会得到自由。
但这自由不是免费的，不是明君圣主赐予的，不是别国的慈善家赠送的。
历史的机遇会从天而降，但抓住这些机遇实现梦想的手不会从天而降，那些手属于你属于我，属于同样热爱自由，不甘被践踏也不打算践踏他人的你和我。
属于有意愿也有决心构建新的国家行为模式，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目前还在继续准备着的你和我。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从根本上摒弃了“中央”存在的必要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它呼吁海外和墙内所有潜在建设者达成的共识，是互不干涉、互不践踏的共识。
是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各地方势力为应对帝国崩溃期间的混乱，分头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安全区”，在自己有限的控制范围内自发构建起秩序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旧有权威最终轰然倒塌，不再对地方势力构成威胁后，大家都安于现状，接受现状，不寻求以暴力手段实现扩张的共识。
是如果A地区要和B地区整合资源寻求更好发展前景，必须通过和平协商而不是武力征服实现的共识。
简而言之，我们呼吁达成的是和平共识。
是未来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之间，对平等交往，对和平发展的共识。
新欧洲方案看起来是一个“谋独”的方案，但如果你有足够的威望，拿得出足够有吸引力的整合方案，你能说服沦陷区每个新兴国家，你未必不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谋统”，说服各族各地民众在成功独立建国后，以邦国为单位再次组建联盟，形成联邦。
事实上，在新欧洲方案呼吁达成的共识下，你既可以“谋独”，也可以“谋统”，只要你不强迫别人、别国服从，你将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你的理想。
只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最初，在新的国家行为模式取代旧帝国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在中共中央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很需要在至少一段时间内“没有中央”。
喜人的现实是，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中央”是大概率事件，是海外和墙内各方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毕竟放眼海内外，目前都还看不到能担起“接盘”重任的人或组织。
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没有中央”的这段时间是宝贵的，对关注社会转型的人们来说，这是构建各族各地各国平等相处谁也别骑谁全新秩序的历史契机。对新兴国家的建设者们来说，这是在头上没有“婆婆”时趁机发展自主自立能力，争取获得国际法保障的国家地位的历史契机。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让“没有中央”的状态延续下去，和平地延续下去，是解决沦陷区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可行路径。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希望说服你接受的事。
如果你接受新欧洲方案，你需要做的并不是听我指挥，而是对新欧洲方案提出的愿景表示认同，对“不干涉独立后的上海”、“不要求上海臣服”作出承诺。
你要做的不是“服我管”，而只是“别管我”。
我想，不论你身在墙内还是海外，不论你身份为何，对未来有什么规划，要许下这样的承诺，都并不为难。
不为难就对了，新欧洲方案寻求的本来就是“最大公约数”，是“最优解”，是“最容易达成的共识”。
上海，并不是不寻求对整个沦陷区的影响力，但你也懂，区区一个上海，哪有资格对整个中国有什么领土野心。上海要追求的首先是自保，能指望的首先是海外的支援，是通过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激发欧美日韩台给予军援安保的意愿。然后，上海能寻求的发挥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只能是通过成为建设样板，转型样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样板，成为在经济上、文化上取得最大成功的新兴国家，去引发各国的羡慕和效仿。
其他新兴国家的处境，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全部的“谋算”。
让大家对和平达成共识，让大家接受帝国崩溃后的现状，基于现状立即展开建设，全力恢复经济恢复民生。让大家许下“不骑别人”、“不管别人”的承诺，为各新兴国家打造一个哪怕只能暂时保持的和平发展环境。
然后，上海能专注于“做更好的自己”。
并顺便让周边新兴国家都认识到“专注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最有利于恢复经济招商引资壮大国力的国策。
如果你认同这些谋算，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支持者。 nevent1q…rh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