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der on Nostr: 陳軍 @chenjunnyc ...
陳軍
@chenjunnyc
如果我非常尖锐的回答吴先生的问题，我的观察是，在这个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体制的某些阶段因为辅佐这个体制能在上房行走的人，或王安娜在自己的推特简历上列出自己“政协委员”头衔，蔡霞不觉得她的党校身份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志安仍为自己央视工作的经历而自豪来看，几乎绝大部分的国人，包括在这里问问题的人，都不是因为深刻的道德感或敏锐的认知能力，而主动选择了和体制决裂，反而是因为一度和自己相关的体制开始妨碍到了他们自己现实利益后，所做出的反应。 大部分的情况下，选择进入体制，远比主动和体制决裂带来的安全及实惠多得多，尤其在见识过魏京生，滕彪，任志强们所付出的代价后····当然还有一些高手选择和体制共舞，他们能利用体制和自己高超的生存技艺，为自己获得舞台，鲜花和名声。 这我可以开出更长的一串名单来：其中最值得去讨论的是被陈丹青力捧的作家木心，晚年“流亡回到祖国怀抱”的装傻，几进几出的艾未未，前不久回归的北岛，此刻当红的梁文道，晚年出来反共的周孝正，跟共产党做生意失败的袁弓夷，最近失言的严歌苓，及到了安全自由世界才成为反贼的各种同胞们····· 在我看来他们这些人，通常相信两种迷思和选择： 1，只有进入体制才能改造体制，这点在是我18岁之后和上海一批所谓“补墙派”争论的最多的内容。（他们中很多人做到高官，有些人64下台，有些仍在位置上，到了副国级）； 2，他们觉得可以和体制周旋的同时，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点良心，至少不作恶。 有第一种迷思的人，只有当体制某天做的恶超过了他们道德可以承受的范围，或者他们在体制中支持的那一派失势，迫使他们和体制决裂；第二种人，不到体制的铁拳直接砸在脑上，走头无路时，他们完全可以和这个体制相安无事一辈子。 简单究其原因的话，首先是整个中国社会从历史到现实，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历来非常匮乏（以哈维尔为一极，桑塔格为另外一极的标准衡量）。如果从中国有自己所谓先天下之忧后忧的情怀来看，中国的文人志士至少存在在两个部分的问题：一个是这里的天下常常讲的是，天子治下的天下，文人的功名成就在于能否辅佐这个天下。这就成了大部分人选择进入体制的一个底层逻辑。虽然这其中也有中国式的道德观，只是其标准和今天我们说的道德感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个是这种认知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投射出来的天下观，让他们看不清楚在他们1，想扮演的角色；2，可能扮演的角色；3，应该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关系。结果必然是因为体制过于强大，他们无法承担自许的角色而失败，同时因为没有扮演应该的社会角色而失职。 结果必然是，他们想承担和希望承担的角色，和自己实际的能力包括专业要求的知识不相称。而前者的错觉又让他们不理解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比如批评权力，争取基本自由，捍卫人权和维护公义等。 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落差和角色错位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我们自然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特有的多重人格。他们一方面可以是对这个体制认识最深的人（我们随便看看这次就李克强之死后国人里里外外的评论就知道明白人有多少），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是最现实的人，最犬儒的人。他们身上强烈的现世生存的要求，可以让他们的精神部分完全不露痕迹，而道德部分在可视的意义上基本瘫痪。 我很期待吴国光先生能够早早写一篇专论，把所思所想跟我们分享。我自己思考和观察这个问题也有几十年了，因目前时间精力有限，先写一点思路给各位参考。 最后的一点建议是，从基本哲学思辩的角度出发，一个人需要非常诚实的回溯自己整个成长经历，其中哪些影响和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人格，在人生最关键部分的选择上，究竟占优先的价值尺度为何？ 我以为，不经过这样一个自我苛责的过程，我们就会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各种的借口，从而将自己过往缺失合理化。
@chenjunnyc
如果我非常尖锐的回答吴先生的问题，我的观察是，在这个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体制的某些阶段因为辅佐这个体制能在上房行走的人，或王安娜在自己的推特简历上列出自己“政协委员”头衔，蔡霞不觉得她的党校身份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志安仍为自己央视工作的经历而自豪来看，几乎绝大部分的国人，包括在这里问问题的人，都不是因为深刻的道德感或敏锐的认知能力，而主动选择了和体制决裂，反而是因为一度和自己相关的体制开始妨碍到了他们自己现实利益后，所做出的反应。 大部分的情况下，选择进入体制，远比主动和体制决裂带来的安全及实惠多得多，尤其在见识过魏京生，滕彪，任志强们所付出的代价后····当然还有一些高手选择和体制共舞，他们能利用体制和自己高超的生存技艺，为自己获得舞台，鲜花和名声。 这我可以开出更长的一串名单来：其中最值得去讨论的是被陈丹青力捧的作家木心，晚年“流亡回到祖国怀抱”的装傻，几进几出的艾未未，前不久回归的北岛，此刻当红的梁文道，晚年出来反共的周孝正，跟共产党做生意失败的袁弓夷，最近失言的严歌苓，及到了安全自由世界才成为反贼的各种同胞们····· 在我看来他们这些人，通常相信两种迷思和选择： 1，只有进入体制才能改造体制，这点在是我18岁之后和上海一批所谓“补墙派”争论的最多的内容。（他们中很多人做到高官，有些人64下台，有些仍在位置上，到了副国级）； 2，他们觉得可以和体制周旋的同时，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点良心，至少不作恶。 有第一种迷思的人，只有当体制某天做的恶超过了他们道德可以承受的范围，或者他们在体制中支持的那一派失势，迫使他们和体制决裂；第二种人，不到体制的铁拳直接砸在脑上，走头无路时，他们完全可以和这个体制相安无事一辈子。 简单究其原因的话，首先是整个中国社会从历史到现实，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历来非常匮乏（以哈维尔为一极，桑塔格为另外一极的标准衡量）。如果从中国有自己所谓先天下之忧后忧的情怀来看，中国的文人志士至少存在在两个部分的问题：一个是这里的天下常常讲的是，天子治下的天下，文人的功名成就在于能否辅佐这个天下。这就成了大部分人选择进入体制的一个底层逻辑。虽然这其中也有中国式的道德观，只是其标准和今天我们说的道德感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个是这种认知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投射出来的天下观，让他们看不清楚在他们1，想扮演的角色；2，可能扮演的角色；3，应该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关系。结果必然是因为体制过于强大，他们无法承担自许的角色而失败，同时因为没有扮演应该的社会角色而失职。 结果必然是，他们想承担和希望承担的角色，和自己实际的能力包括专业要求的知识不相称。而前者的错觉又让他们不理解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比如批评权力，争取基本自由，捍卫人权和维护公义等。 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落差和角色错位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我们自然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特有的多重人格。他们一方面可以是对这个体制认识最深的人（我们随便看看这次就李克强之死后国人里里外外的评论就知道明白人有多少），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是最现实的人，最犬儒的人。他们身上强烈的现世生存的要求，可以让他们的精神部分完全不露痕迹，而道德部分在可视的意义上基本瘫痪。 我很期待吴国光先生能够早早写一篇专论，把所思所想跟我们分享。我自己思考和观察这个问题也有几十年了，因目前时间精力有限，先写一点思路给各位参考。 最后的一点建议是，从基本哲学思辩的角度出发，一个人需要非常诚实的回溯自己整个成长经历，其中哪些影响和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人格，在人生最关键部分的选择上，究竟占优先的价值尺度为何？ 我以为，不经过这样一个自我苛责的过程，我们就会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各种的借口，从而将自己过往缺失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