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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写作自由高歌：严歌苓获“自由写作奖”
独立中文笔会10月5日在台湾举行2023年年会，并颁发第20届“自由写作奖”给华裔美籍作家严歌苓，将第13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颁发给了中国民运人士陈云飞。现居住在德国的严歌苓原本计划亲自来台领奖，但因出发前不慎受伤而取消行程，改以影片方式致词。
中央社报道说：严歌苓通过影片发表感言表示，这个奖项是个鼓励，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获得这个奖项是非常独特、特殊、重要的，“因为这个奖项鼓励了我这个终于可以不再受到审查与任何限制，独立而自由的写作者”。
她说，会将这个奖项当作鼓励，写出更代表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的好作品，“希望这些作品将会是我生命最后阶段，最好的作品”。
64岁的严歌苓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留学，在海外华人作家中颇具影响力，享誉世界文坛。她能以中英文创作，作品获奖无数，还获得许多电影改编，例如：“少女小渔”、“扶桑”、“天浴”、“陆犯焉识、“芳华”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大作和畅销书。严歌苓写作出版和作品改编电影的过程也使她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经历了不同的故事。
严歌苓1992年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当时获得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严歌苓曾经回忆说：“李安将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我的名字被知道了，后来我的其他作品陆续得了9个台湾的文学奖。得奖成了活广告，让我在出版界一路顺遂。我希望能多多回馈台湾。”
但在中国大陆，随着政治空气的恶化，严歌苓从当红作家成了所谓的“异议作家”、“维权人士”。严歌苓为自己维权的故事慢慢为人所知：大陆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是以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但2020年11月“一秒钟”要发行时，中国政府要求发片商必须在影片致谢名单中删除“严歌苓”的名字。
严歌苓说：当时她虽然生气，但她说：“我体谅片商在中国内部的现实困境，但当这部影片在海外发行时，片商竟然也不恢复我的贡献署名，这就是剽窃，我完全不能接受。你到了海外不能这样，不能不顾国际法则，把中国的审查制度蔓延到国外，实在无法无天。”
严歌苓更不能接受的是，事发后有西方影剧媒体採访她关于这件事情，随后却自动消音，不愿意报导，明显是受到北京的压力。严歌苓说：“国外媒体都能被共产党收买，这令人感到丢脸。”
严歌苓的作品名字最后在中国遭到全面封杀，是因她撰文批评北京当局隐瞒新冠疫情、因她在接受采访时声援了“铁链女”，并附和主持人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的表述。严歌苓最后被中国列入黑名单，遭到中国审查机制全面封杀，她的名字在中国网路上一度也成为敏感词。
严歌苓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米拉蒂”，以中国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幻灭”为主题，故事从文革、武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返城、劳教、严打一直贯穿至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严歌苓曾说新书“米拉蒂”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本在完全自由环境下创作、完全未经审查的书”，呈现了她的内心所想。
她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她现在可以不理睬过去在中国不得不妥协的审查制度而好好让作品问世。接下来，她希望挖掘更多好作品，让一些质量好却被封杀的作品有机会让世人看到。谈起自己过去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或多或少都因审查被迫修改，她希望未来会陆续把这些曾“被动手脚”的作品原样都找回来。
严歌苓告诉美国之音：“米拉蒂”这本书是她献给80年代的一首輓歌，“长辈们过去在文革中所经受的，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现在正在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断重複，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她希望用文学艺术来为中华民族书写历史，“有些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让我们这个民族去忘记掉像文革、六四这些历史事件，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不成其为中华民族”。
严歌苓在专访中坦言曾一度罹患忧郁症。医生对她说，若服药可能失去她的创作能力，但严歌苓说，她首先是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像她当年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离开中国，“首先是要能自由，能说真话”，然后才看能不能写作。
被问到在言论箝制与思想管控下，在中国的作家是否还有创作空间、知识分子是否还有脊梁与担当？严歌苓认为：“他们不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才智、最大的聪明，发挥在怎么写好这些作品，而是要消磨在怎样去写的隐晦、写得圆滑、可以过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
严歌苓不认为谁有任何权利去苛责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但是她只是希望，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有像耿潇男、像高瑜、像方方这样的勇气，说出一句你真心想说的话来，我想这会对我们的中华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有多大的补救”。
严歌苓坦言：因为自己说真话而失去大笔财富，但她说自己一向是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的人，“有人受委屈，我就想帮忙，难道中国民间有人受了委屈，我都不说话吗？我若因为利益而不让良知说话，结果会非常不喜欢自己，那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生活。”
严歌苓不仅“站着”写作，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她希望透过自己的出版社、号召同路人，告别审查时代，共同建立影响力强大的华语写作社区，甚至以后能建立文学奖，鼓励更多新一代优质作家。
独立中文笔会10月5日在台湾举行2023年年会，并颁发第20届“自由写作奖”给华裔美籍作家严歌苓，将第13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颁发给了中国民运人士陈云飞。现居住在德国的严歌苓原本计划亲自来台领奖，但因出发前不慎受伤而取消行程，改以影片方式致词。
中央社报道说：严歌苓通过影片发表感言表示，这个奖项是个鼓励，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获得这个奖项是非常独特、特殊、重要的，“因为这个奖项鼓励了我这个终于可以不再受到审查与任何限制，独立而自由的写作者”。
她说，会将这个奖项当作鼓励，写出更代表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的好作品，“希望这些作品将会是我生命最后阶段，最好的作品”。
64岁的严歌苓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留学，在海外华人作家中颇具影响力，享誉世界文坛。她能以中英文创作，作品获奖无数，还获得许多电影改编，例如：“少女小渔”、“扶桑”、“天浴”、“陆犯焉识、“芳华”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大作和畅销书。严歌苓写作出版和作品改编电影的过程也使她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经历了不同的故事。
严歌苓1992年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当时获得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严歌苓曾经回忆说：“李安将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我的名字被知道了，后来我的其他作品陆续得了9个台湾的文学奖。得奖成了活广告，让我在出版界一路顺遂。我希望能多多回馈台湾。”
但在中国大陆，随着政治空气的恶化，严歌苓从当红作家成了所谓的“异议作家”、“维权人士”。严歌苓为自己维权的故事慢慢为人所知：大陆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是以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但2020年11月“一秒钟”要发行时，中国政府要求发片商必须在影片致谢名单中删除“严歌苓”的名字。
严歌苓说：当时她虽然生气，但她说：“我体谅片商在中国内部的现实困境，但当这部影片在海外发行时，片商竟然也不恢复我的贡献署名，这就是剽窃，我完全不能接受。你到了海外不能这样，不能不顾国际法则，把中国的审查制度蔓延到国外，实在无法无天。”
严歌苓更不能接受的是，事发后有西方影剧媒体採访她关于这件事情，随后却自动消音，不愿意报导，明显是受到北京的压力。严歌苓说：“国外媒体都能被共产党收买，这令人感到丢脸。”
严歌苓的作品名字最后在中国遭到全面封杀，是因她撰文批评北京当局隐瞒新冠疫情、因她在接受采访时声援了“铁链女”，并附和主持人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的表述。严歌苓最后被中国列入黑名单，遭到中国审查机制全面封杀，她的名字在中国网路上一度也成为敏感词。
严歌苓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米拉蒂”，以中国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幻灭”为主题，故事从文革、武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返城、劳教、严打一直贯穿至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严歌苓曾说新书“米拉蒂”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本在完全自由环境下创作、完全未经审查的书”，呈现了她的内心所想。
她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她现在可以不理睬过去在中国不得不妥协的审查制度而好好让作品问世。接下来，她希望挖掘更多好作品，让一些质量好却被封杀的作品有机会让世人看到。谈起自己过去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或多或少都因审查被迫修改，她希望未来会陆续把这些曾“被动手脚”的作品原样都找回来。
严歌苓告诉美国之音：“米拉蒂”这本书是她献给80年代的一首輓歌，“长辈们过去在文革中所经受的，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现在正在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断重複，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她希望用文学艺术来为中华民族书写历史，“有些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让我们这个民族去忘记掉像文革、六四这些历史事件，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不成其为中华民族”。
严歌苓在专访中坦言曾一度罹患忧郁症。医生对她说，若服药可能失去她的创作能力，但严歌苓说，她首先是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像她当年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离开中国，“首先是要能自由，能说真话”，然后才看能不能写作。
被问到在言论箝制与思想管控下，在中国的作家是否还有创作空间、知识分子是否还有脊梁与担当？严歌苓认为：“他们不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才智、最大的聪明，发挥在怎么写好这些作品，而是要消磨在怎样去写的隐晦、写得圆滑、可以过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
严歌苓不认为谁有任何权利去苛责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但是她只是希望，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有像耿潇男、像高瑜、像方方这样的勇气，说出一句你真心想说的话来，我想这会对我们的中华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有多大的补救”。
严歌苓坦言：因为自己说真话而失去大笔财富，但她说自己一向是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的人，“有人受委屈，我就想帮忙，难道中国民间有人受了委屈，我都不说话吗？我若因为利益而不让良知说话，结果会非常不喜欢自己，那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生活。”
严歌苓不仅“站着”写作，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她希望透过自己的出版社、号召同路人，告别审查时代，共同建立影响力强大的华语写作社区，甚至以后能建立文学奖，鼓励更多新一代优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