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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的和平方案：“肢解德国”和“种族隔离”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指望战败会改变战败者的心态，并使他们热爱和平，这是没有用的。他们只会在征服无望的情况下保持和平。有人设想，被击败之后，德国的任何政党都会放弃侵略和自愿实施真诚合作的政策。任何基于此设想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如果存在成功发动新的侵略的现实机会，任何反战的德国政治家，都会遭遇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Erzberger）和拉特瑙的命运。
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恢复理智。他们会记起，现代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会找回席勒和歌德的理想之路。但这种拨乱反正，必须出自德国人的内心。它不可能来自战胜国军队对德国（也包括日本和意大利）的强压，不可能来自外国导师的强制教育。德国人必须明白，他们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无异于自杀，它已经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罪恶。他们将不得不自发地拒绝他们目前的信条，重新采纳他们今天鄙夷地称为“基督教式”的、“西方”的和“犹太式”的观念。在他们本族人民中，将不得不出现这样一些人物，这些人会对德国人民说出圣•雷米吉乌斯（Saint Remigius）在为克洛维国王（King Clovis）洗礼时所说的话：“热爱你曾烧毁之物，烧掉你曾热爱之物。”
有些群体曾策划了政治性肢解德国的计划。他们回想起德意志邦联时代（Deutscher Bund，1815年-1866年），德意志被分解为大约四十个主权国家，那段时间，德意志人不敢发动侵略。那些年，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蒸蒸日上。如果所有日耳曼王公都履行给予公民议会制度之义务——这一义务是维也纳体系的处置方案对他们的要求——德意志人就没有理由改变他们的政治组织形态。德意志联邦保护他们不受外国侵略，并阻止他们发动征服战争。因此，这一体系对德意志和整个欧洲都有利。
这些晚出的梅特涅亲王的颂扬者忽略了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时候的德国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民族观念与当代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他们珍爱席勒所称颂的价值观。席勒在其未完成的诗稿《德意志的伟大》中说道：
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二者有所不同；
德意志的领袖
不能专享民族的光荣。德意志人的价值观
与政治观分道扬镳。即使帝国走向歧路，
德意志的尊严仍无损分毫。它是道德上的崇高，
是民族文明与品格的骄傲。不管政治如何变幻，
它都始终屹立不倒。
（原注：引文出自卡希尔《自由与形式》，《德国精神史研究》(柏林,1916),第475页后。）
这就是十九世纪早期德国人的观念。在全世界朝着真正的自由主义进军时，德国人也曾是热情万丈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德意志邦联不曾是专制王公们的政权，他们也会将它视作令人满意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今天这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德国人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得不面对非常严峻的经济问题，他们的国家控制主义偏见阻碍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看到征服生存空间以外的其他任何解决方案。他们崇拜席勒曾经希望消灭的“野性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通过将帝国分解成数十个独立国家来颠覆民族主义。在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热情都会迅速爆燃；即使每一部分的名义独立会保持到新的全民总动员之日，尚武的精神也会事实上协调和统一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中欧历史本来可能走上另一种发展进程。通过在校上学或在家学习而接受了经典德语教育，并与不使用地方方言的人交流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使用另一种当代语言或自己的语言。一群讲低地德语（platt）的人创造了荷兰语；另外，更多讲低地德语的族群加入高地德语社区。使荷兰人民成为一个有自己语言的民族的政治和经济进程，本可能给德语群体带来更重要的削减。如果反宗教改革运动和耶稣会主义没有破坏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所有精神自由、智识自由和文学自由，萨克森的官方语言——其至高地位要归功于路德的《圣经版本》和宗教改革头两百年新教徒们的著作——可能在巴伐利亚方言中发展出来的书面语言中发现一个重要对手。甚至关于施瓦本方言（Swabian dialect）和东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与波罗的海沿岸的惯用语，人们也可以进一步沉迷于这类遐想。但是，这些梦想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和政治现实。日耳曼人今天是欧洲人数最多的语言族群。国家控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德语族群中的大部分人都强烈肯定民族-国家化原则；他们想要一个包括所有讲德语的人在内的统一的日耳曼国家。奥地利和瑞士拒绝这些计划，渴望待在德意志帝国之外，法国和英国对此并没有什么功劳。相反，在自杀式的自恋中，先是法国，后来是英国做了太多削弱奥地利和助长普鲁士野心的事情。波旁王朝的国王们不仅与普鲁士，甚至还与土耳其一起联手与奥地利作战（译注：历史上，从15-18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争夺东南欧的霸权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在18世纪的奥土战争中，法国曾经帮助土耳其，迫使奥地利在军事上占优的情况下退出战争。）。在七年战争（译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是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于1756年5月17日开始，1763年结束，持续时间长达七年，故称七年战争。）中，英国是普鲁士的盟友。拿破仑三世攻打奥地利干什么？当今的轴心同盟（Axis constellation）（译注：轴心同盟是二战时期以德国为核心的一个国家联盟，除了亚洲的日本，还有欧洲的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只是1866年联盟的复活，当时普鲁士和意大利攻击奥地利，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准备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发动叛乱，罗马尼亚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试图武装起来，发动最后一击。那时候，无论是巴黎还是伦敦的政府和公众舆论都同情侵略者。法国人和英国人只是在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在为“普鲁士崛起之路”（pour le roi de Prusse）服务。
如果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或者不同语言族群至少在规模上更加对等，我们的问题就会更简单。但是，德意志帝国内有七千万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在列，这是当今政治的一个基准，一个必然的起点。不可能通过肢解帝国而将它置之一旁。认为能以此方式解决问题，那是一种致命的错觉。诚然，捍卫奥地利和瑞士的独立，必是未来重建欧洲的所有计划的首要目标。但是，肢解旧帝国（Altreich，如德国人所说，区别于包括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在内的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会是一项徒劳的举措。
克里孟梭有句名言：两千万日耳曼人太多了。一些狂热分子建议将全体灭绝所有纳粹作为万全之计。这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从纳粹的观点看，这也是整体战争的逻辑结果。纳粹的全面胜利观念就包含彻底消灭法国人、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的意思；而且他们已经启动了这项计划。因此，如果盟国从灭绝帝国中的“雅利安”公民的胜利中获益，纳粹也不能合逻辑地称之为不公平或者野蛮。意大利人、日本人、马札尔和罗马尼亚也如此。但是，盟国不像纳粹和法西斯那样残暴。
有些作者认为，语言混杂的人口问题可以通过强制移民和交换少数族群来解决。他们提到，采用这种做法的土耳其和希腊据称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这看上去确实是处理语言混杂所带来的不悦后果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将吵吵闹闹的族群分开来，然后你就能防止他们进一步争斗。
然而，这些计划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漠视了当代敌对情绪的根本问题——地表不同部分的不均等。（译注：指在国家控制主义之下，不同地区自然资源不均等本身引发了族群和国家的互相敌视。）语言混杂是那些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人们移民的结果。工人从劳动边际生产率更低的地方移向更高的地方，换句话说，从人口相对过剩之地移向人口不足之地。阻止这类移民或试图诉诸强行驱逐和遣返移民来消除语言混杂的后果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加剧冲突。
农民也是如此。例如，巴纳特（Banat），这个欧洲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就有日耳曼农民。这些人在十八世纪就移民至此。那时，该地区出于非常低水平的文明阶段，人口稀少，且被土耳其的暴政和持续的战争破坏殆尽。今天，班纳特是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争议的焦点。日耳曼少数民族是这三者的眼中钉。他们很乐意清除这里的日耳曼人。但是，他们能给日耳曼人提供何种补偿，以交换其农场呢？在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国家，并没有塞尔维亚人或罗马尼亚人拥有的农场，在德国边境上也没有归匈牙利人所有的等质农场。征没和驱逐日耳曼农民不会是通往和平的一步，它只会制造新的枉屈。类似的情形遍及东欧。
那些处于“种族隔离即可解决当今国际问题”幻觉中的人，对现实视而不见。澳大利亚人在他们国家成功地维系了语言和种族的同一性，正是这样一种事实促使日本发动了侵略。闭关政策是我们时代战争的根源之一。
在英国和美国，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德国之前景感到恐惧。他们害怕被共产主义传染。但是，这些焦虑是没有根据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疾病，它不会通过细菌传播。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共产主义逼近自己的边界而患上共产病。无论美国或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集团是否有机会上台执政，都应由这些国家的公民的观念负责。一个国家内部亲共产主义的倾向与其邻国是否实行共产主义无关。
如果德国转向共产主义，那么干预德国就不是外国的任务。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大量共产主义之友会反对本国阻止一个国家采用那种他们自己认为唯一有益的制度，他们甚至支持自己国家也采用这一制度。而另一方面，聪明的共产主义反对者则会对此表示不解，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国家要提出阻止德国人自残的主张。共产主义的缺陷将使德国的工业组织瘫痪和解体，从而比任何外国干涉都能更有效地削弱其军事力量。
俄国的军事力量在于其领土广袤和偏远。俄国坚不可摧，因为其领土如此宽广和不可逾越。入侵者曾经击败过俄国军队，但是没有谁成功地克服了地理障碍。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兴登堡和希特勒都曾穿透防线深入俄国内部，他们的胜利进军本身就意味着其军队之覆灭。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以及四十年前的日本（译注：指1904年日俄战争。）只是蹭了蹭沙皇帝国的边沿。目前的战争已经再次证明了旧普鲁士军事学说的论点：击败俄国军事力量是徒劳的。在轻松占领了几十万平方英里土地以后，纳粹军队被这个国家的广袤领土拖垮了。入侵将领在俄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安全地撤出其军队。无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并没有削弱俄国击退侵略的能力；也没有改变地理因素。如果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全面清算资产阶级和以苏联模式的官僚社会主义取代统制经济模式——会严重削弱甚至摧毁德国出口工业成品的能力。那些相信共产主义德国会像俄国一样重新武装的人没有认识到两个国家的根本区别。俄国无须被迫进口外国原料，而德国则必须这样做。但如果德国无法出口工业成品，那么德国就不可能进口重整军备所需的所有原料。纳粹偏爱统制经济制度甚于苏联制度的原因是，他们充分认识到由政府职员直接管理的企业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正是德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了打造可怕的“闪电战”战争机器所需的原料。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伤害俄国的防御潜力，但它会毁灭德国的防御潜能。
德国共产主义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不可避免的经济失败，可能会复活纳粹主义因本次战争失败而丧失的民望。正是纳粹政权带来的这种不如人意的结果，现在正在使共产主义在德国大众中颇受欢迎，共产主义的糟糕后果可能也会有助于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的问题正在于此：德国没有哪个政党打算支持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并且看上只有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是：（1）纳粹主义，即德国模式的全盘计划的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和（2）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俄国模式的国家直接管理的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都不能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它们都会促使德国走向征服更多生存空间的政策。
译注：
（1）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1921年8月），德国政治家。1919年至1920年担任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长。作为中央党人，他从1917年开始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作为帝国政府的授权代表签署了德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因此他被右翼恐怖集团“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拉特瑙，见第六章第七节注释。他也是被纳粹暗杀的政治人物。
（2）圣·雷米吉乌斯，Saint Remigius（437—533），是兰斯的主教和“法兰克的使徒”。496年12月25日，他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洗礼。这种洗礼导致整个法兰克民族皈依基督教，这对教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也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克洛维是而克洛维米塞斯此处所引用的，正是这次洗礼时他说过的话。
（3）梅特涅是维也纳会议时参与策划维也纳体系的代表人物，是当时肢解德意志的主要推手。简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859年6月），是十九世纪著名奥地利外交家，保守主义者政治家。梅特涅于1801年后相继成为奥地利驻萨克森、普鲁士、法国大使。自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15年主持维也纳会议，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帝国首相。任内成为“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的核心人物，他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在欧洲形成以“正统主义”和“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维也纳体系）达三十余年。
（4）低地德语（Platt-Deutsch）：广泛分布于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德语方言体系，包括东低地德语——包括柏林、梅伦堡等地区所使用的东、西普鲁士德语、低地萨克森语——北美堪萨斯的德裔群体所使用的方言，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绝大多数城市、以及荷兰东南部很多省的一部分使用的方言、低地法兰克语——包括标准荷兰语、比利时的弗莱芒语。在德国地区，低地德语后来逐渐被标准德语取代，现在使用者甚少。
（5）施瓦本语，又称士瓦本语(Schwäbisch)，是高地德语中阿勒曼尼语的方言，通行于涵盖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包括斯图加特在内的许多地方的士瓦本地区、被称为士瓦本阿尔卑斯(Swabian Alb)的乡村地区和巴伐利亚等地，士瓦本语也通行于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等地的多瑙士瓦本人(Donauschwaben/Danube Swabian)之间。
（6）Altreich，它本来是一个指称古代德意志王国的历史名词，但是在近现代史上特指1938年以前的纳粹德国，它不包括后来被纳粹吞并的奥地利和原属捷克的苏台德地区。
（7）巴纳特是中欧的地理和历史地域，现在是三个国家的领土。其东部属于罗马尼亚，西部位于塞尔维亚 (大部分位于伏伊伏丁那，其余位于中塞尔维亚)，北部少量土地属于匈牙利。巴纳特属于潘诺尼亚平原的一部分，东方是南喀尔巴阡山脉，南方是多瑙河、西方是蒂萨河、北方是穆列什河。其历史首都是蒂米什瓦拉，位于罗马尼亚的蒂米什县。
（8）查理十二世，又称卡尔十二世（1682年6月—1718年11月），瑞典国王，终身未婚。他在位期间，因为过度从事的军事远征，导致先胜后败，输给俄罗斯的彼得一世，瑞典由北欧霸主衰退为二流国家。虽然伏尔泰赞扬他为军事天才与伟大英雄，但也有相反的评价认为他是疯狂的恶霸与嗜血的好战者；有的学者称其为“18世纪初的小拿破仑”，表示他和拿破仑高度相似，都具有军事天才的能力与征俄失败的命运。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指望战败会改变战败者的心态，并使他们热爱和平，这是没有用的。他们只会在征服无望的情况下保持和平。有人设想，被击败之后，德国的任何政党都会放弃侵略和自愿实施真诚合作的政策。任何基于此设想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如果存在成功发动新的侵略的现实机会，任何反战的德国政治家，都会遭遇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Erzberger）和拉特瑙的命运。
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恢复理智。他们会记起，现代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会找回席勒和歌德的理想之路。但这种拨乱反正，必须出自德国人的内心。它不可能来自战胜国军队对德国（也包括日本和意大利）的强压，不可能来自外国导师的强制教育。德国人必须明白，他们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无异于自杀，它已经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罪恶。他们将不得不自发地拒绝他们目前的信条，重新采纳他们今天鄙夷地称为“基督教式”的、“西方”的和“犹太式”的观念。在他们本族人民中，将不得不出现这样一些人物，这些人会对德国人民说出圣•雷米吉乌斯（Saint Remigius）在为克洛维国王（King Clovis）洗礼时所说的话：“热爱你曾烧毁之物，烧掉你曾热爱之物。”
有些群体曾策划了政治性肢解德国的计划。他们回想起德意志邦联时代（Deutscher Bund，1815年-1866年），德意志被分解为大约四十个主权国家，那段时间，德意志人不敢发动侵略。那些年，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蒸蒸日上。如果所有日耳曼王公都履行给予公民议会制度之义务——这一义务是维也纳体系的处置方案对他们的要求——德意志人就没有理由改变他们的政治组织形态。德意志联邦保护他们不受外国侵略，并阻止他们发动征服战争。因此，这一体系对德意志和整个欧洲都有利。
这些晚出的梅特涅亲王的颂扬者忽略了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时候的德国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民族观念与当代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他们珍爱席勒所称颂的价值观。席勒在其未完成的诗稿《德意志的伟大》中说道：
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二者有所不同；
德意志的领袖
不能专享民族的光荣。德意志人的价值观
与政治观分道扬镳。即使帝国走向歧路，
德意志的尊严仍无损分毫。它是道德上的崇高，
是民族文明与品格的骄傲。不管政治如何变幻，
它都始终屹立不倒。
（原注：引文出自卡希尔《自由与形式》，《德国精神史研究》(柏林,1916),第475页后。）
这就是十九世纪早期德国人的观念。在全世界朝着真正的自由主义进军时，德国人也曾是热情万丈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德意志邦联不曾是专制王公们的政权，他们也会将它视作令人满意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今天这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德国人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得不面对非常严峻的经济问题，他们的国家控制主义偏见阻碍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看到征服生存空间以外的其他任何解决方案。他们崇拜席勒曾经希望消灭的“野性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通过将帝国分解成数十个独立国家来颠覆民族主义。在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热情都会迅速爆燃；即使每一部分的名义独立会保持到新的全民总动员之日，尚武的精神也会事实上协调和统一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中欧历史本来可能走上另一种发展进程。通过在校上学或在家学习而接受了经典德语教育，并与不使用地方方言的人交流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使用另一种当代语言或自己的语言。一群讲低地德语（platt）的人创造了荷兰语；另外，更多讲低地德语的族群加入高地德语社区。使荷兰人民成为一个有自己语言的民族的政治和经济进程，本可能给德语群体带来更重要的削减。如果反宗教改革运动和耶稣会主义没有破坏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所有精神自由、智识自由和文学自由，萨克森的官方语言——其至高地位要归功于路德的《圣经版本》和宗教改革头两百年新教徒们的著作——可能在巴伐利亚方言中发展出来的书面语言中发现一个重要对手。甚至关于施瓦本方言（Swabian dialect）和东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与波罗的海沿岸的惯用语，人们也可以进一步沉迷于这类遐想。但是，这些梦想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和政治现实。日耳曼人今天是欧洲人数最多的语言族群。国家控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德语族群中的大部分人都强烈肯定民族-国家化原则；他们想要一个包括所有讲德语的人在内的统一的日耳曼国家。奥地利和瑞士拒绝这些计划，渴望待在德意志帝国之外，法国和英国对此并没有什么功劳。相反，在自杀式的自恋中，先是法国，后来是英国做了太多削弱奥地利和助长普鲁士野心的事情。波旁王朝的国王们不仅与普鲁士，甚至还与土耳其一起联手与奥地利作战（译注：历史上，从15-18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争夺东南欧的霸权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在18世纪的奥土战争中，法国曾经帮助土耳其，迫使奥地利在军事上占优的情况下退出战争。）。在七年战争（译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是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于1756年5月17日开始，1763年结束，持续时间长达七年，故称七年战争。）中，英国是普鲁士的盟友。拿破仑三世攻打奥地利干什么？当今的轴心同盟（Axis constellation）（译注：轴心同盟是二战时期以德国为核心的一个国家联盟，除了亚洲的日本，还有欧洲的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只是1866年联盟的复活，当时普鲁士和意大利攻击奥地利，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准备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发动叛乱，罗马尼亚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试图武装起来，发动最后一击。那时候，无论是巴黎还是伦敦的政府和公众舆论都同情侵略者。法国人和英国人只是在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在为“普鲁士崛起之路”（pour le roi de Prusse）服务。
如果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或者不同语言族群至少在规模上更加对等，我们的问题就会更简单。但是，德意志帝国内有七千万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在列，这是当今政治的一个基准，一个必然的起点。不可能通过肢解帝国而将它置之一旁。认为能以此方式解决问题，那是一种致命的错觉。诚然，捍卫奥地利和瑞士的独立，必是未来重建欧洲的所有计划的首要目标。但是，肢解旧帝国（Altreich，如德国人所说，区别于包括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在内的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会是一项徒劳的举措。
克里孟梭有句名言：两千万日耳曼人太多了。一些狂热分子建议将全体灭绝所有纳粹作为万全之计。这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从纳粹的观点看，这也是整体战争的逻辑结果。纳粹的全面胜利观念就包含彻底消灭法国人、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的意思；而且他们已经启动了这项计划。因此，如果盟国从灭绝帝国中的“雅利安”公民的胜利中获益，纳粹也不能合逻辑地称之为不公平或者野蛮。意大利人、日本人、马札尔和罗马尼亚也如此。但是，盟国不像纳粹和法西斯那样残暴。
有些作者认为，语言混杂的人口问题可以通过强制移民和交换少数族群来解决。他们提到，采用这种做法的土耳其和希腊据称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这看上去确实是处理语言混杂所带来的不悦后果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将吵吵闹闹的族群分开来，然后你就能防止他们进一步争斗。
然而，这些计划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漠视了当代敌对情绪的根本问题——地表不同部分的不均等。（译注：指在国家控制主义之下，不同地区自然资源不均等本身引发了族群和国家的互相敌视。）语言混杂是那些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人们移民的结果。工人从劳动边际生产率更低的地方移向更高的地方，换句话说，从人口相对过剩之地移向人口不足之地。阻止这类移民或试图诉诸强行驱逐和遣返移民来消除语言混杂的后果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加剧冲突。
农民也是如此。例如，巴纳特（Banat），这个欧洲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就有日耳曼农民。这些人在十八世纪就移民至此。那时，该地区出于非常低水平的文明阶段，人口稀少，且被土耳其的暴政和持续的战争破坏殆尽。今天，班纳特是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争议的焦点。日耳曼少数民族是这三者的眼中钉。他们很乐意清除这里的日耳曼人。但是，他们能给日耳曼人提供何种补偿，以交换其农场呢？在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国家，并没有塞尔维亚人或罗马尼亚人拥有的农场，在德国边境上也没有归匈牙利人所有的等质农场。征没和驱逐日耳曼农民不会是通往和平的一步，它只会制造新的枉屈。类似的情形遍及东欧。
那些处于“种族隔离即可解决当今国际问题”幻觉中的人，对现实视而不见。澳大利亚人在他们国家成功地维系了语言和种族的同一性，正是这样一种事实促使日本发动了侵略。闭关政策是我们时代战争的根源之一。
在英国和美国，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德国之前景感到恐惧。他们害怕被共产主义传染。但是，这些焦虑是没有根据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疾病，它不会通过细菌传播。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共产主义逼近自己的边界而患上共产病。无论美国或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集团是否有机会上台执政，都应由这些国家的公民的观念负责。一个国家内部亲共产主义的倾向与其邻国是否实行共产主义无关。
如果德国转向共产主义，那么干预德国就不是外国的任务。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大量共产主义之友会反对本国阻止一个国家采用那种他们自己认为唯一有益的制度，他们甚至支持自己国家也采用这一制度。而另一方面，聪明的共产主义反对者则会对此表示不解，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国家要提出阻止德国人自残的主张。共产主义的缺陷将使德国的工业组织瘫痪和解体，从而比任何外国干涉都能更有效地削弱其军事力量。
俄国的军事力量在于其领土广袤和偏远。俄国坚不可摧，因为其领土如此宽广和不可逾越。入侵者曾经击败过俄国军队，但是没有谁成功地克服了地理障碍。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兴登堡和希特勒都曾穿透防线深入俄国内部，他们的胜利进军本身就意味着其军队之覆灭。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以及四十年前的日本（译注：指1904年日俄战争。）只是蹭了蹭沙皇帝国的边沿。目前的战争已经再次证明了旧普鲁士军事学说的论点：击败俄国军事力量是徒劳的。在轻松占领了几十万平方英里土地以后，纳粹军队被这个国家的广袤领土拖垮了。入侵将领在俄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安全地撤出其军队。无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并没有削弱俄国击退侵略的能力；也没有改变地理因素。如果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全面清算资产阶级和以苏联模式的官僚社会主义取代统制经济模式——会严重削弱甚至摧毁德国出口工业成品的能力。那些相信共产主义德国会像俄国一样重新武装的人没有认识到两个国家的根本区别。俄国无须被迫进口外国原料，而德国则必须这样做。但如果德国无法出口工业成品，那么德国就不可能进口重整军备所需的所有原料。纳粹偏爱统制经济制度甚于苏联制度的原因是，他们充分认识到由政府职员直接管理的企业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正是德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了打造可怕的“闪电战”战争机器所需的原料。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伤害俄国的防御潜力，但它会毁灭德国的防御潜能。
德国共产主义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不可避免的经济失败，可能会复活纳粹主义因本次战争失败而丧失的民望。正是纳粹政权带来的这种不如人意的结果，现在正在使共产主义在德国大众中颇受欢迎，共产主义的糟糕后果可能也会有助于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的问题正在于此：德国没有哪个政党打算支持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并且看上只有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是：（1）纳粹主义，即德国模式的全盘计划的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和（2）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俄国模式的国家直接管理的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都不能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它们都会促使德国走向征服更多生存空间的政策。
译注：
（1）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1921年8月），德国政治家。1919年至1920年担任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长。作为中央党人，他从1917年开始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作为帝国政府的授权代表签署了德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因此他被右翼恐怖集团“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拉特瑙，见第六章第七节注释。他也是被纳粹暗杀的政治人物。
（2）圣·雷米吉乌斯，Saint Remigius（437—533），是兰斯的主教和“法兰克的使徒”。496年12月25日，他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洗礼。这种洗礼导致整个法兰克民族皈依基督教，这对教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也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克洛维是而克洛维米塞斯此处所引用的，正是这次洗礼时他说过的话。
（3）梅特涅是维也纳会议时参与策划维也纳体系的代表人物，是当时肢解德意志的主要推手。简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859年6月），是十九世纪著名奥地利外交家，保守主义者政治家。梅特涅于1801年后相继成为奥地利驻萨克森、普鲁士、法国大使。自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15年主持维也纳会议，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帝国首相。任内成为“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的核心人物，他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在欧洲形成以“正统主义”和“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维也纳体系）达三十余年。
（4）低地德语（Platt-Deutsch）：广泛分布于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德语方言体系，包括东低地德语——包括柏林、梅伦堡等地区所使用的东、西普鲁士德语、低地萨克森语——北美堪萨斯的德裔群体所使用的方言，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绝大多数城市、以及荷兰东南部很多省的一部分使用的方言、低地法兰克语——包括标准荷兰语、比利时的弗莱芒语。在德国地区，低地德语后来逐渐被标准德语取代，现在使用者甚少。
（5）施瓦本语，又称士瓦本语(Schwäbisch)，是高地德语中阿勒曼尼语的方言，通行于涵盖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包括斯图加特在内的许多地方的士瓦本地区、被称为士瓦本阿尔卑斯(Swabian Alb)的乡村地区和巴伐利亚等地，士瓦本语也通行于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等地的多瑙士瓦本人(Donauschwaben/Danube Swabian)之间。
（6）Altreich，它本来是一个指称古代德意志王国的历史名词，但是在近现代史上特指1938年以前的纳粹德国，它不包括后来被纳粹吞并的奥地利和原属捷克的苏台德地区。
（7）巴纳特是中欧的地理和历史地域，现在是三个国家的领土。其东部属于罗马尼亚，西部位于塞尔维亚 (大部分位于伏伊伏丁那，其余位于中塞尔维亚)，北部少量土地属于匈牙利。巴纳特属于潘诺尼亚平原的一部分，东方是南喀尔巴阡山脉，南方是多瑙河、西方是蒂萨河、北方是穆列什河。其历史首都是蒂米什瓦拉，位于罗马尼亚的蒂米什县。
（8）查理十二世，又称卡尔十二世（1682年6月—1718年11月），瑞典国王，终身未婚。他在位期间，因为过度从事的军事远征，导致先胜后败，输给俄罗斯的彼得一世，瑞典由北欧霸主衰退为二流国家。虽然伏尔泰赞扬他为军事天才与伟大英雄，但也有相反的评价认为他是疯狂的恶霸与嗜血的好战者；有的学者称其为“18世纪初的小拿破仑”，表示他和拿破仑高度相似，都具有军事天才的能力与征俄失败的命运。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