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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作者题记：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现更名为《开放》）1988年11月号。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
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故而，特重发此文。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一、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三、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渲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目，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四、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1949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平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与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文明，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六、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类似上面所列举的民族劣根性还很多，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1988年10月
【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
作者题记：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现更名为《开放》）1988年11月号。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
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故而，特重发此文。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一、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三、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渲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目，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四、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1949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平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与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文明，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六、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类似上面所列举的民族劣根性还很多，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1988年10月
【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