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
问：第一，如何把握历史发展的格局和进程？第二，您刚才大多都是在讲技术方面的内容，但是如果不提观念的影响，怎么解释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
阿姨：信息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种，这个词现在大家不怎么用了，但是在孟德斯鸠时代是经常用的，他们当时的术语就是你有没有“哲学的眼光”。通俗点来说，就是能不能触类旁通，从一个结论中看出这个结论赖以产生的格局，然后再用这种格局去看看它能不能够适用于其他的格局。
我刚才好像提到过一点，就是布罗代尔说过，只要金融中心是在伦敦，那么法国人无论如何打不到伦敦的，只要法国军队接近伦敦，英国的贷款送到其他国家去，法国就会不得不去打其他国家，好像是法国军队接受了英国人的号令一样。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伦敦不是唯一一个金融中心，它也不是一直是金融中心，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在伦敦不是金融中心，而其他地方是金融中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例如阿姆斯特丹以前是金融中心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对比一下，果然就发现这种情况还真是出现了。金融中心在荷兰的时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要打荷兰的时候，果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格局当中，英国的伊丽莎白和其他一些英国国王发挥了后来普鲁士国王的类似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拿了荷兰的钱去替荷兰人挡住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刀子。只要金融中心在阿姆斯特丹或荷兰别的什么地方的话，那么荷兰人总可以找到英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其他什么小邦去替它挡刀子的。但是金融中心转到伦敦以后，那么法国军队打进阿姆斯特丹，占领荷兰就变成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后来德国人也紧跟着占领了荷兰了。荷兰就变成是一种打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地方，而荷兰人的性命也就不是特别昂贵了，英国人的性命就变得特别昂贵了。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出，为什么人的命是不等价的？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人的命是非常之贵的。像现在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美国人的命是非常珍贵的，死一个美国人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死一个叙利亚人好像非常不重要。但叙利亚人还不算是最贱的，因为大家还知道叙利亚死了人。像博科圣地（正式名称是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那些组织在非洲杀了很多人，大家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知道尼日利亚那儿其实也在死人，而且死的人也不比中东死的人少。它那里人的命好像是比叙利亚人的命更贱。这是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格局比较起来的话，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结论。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如果你接近秩序中心，你的命就会很贵；如果你远离秩序中心，你的命就会变得很贱。秩序的改变和转移，立刻就会体现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就会迅速改变。例如我刚才提到，在卡法和伊斯法罕的贸易通道畅通的时候，利沃夫附近的乌克兰人的命也是很贵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都会投奔那儿；但是但泽取代那儿以后，乌克兰人的命就会一下变得很贱了。陕西人的命在唐代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贵的；但是在宋代以后就迅速变得很贱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人都从陕西出来，那一点儿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他们不从江苏出来？因为江苏人的命要贵得多。但是唐代的时候，关中应该是不会出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的。
王朝政治有一个秘诀：京师是首善之区，穷人住在京师比其他地方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天高皇帝远，一个小县官就可以杀人，如果你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住的话，县官要杀你，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你如果住在京师的话，就算是刑部尚书要杀你都很难。因为京师的官太多了。刑部尚书，他肯定会害怕户部尚书在皇帝面前告他状，他不怕你这个老百姓，但他如果要杀你这个老百姓的话，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说不定会拿这一点来打击他。他虽然是堂堂的一个刑部尚书，比起边远地区的小县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但他要杀一个人的话，那比边远地区的一个县官反而要难得多。请问为什么京师的老百姓能占这个便宜呢？答案是，他们在天子脚下，接近秩序中心。但是一旦你的城市不再是首都了，那么情况就恰好相反，你的命不但不比别人贵，而且你是最有可能被消灭的对象，因为人人都想打进首都，死人死得最多的一定是京师这个地方。
像在罗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罗马征了埃及和非洲的粮草来供应罗马的无产者吃免费的面包呢？因为他们是古代罗马公民战士的后代，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人。罗马是首善之区，别人干了活以后还需要拿出粮食来养别人，他们不用干活就可以吃别人的粮食。但是，罗马如果没有了呢，帝国一旦没有了，罗马那些居民就会堕落成为意大利最可怜的叫花子了。这也就是，同样是一个人，照汉儒的说法就叫做“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用我的说法就是，你在秩序中心，就像是猪站在风口一样，即使你是猪，站在风口上你也会飞，如果你站在秩序中心的话，即使你是笨蛋，你也会非常能干；如果你不在秩序中心的话，即使你是天才你也显得非常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的那本书，他提到一个美国人到新几内亚去，那个新几内亚酋长问他，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新几内亚人什么也没有呢？他说，应该不是新几内亚人不如美国人聪明，因为新几内亚人在丛林这个很不安全的环境中，如果不是特别聪明警觉的人，直接就死掉了。他们应该是比一般的美国人还要聪明一点，因为一般的美国人只要不是特别笨的话，都很容易活得下去。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就是因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心，而新几内亚是文明的边缘地区。这话他没有说明白，是我替他说的。我觉得从他提供的那些线索得出的结论，应该更接近于我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不是更接近于他得出的那个结论。孟德斯鸠他们所说的那种哲学的眼光，指的就是我刚才所用的那种方法，而不是什么收集史料的技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观念决定历史，具体说吧，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肯定都不是的。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戈尔巴乔夫当权的那些年代里面，还是经常看报纸或听新闻的，至少我就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当时戈尔巴乔夫给我留下的印象跟现在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差不多的，大家并不觉得他是什么改革者，而是听到他一天到晚发表各种强硬的讲话，这个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个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苏联的名词不一样，但是，我当时是个小孩子，我也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收拾你，我要收拾你，我要收拾你，该收拾谁，该收拾谁。但是最后他倒下来的时候，至少我自己——他垮台的那一年，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我是非常惊讶的，我本来以为会像苏联以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一样，应该是折腾一段以后又该镇压的镇压，把事情搞掉了。所以我很清楚，后来这些故事是双方合作编出来的。他在他在位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开明人士，他是想要强硬的，但是后来他因为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垮台以后，为了讨好西方的开明人士，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反正权力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我只有依靠打秋风过日子了。于是，虽然我原先不是开明的，但是我现在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啊，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而牺牲了自己权力的伟大人物，尽管当初没有人那么看待我。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话。就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人类是多么需要神话。因为他这段历史发生得不太远，有很多人，当时活在世上的人都是见证过这个场面的，只要记性足够好，就应该能想到他现在的公共形象跟他当时的公共形象差别是多么之大。从这就可以看出，你不能对历史抱有太大的信心。人需要神话而不需要真实的东西。历史的主要用途就是给人提供神话。
至于蒋经国嘛，他也肯定不是什么根据观念来做事的人。他在台湾留下的主要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特务头子。他是依靠情报部门起家的。他后来的神话，是大陆知识分子出于一厢情愿的希望，塑造出来扣在他头上的。台湾人虽然对他也有神话性的想象，但是Tai湾人的神话不是这样的，Tai湾人塑造的是他向本土集团交出政权的神话。这个神话也是假的，但是编造的方向和性质跟大陆人编造的这个神话又是不一样的，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编的。而真正的蒋经国呢，他最真实的面貌，留在美国情报机构对他的评估、留在苏联外交官对他的评估上，这个评估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他的才干不如蒋介石，是一个喜欢伪装、耍狡猾的人，干特务头子这一行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顿情报机关。
阿姨：信息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种，这个词现在大家不怎么用了，但是在孟德斯鸠时代是经常用的，他们当时的术语就是你有没有“哲学的眼光”。通俗点来说，就是能不能触类旁通，从一个结论中看出这个结论赖以产生的格局，然后再用这种格局去看看它能不能够适用于其他的格局。
我刚才好像提到过一点，就是布罗代尔说过，只要金融中心是在伦敦，那么法国人无论如何打不到伦敦的，只要法国军队接近伦敦，英国的贷款送到其他国家去，法国就会不得不去打其他国家，好像是法国军队接受了英国人的号令一样。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伦敦不是唯一一个金融中心，它也不是一直是金融中心，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在伦敦不是金融中心，而其他地方是金融中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例如阿姆斯特丹以前是金融中心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对比一下，果然就发现这种情况还真是出现了。金融中心在荷兰的时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要打荷兰的时候，果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格局当中，英国的伊丽莎白和其他一些英国国王发挥了后来普鲁士国王的类似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拿了荷兰的钱去替荷兰人挡住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刀子。只要金融中心在阿姆斯特丹或荷兰别的什么地方的话，那么荷兰人总可以找到英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其他什么小邦去替它挡刀子的。但是金融中心转到伦敦以后，那么法国军队打进阿姆斯特丹，占领荷兰就变成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后来德国人也紧跟着占领了荷兰了。荷兰就变成是一种打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地方，而荷兰人的性命也就不是特别昂贵了，英国人的性命就变得特别昂贵了。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出，为什么人的命是不等价的？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人的命是非常之贵的。像现在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美国人的命是非常珍贵的，死一个美国人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死一个叙利亚人好像非常不重要。但叙利亚人还不算是最贱的，因为大家还知道叙利亚死了人。像博科圣地（正式名称是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那些组织在非洲杀了很多人，大家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知道尼日利亚那儿其实也在死人，而且死的人也不比中东死的人少。它那里人的命好像是比叙利亚人的命更贱。这是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格局比较起来的话，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结论。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如果你接近秩序中心，你的命就会很贵；如果你远离秩序中心，你的命就会变得很贱。秩序的改变和转移，立刻就会体现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就会迅速改变。例如我刚才提到，在卡法和伊斯法罕的贸易通道畅通的时候，利沃夫附近的乌克兰人的命也是很贵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都会投奔那儿；但是但泽取代那儿以后，乌克兰人的命就会一下变得很贱了。陕西人的命在唐代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贵的；但是在宋代以后就迅速变得很贱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人都从陕西出来，那一点儿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他们不从江苏出来？因为江苏人的命要贵得多。但是唐代的时候，关中应该是不会出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的。
王朝政治有一个秘诀：京师是首善之区，穷人住在京师比其他地方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天高皇帝远，一个小县官就可以杀人，如果你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住的话，县官要杀你，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你如果住在京师的话，就算是刑部尚书要杀你都很难。因为京师的官太多了。刑部尚书，他肯定会害怕户部尚书在皇帝面前告他状，他不怕你这个老百姓，但他如果要杀你这个老百姓的话，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说不定会拿这一点来打击他。他虽然是堂堂的一个刑部尚书，比起边远地区的小县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但他要杀一个人的话，那比边远地区的一个县官反而要难得多。请问为什么京师的老百姓能占这个便宜呢？答案是，他们在天子脚下，接近秩序中心。但是一旦你的城市不再是首都了，那么情况就恰好相反，你的命不但不比别人贵，而且你是最有可能被消灭的对象，因为人人都想打进首都，死人死得最多的一定是京师这个地方。
像在罗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罗马征了埃及和非洲的粮草来供应罗马的无产者吃免费的面包呢？因为他们是古代罗马公民战士的后代，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人。罗马是首善之区，别人干了活以后还需要拿出粮食来养别人，他们不用干活就可以吃别人的粮食。但是，罗马如果没有了呢，帝国一旦没有了，罗马那些居民就会堕落成为意大利最可怜的叫花子了。这也就是，同样是一个人，照汉儒的说法就叫做“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用我的说法就是，你在秩序中心，就像是猪站在风口一样，即使你是猪，站在风口上你也会飞，如果你站在秩序中心的话，即使你是笨蛋，你也会非常能干；如果你不在秩序中心的话，即使你是天才你也显得非常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的那本书，他提到一个美国人到新几内亚去，那个新几内亚酋长问他，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新几内亚人什么也没有呢？他说，应该不是新几内亚人不如美国人聪明，因为新几内亚人在丛林这个很不安全的环境中，如果不是特别聪明警觉的人，直接就死掉了。他们应该是比一般的美国人还要聪明一点，因为一般的美国人只要不是特别笨的话，都很容易活得下去。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就是因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心，而新几内亚是文明的边缘地区。这话他没有说明白，是我替他说的。我觉得从他提供的那些线索得出的结论，应该更接近于我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不是更接近于他得出的那个结论。孟德斯鸠他们所说的那种哲学的眼光，指的就是我刚才所用的那种方法，而不是什么收集史料的技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观念决定历史，具体说吧，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肯定都不是的。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戈尔巴乔夫当权的那些年代里面，还是经常看报纸或听新闻的，至少我就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当时戈尔巴乔夫给我留下的印象跟现在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差不多的，大家并不觉得他是什么改革者，而是听到他一天到晚发表各种强硬的讲话，这个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个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苏联的名词不一样，但是，我当时是个小孩子，我也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收拾你，我要收拾你，我要收拾你，该收拾谁，该收拾谁。但是最后他倒下来的时候，至少我自己——他垮台的那一年，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我是非常惊讶的，我本来以为会像苏联以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一样，应该是折腾一段以后又该镇压的镇压，把事情搞掉了。所以我很清楚，后来这些故事是双方合作编出来的。他在他在位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开明人士，他是想要强硬的，但是后来他因为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垮台以后，为了讨好西方的开明人士，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反正权力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我只有依靠打秋风过日子了。于是，虽然我原先不是开明的，但是我现在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啊，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而牺牲了自己权力的伟大人物，尽管当初没有人那么看待我。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话。就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人类是多么需要神话。因为他这段历史发生得不太远，有很多人，当时活在世上的人都是见证过这个场面的，只要记性足够好，就应该能想到他现在的公共形象跟他当时的公共形象差别是多么之大。从这就可以看出，你不能对历史抱有太大的信心。人需要神话而不需要真实的东西。历史的主要用途就是给人提供神话。
至于蒋经国嘛，他也肯定不是什么根据观念来做事的人。他在台湾留下的主要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特务头子。他是依靠情报部门起家的。他后来的神话，是大陆知识分子出于一厢情愿的希望，塑造出来扣在他头上的。台湾人虽然对他也有神话性的想象，但是Tai湾人的神话不是这样的，Tai湾人塑造的是他向本土集团交出政权的神话。这个神话也是假的，但是编造的方向和性质跟大陆人编造的这个神话又是不一样的，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编的。而真正的蒋经国呢，他最真实的面貌，留在美国情报机构对他的评估、留在苏联外交官对他的评估上，这个评估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他的才干不如蒋介石，是一个喜欢伪装、耍狡猾的人，干特务头子这一行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顿情报机关。